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朝作家生卒年求证（二）

慧达(约342-435)严《文》“全陈文”卷18收其文一篇，“小传”但云“润州江宁县小招提寺沙门”。新近出版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卷一在“僧肇”简介中谈到《肇论》时说：“以陈慧达《肇论疏》为最早”：方立天先生《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认为“慧达的生平无从考查，有的学者断为六朝陈时人”，叙文中亦作为陈僧人。     

戏曲十二音神推考

中国传统戏曲的行业神之一“十二音神”，其组成人员的籍贯事迹及得名迄今尚未得到研究者的重视。“音神”一词可能与佛教香音神存在因缘关系，而根据对十二音神生平和道教文献的查考，十二音神的组成与形成则可能受道教经典中所阐发的“黄帝制十二音律”及道教之十二月将之说的影响。     

也谈唐代太原"黄坑"葬俗的宗教属性

唐代太原有过宗教徒“尸体送近郊以饲鸟兽”的葬俗,有两位学者认为是中亚袄教葬俗。袄教葬俗是：由办理丧事的专门人员前往收取尸体,放置到城外特建的处理丧事院落中,由院内所养家狗吃掉尸体上的肉,然后将骸骨埋葬,不用棺材。太原葬俗和这种情况不一样,应是佛教“野葬”葬俗,即僧人尸体由其弟子或同寺僧人放置于郊野、山谷,施舍给鸟兽(包括野狗)作食物,然后收遗骨起塔埋葬。这种佛教葬俗隋唐时期实行于长安、洛阳地区,太原佛教氛围浓厚,当不例外。     

唐代思想家与佛教僧人交往的原因 --读刘禹锡送僧诗

文章以个案分析,揭示了唐代思想家与佛教僧人交往的具体原因.刘禹锡与佛教僧人的交往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学习佛学方法,丰富发展儒家学说;二是在政治上失意时,事佛信佛,寻求精神寄托;三是与僧人特别是诗僧交往,多出于科学的求知精神.     

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之间的佛教交流

东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对立的南北王朝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佛教交往。许多僧人跨越南北国界，到对方政权地区驻锡，取经，传经，游方观听，寻师访道，授戒收徒。各国统治也争相礼敬交通他国高僧。每当某国法事兴盛之时，都有大量对方僧人移居于此。而在北方的几次动乱和法难中，又有大批僧人逃往南方。南北之间僧众和书信往返不断，动静相闻。因此到了南北朝后期，南北佛教教义出现了一体化趋势。南北之间密切的佛教交流，维系了双方共同的意识形态，为隋朝统一奠定了深厚的化背境。     

《说文解字》异词同训的语义分析

一先秦词义是后代汉语词义的源头，零散地见于“五经”诸子等文献典籍之中。但不管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词义，它都有着严密的系统性。这不仅从它的单个词的语义系统上表现出来，而且还表现在众多的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语义系统中，从而构成一个错综复杂、体大精深的语义系统。今天，我们研究整理先秦语义系统，除直接学习、研究“五经”、诸子等文献典籍外，还应该以《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作为出发点来对先秦词义进行系统的整理与研究。许慎《说文》是在精研五经文献的基础上，对先秦语义的总结。他“博问通人，考之于逵…     

以词组分析法辨别蒙古语中的突厥语借词

通过分析蒙古语的词组能够辨别出蒙古语中的一些突厥语借词，我们称其为词组分析法。使用词组分析法对蒙古语中由同义或近义的两个词构成的词组进行分析，发现通过此方法可以辨别出蒙古语中的一些突厥语借词。     

佛教对汉语的影响

自从佛经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经中亚僧人传入中国以后,佛教用语逐渐对汉语产生了影响。受佛经讲究音韵、便于传授的启发,汉语出现了反切注音方法。佛教的语词也大量进入汉语语汇,仅就对丁福保《佛学大词典》及《日本佛学大词典》统计,外来词语及专用名词即达三万五千余条之众。比如实际、绝对、相对、平等、世界等等这些词原来都     

从说话文学“画师的执念”看中世日本人的两种形象

日本中世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与之前的贵族时代相比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佛教盛行，佛教文学频出。“画师的执念”就是著名说话集《宇治拾遗物语》中广为人知的一篇。佛教虽经由中国传八日本，但是对古代日本人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中国。中国与外来佛教相比，思想根基一直是儒教。本文通过“画师的执念”中画师“良秀”与普通“人们”的对比，探讨中世日本人的两种人物形象．进而看一看中日信仰的不同。     

《吃茶养生记》--一个宗教医学典型案例的解析

医学史著作在论说佛教医学对于日本的影响时，大多是顾名思义地从现代有关茶之保健作用的认识角度，评价镰仓时代（1192—1333年）僧人荣西所著《吃茶养生记》的医学价值。另一方面，在诸多有关“茶文化”的著作中，也同样可以看到对于荣西及该书重要历史地位与作用的论说——不仅是中国茶文化的传播者，而且是日本“茶道”的先驱。但实际上，该书的上卷是在佛教思想的指导下，将所有疾病的原因都解释为源于“心”，同时借助中国医学理论言说苦味对于“心”的重要作用，构建起佛教教义与世俗医学理论、脏器之“心”与精神之“心”一体化的理论解释和治疗方法；下卷又从鬼魅作祟的角度解释一些疑难病症的原因，提倡使用具有“灵气”的桑作为治疗药物。上下两卷构成了一个包含外治（苦味）与内治（神灵）两面的完整宗教医学体系。其后逐渐形成的茶道，也同样不是着眼于茶的保健作用。“茶”在“茶道”中，仅仅是一个道具。     

