论日本军国主义与武士道、神道教的关系

军国主义,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并誓死效忠天皇.武士道是武士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崇尚勇武、誓死效忠主君.神道教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主张天皇崇拜,也赋予日本天皇神性.日本神道教不仅与武士道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而且还是日本军国主义外侵意识的根源.随着日本走向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神道教的作用下,武士道与军国主义如影随形,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为统治阶级服务.     

武士道善恶观与军国主义战争观

以封建武士的利益和生存条件为基础形成的武士道善恶观，明治以后发展成了现代日本人的善恶观，将大和民族的利益置于其它民族的利益之上，以“日本的利益”得失作为衡量善与恶和自身行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这种利己主义善恶观认同所有形式的对外战争，以掠夺为荣，将战争暴行看作为了“日本的利益”的正义之举，近现代军国主义战争中的民族疯狂，制造惨绝人寰的暴行而无丝毫罪恶感，篡改历史，美化侵略的二战史观，都源自武士道善恶观。     

论日本新军国主义

日本新军国主义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亡灵在当代的复活,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其主要表现是: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侵略罪行,修改和平宪法,扩充军事实力,频繁进行军演,插手他国事务,威胁邻国安全。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形成既有国际政治、经济因素,也有日本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因素。我们应对新军国主义的策略一是反对,二是不怕。     

战后军国主义势力复活原因浅析

国家主席江泽民曾严正指出：“日本国内确实有那么一股势力企图重温军国主义的旧梦。他们的言行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愤慨。日本今后究竟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还是别的道路，应当引起世人的高度警惕”。①在我们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进行谴责的同时，我们不禁要问：日本为何会出现军国主义势力复活的现象呢？笔者试图就此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一、日本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的深层次的原因。首先，日本民族曾信仰的“神道”，其内容有很多消极的成份，而且曾经被军国主义势力所利用。神道，是日本历史上…     

浅谈日本国民军国主义意识的形成

日本之所以对外实施军国主义侵略,对内实行军国主义统治,是因为军国主义意识已经渗透到了绝大多数国民的意识当中.其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的信仰;“绝对服从“的武士道精神的支持;对外侵略扩张传统的影响;地理环境的影响;“脱亚入欧“理论和“主权线、利益线、生命线“理论的宣扬;以军国主义教育为内容的学校教育.     

日本军国主义根源探析--岛国环境、骑马民族、历史特点与日本军国主义

以资源匮乏的岛国地理环境为基础的生存环境，缺乏长足发展的客观条件，构成日本民族依赖武力谋求利益需要的物质基础。骑马民族依赖武力的生活习性、崇尚武勇的种族精神、弱肉强食的化特征，是日本民族选择军国主义的另一重要基石。日本军国主义以生存环境和民族习性为基础，根基深厚、土壤肥沃，极易成为官民一致的共识。     

再析武士道--答某些日本学者

武士道为日本人的民族生活所孕育，既是武士的理想价值，也是全日本民族的理想价值。从9世纪到20世纪中叶，武士道积淀为日本化的传统，成为日本人的民族精神。当今日本人的生活环境并未改变，武士道土壤依然如故，早已形成的武士道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不会因为二战的失败而销声匿迹。我们不能同意某些日本学关于“武士道对日本社会并无多大影响”、“美国对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负有重要责任”的观点。     

幕末日本下级武士阶级地位的转化

众所周知,日本明治维新的骨干和领导力量是下级武士。那么,下级武士为什么会由封建制度的阶级支柱,转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骨干和领导力量呢?本文拟从三方面加以分析论述。一、下级武士的经济、政治地位低下德川幕府明令划分日本社会为“士、农、工、商”的所谓四民等级。士即武士,是统治阶级,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占有全国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德川将军是日本最大的封建主,“占有全国二千三百万石中的六百八十万石”。将军之下是上级武     

死灰复燃的日本军国主义文化

美帝国主义为了把日本变为反共基地和战争策源地,狂热地加紧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一样,它也积极策动日本反动派,恢复和加强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教育。池田勇人在1953年作为当时日本首相吉田茂的特使访问美国时,就同当时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达成秘密协议,要培养日本青少年的军国主义思想。特别是去年池田、肯尼迪会谈以后,日本军国主义文化教育的发展,达到了疯狂的阶段。     

