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普法思想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商鞅的普法思想是其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利用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主张国家和政府要守信用,要有公信力;强调法律必须“明白易知”;加强制度建设——“为法置官吏”;法官问责制;奉行“重刑主义”。对今天我国的法治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关于儒家“礼”思想的几对范畴

“礼”思想是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部分。儒家“礼”思想包括礼与仁、礼与义、礼与法、礼与乐、礼与和五对范畴。“礼”思想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不同于完全依靠法律制度来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道德教化制度 ,对我们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论柏拉图的法律思想

柏拉图以“正义”作为他法律思想的出发点，强调了“人治”和“法治”的重要性，他关于国家政体和选举制度、法律体系必须服从政府的公理、犯罪和刑罚、妇女地位，婚姻、家庭等方面的一系列政治法律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同时也充分暴露了柏拉图代表的是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     

权力维度下的控制机制--浅谈福柯的法权思想

通过福柯把法律、统治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福柯的法律思想实质即法权思想，他以统治机制为切入口，以其智慧性的弥散性理解与反刍性思维方式揭示出法律的“统治权模式”必然谱系式地为法律的“统治模式”所取代的历史规律，为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提供新的思路。     

朱熹关于犯罪原因的论述

朱嘉法律思想属于伦理法律思想体系范畴。朱嘉认为“人欲”是犯罪的根源。以“人欲论”为核心，朱熹分析了产生犯罪的具体原因，即：气禀薄、德礼废坏、贫富不均、世道裹微、法不善和家教不良等。     

儒学对晚清礼法之争的影响——以伍廷芳和张之洞为考察对象

无论是礼教派还是法理派的修律思想实践都存在继承、运用儒学文化的内容。对儒学文化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促成了不同的修律思想。总体而言，伍廷芳和张之洞都继承发挥了其中“仁”、经世致用等精神。但是，张之洞视儒学为儒教，将其与封建政治紧密结合，固守其中的纲常理论，而伍廷芳则更强调儒学的社会文化意义，弱化其中三纲五常的部分，显得更为开放灵活。在修律中的表现则是：张之洞虽然积极主张并参与变法，但始终是传统伦理法内部的调节；伍廷芳则可以在继承传统法律“轻刑”、“仁爱”等思想的同时吸收现代法律中平等、尊法等内容。     

王阳明“德先法随”思想简论

王阳明法律思想主体是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目的在于挽回明朝中叶的腐败统治,他主张教化,认为教化是长治久安的上策;但同时也重视刑罚,认为刑罚是改革风俗必备手段.在特殊的历史形势下,他对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虽有诸多变通之处,但这种变通没有脱离正统法律思想的轨道,他思想目的与宗旨在于使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能够重新振兴.“德治”与“法治”的相互关系与作用的争论,从春秋战国以后从未中断过,正统法律思想中的“德刑并用、礼法结合”在王阳明个人的法律实践中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这对当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实践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三个代表"与"以德治国"

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德治国”重要思想。“以德治国”是道德与法律关系发展的逻辑结果，还是中国执政党治国思想的完善和发展?是为了进一步加快“依法治国”的进程，还是拯救道德的权宜之计?“以德治国”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是什么关系?本文试时“以德治国”的意义以及“以德治国”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初步探讨。     

赫拉克利特的法哲学思想初探

法哲学产生于古希腊，赫拉克利特可以说是第一位法哲学家，他讨论了法的本源本质，进而阐述了法的价值作用以及为法律而成战斗的要求，初步涉及了法哲学的几个基本问题，他的思想对后世的法哲学的发展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从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五十条》看汉代的生态保护思想

《四时月令五十条》以法律“诏书”的形式，确立了以“四时”为基础的自然时序和人事活动应遵循自然时序的生产生活准则，突出了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以时禁发”、“用养结合”的原则，提出了保护农业生态系统和保护林木资源、动物资源、水资源的思想，它在古代生态保护和法律吏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