佛教在泰国

佛教是泰国的国教。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信奉佛教。上自王家,下至百姓都采用佛教仪式。男子到了一定岁数,必须出家,削发为僧一次,一般为期三个月,泰王也须如此。在职的工作人员和服役的军人都可申请在短时间内入寺院为僧。僧侣备受社会上的尊崇,不从事生产,完全仰赖社会供养。普通僧人每当破晓就托钵外化,挨门逐户领接斋饭。各寺院将所得食物分成两餐,以供一日之食用。僧侣不禁止食肉。僧人可包办民间的喜事和丧事,并从中得到报酬。泰国设有佛教学院,是僧侣们学习、研讨佛教经典的场     

“萨满”词考

中外学者对“萨满”一词的来源及词义，历来说法不一，如果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语言及历史文献出发，对“萨满”一词的词源与词义进行重新考释，可以认为“萨满”一词不是外来语，而是中国古代女真语，其义不是“激动，不安和疯狂的人”，而是“智者”。     

"言归于好"之"言"字刍议

继王引之《经传释词》注“言归于好”之“言”为“语词”后，各类汉语工具书皆认为此“言”是助词，无实义。结合文献及声韵，认为“言”应为“我 焉”的合音词，有实义，即“我就(从此)”。清代后，“言归于好”之“言”虚化为助词，无义。     

图书拒借率问题

“拒借率’一词五十年代初开始出现于我国图书馆界文献中，该词译自英语“rate shorts”，为英美等国的商业用语“缺货率”。     

佛教传入我国时间略考

佛教传入我国以后，深受儒家、道家的影响，一步步走向了儒释道三结合的道路，一步步中国化，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佛教对于我国的哲学、文化、艺术、民族关系、民间习俗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教何时传入我国，是个千古之谜，众说纷纭，总括起来，大致有“先秦”、“泰朝”、“西汉武帝时期”、“西汉末”、“西东汉之际”和“东汉明帝永平十年”等六说。本文考证，佛教的传入时间应在两汉之际。     

中国藏学论点摘编

传教士视野中的川藏地区苯教 国外学者对川藏地区的考察研究始于清末民初。其中部分来华传教士对川藏地区苯教的认识独具特色,内容涉及苯教性质、源流探析、寺院与僧人的考察,以及苯教与佛教的关系。因其宗教背景与异域的视角,传教士在对苯教的考察研究中,较好地协调了“基督教传教士”与“文化人类学学者”之间的身份冲突。     

略论古汉语的同形反义词──兼为“反训”辨正

从“反训”谈起在古代汉语经典文献的注硫和训信专著或辞书中，我们常常可见一些语言现象，诸如“乱，治也”；”受，授也”；“故”，洲“古也”、又训“今也”；“落”，训“死也”、X训“姐也”，等等。从表面看，人们不难发现：它们训释词与被洲释词正是一对反义词（如上述前二例）；或一个词的训释词（即义项）中有两个正是一对反义词（如上述后二例）。古人概括其特点为“一字两训”，“义相反而实相因”（王念孙悟）。O这就是传统训治学之所谓“反训”。其被训释之字（词），也笼统地被称之为“反训率”或“反训词”。晋人都球首先…     

论反切起源问题

自反和合音字不是反切.自反不过是一种偶合现象,并不说明造字先民已经掌握了反切法,人们真正意识到自反是在反切通行以后.合音字记录的是语言中的一个词,是人们自发拼读的结果.反切受悉昙的直接影响而产生.汉末,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胡僧、汉僧和佛教徒从胡文转译的梵文拼音跟汉字读音的对比中通悟了拼音原理,用双声叠韵法来分析汉字字音,发明了反切.<鸠摩罗什法师通韵>是现存最早反映悉昙跟双声叠韵关系的汉语文献,据此可以推断汉末在华僧人领悟双声叠韵法的一些情况.最先把反切运用于文献注音并加以提倡和推广的是服虔、应劭等汉末的一批学者.至于魏世,反切大行.     

对现代文献观的再认识

对现代文献观的再认识邓群（一）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但是，对于孔子当时所说的“文献”到底指的是什么，自古至今，还没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解释。社会发展...     

“颇罗”新证——基于汉藏文献和对音的释名研究

“颇罗”一词作为一个物名是在中古汉语文献中开始出现的。关于“颇罗”，学者们各说纷纭，有“酒器”说、“马球”说、还有“吸管”说等。在进一步辨析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旧《唐书》的有关记载，认为“颇罗”应是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西域诸国普遍习用的饮食器具。藏语里的“酞”无论从语音、语义、形制上都与“颇罗”相符，“颇罗”一词可以在古代藏文和现代藏语中得到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