日本教育的军国主义化

近年来,美日反动派在加速重新武装日本的同时,正在加紧推行军国主义化的教育。一九五一年日美“安全条約”签订之后,美日反动派就着手采取各种办法和手段来推行教育的軍国主义化。佐藤上台后更是变本加厉。一九六五年六月,他公开鼓吹“教育决定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叫嚣要“把青少年的勇敢和冒险心轉向世界和亚洲”。換句話說,佐藤政府要驅使日本青年为美帝国主义和日本軍国主义向亚洲和全世界的侵略扩张卖命。     

日本武士的统治思想——武士道——兼评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之四

武士道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象征和民族精神的核心要素,平安时代是私人性武装集团的道德规范和战争精神;幕府时代是武家社会的理想价值、战争精神和统治理念,左右国家的统治体制、内外政策、决策方式和运作模式,引领日本社会以武为本的发展方向;明治、大正和昭和时代初期是全社会的核心价值、军队的战争精神和统治阶级的统治理念,"忠诚的伦理观念"构成塑造日本崛起的精神动力,"武勇的战争精神"则充当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的思想渊源。     

日本20世纪30、40年代战争文学与民族主义

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膨胀,发动侵略扩张战争,日本文学卷入民族主义的漩涡。在＂日本浪漫派＂理论、＂国民文学＂论和＂近代超克＂说等民族主义文学理论的指导下,展开了一系列服务于侵略战争的文学活动,出现了＂大陆开拓文学＂、＂满洲文学＂、＂兵队文学＂、＂笔部队文学＂和＂皇民文学＂等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文学。15年战争中的日本文学,全方位地服务于侵略＂国策＂,日本文坛几乎整体沉沦。     

论日本天皇在二战中的战争责任

对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战争责任,由于美国的庇护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掩饰,日本天皇裕仁逃脱了惩罚,人们往往只怪罪日本的军国主义。事实上,除了日本军国主义外,天皇对战争负有直接责任。天皇的免责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文化传统与制度安排——以日本江户时代“奉公人”制度为例

制度是文化的产物,一种制度安排必然建立在对世界认知的基础之上,反映所在群体的共同追求。以世代传承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核心内容的民族文化传统势必会深刻影响制度的设计与选择,而制度天生具有的约束力和强制性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强化、深化文化传统。日本江户时代的“奉公人”制度就是一种与“和”观念、集团意识、等级思想、“家”原理等民族文化传统高度契合的经营管理模式,其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等人力资源管理方法一直延续至今,已经内化、沉淀成了一种社会文化。“奉公人”制度充分验证了文化传统与制度安排之间是一种相互蕴含、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     

20世纪前半期日本军国主义觊觎中国西藏的历史始末

日本自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后，走上军国主义的不归路。到了20世纪，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大陆政策”觊觎中国西藏，他们采用的伎俩：一方面拉拢宗教上层人物，培养亲日“感情”；另一方面以“留学生”“朝圣”“学经”等名义，派遣间谍，从事侵略中国西藏的阴谋活动。     

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及其教育根源

日本最近的许多政治活动表明了极端民族主义抬头的倾向。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有着深刻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但历史上日本政府对教育的指导思想也极大促进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近代以来的历次教育改革证实了这一点。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反映出日本对待历史和历史教育的一贯不诚实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为极端民族主义 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温床。极端民族主义是军国主义的前奏，其抬头的倾向足以引起亚洲其他国家的警惕。     

日本侵占辽宁时期的教科书问题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殖民当局为了利用教科书推行殖民教育的政策,先后在辽宁地区设立了关东都督府(厅)教科书编纂委员会、满铁教科书编辑系、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和伪满洲国文教部教科书统制编纂委员会等部门,专门负责为日本人开办的中国人中小学校编纂教材。他们采取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等手法,对原中国教材中"尚武"、"爱国"等内容进行篡改。当这一阴谋行径受到中国人的坚决抵制时,日本殖民者便以高压手段强制实行,直至把教科书变成了向中国子弟灌输军国主义和"皇国"史观的工具。     

明治统治集团教育改革刍议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统治集团把教育作为“富国强兵”的重要条件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他们又特别重视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同时出于自身统治利益的目的，大力提倡“爱国”、“忠君”的德育教育观。这些教育改革在促进日本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对日本最终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清代满族文学家铁保素描

满族由一个尚武民族向文化民族的过渡,至清代嘉庆、道光时期格局概定。对满族文学事业创益良多的铁保,是一位典范的北方民族诗人。他在诗歌、文论等方面的成就,以及艺术上擅长表露雄健阳刚精神魂魄、凸现满洲民族诗人浪漫狂放气质的特征,是相当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