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事实推定在行政诉讼中的应用——兼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

事实推定不是民事诉讼所独有,在行政诉讼领域,由于具体行政行为种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证据确凿不应是行政诉讼审判实践中的唯一证明标准,不同种类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这为行政诉讼中事实推定的运用提供了发展空间,即当行政诉讼案件事实不明时同样可以以事实推定的方式进行认定。     

我国行政应急行为司法审查若干问题探讨

不同于常态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行政应急行为司法审查需在实定法的立法意图推断和法治的基本价值理念之中寻求合法性源流。在行政应急行为司法审查的实体性问题上,应当拓展现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发展合理性审查标准、明确应急管理规范的适用地位、规定复合型和多元化的证明责任及标准。在程序性问题上,应当明确行政应急行为的管辖法院和诉讼各方主体资格、构建公私利益兼顾的诉讼时间和时效、扩展“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从而在确保行政机关有效应对公共危机的基础上,充分保障应急过程中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优势证据规则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通过对10个行政诉讼案例的实证分析,可以观察到我国行政诉讼对优势证据规则适用的大致状况。在行政诉讼中,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主要应适用在适用简易程序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行政裁决案件、行政机关采取临时保全措施的案件以及行政机关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强制措施的案件。     

论行政处罚事实认定标准与证明标准

行政处罚事实认定标准是行政处罚程序中的查明事实行为，是自向证明活动，具有客观真实的实体性倾向。行政处罚事实认定证明标准是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证明行政处罚事实依据的证明程度，是行政机关的证明事实行为，是他向证明活动，具有法律真实的程序性倾向。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与行政处罚事实认定标准相互影响，行政处罚事实认定证明标准具有多元性。     

论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界定标准的重构

权利意识的提高,行政权力的扩张,致使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有扩大的趋势,这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界定标准提出挑战。我们应确立以行政行为对有关利益存在不利影响的标准,即以行政行为为形式标准,以行政行为被认为存在对有关权益有不利影响为实质标准来对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予以界定。     

关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问题的思考 --兼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8号司法解释第二十七条

行政诉讼被告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这是众所周知的一种法定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行政诉讼中除此以外的证明对象的举证责任分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8号司法解释第二十七条和第九十七条的规定。但考察这些规定的内在含义及其适用中可能带来的问题，不难发现它们与行政诉讼的应有之义相悖。关于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视证明对象及举证人的不同而不同；目前的法定证据制度是无奈而非理想的选择。     

试论解决民事、行政交叉案件的方式

我国立法没有规定民事、行政交叉案件的处理方法。日本的当事人诉讼虽然也能彻底解决此类纠纷，但从本质上看，是民事诉讼而非行政诉讼。我国在行政诉讼中应设立专门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以彻底解决此类纠纷。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是解决民事、行政交叉案件的最佳方式，但它并非一种独立的行政诉讼类型，我国应把它作为行政诉讼类型的补充。     

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标准

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诉讼的争议对象，审查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是行政诉讼的中心任务和最终结果，本文结合具体案例，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标准进行分析。     

论行政事实行为的司法救济

为行政事实行为提供司法救济，其实就是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中去，其既有理论依据，而且在我国现行法律之中也存在突破口，行政事实行为的司法救济包括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两种，其诉讼类型包括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和预防性诉讼。     

论证明标准在税务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证明标准是证据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一般认为证明标准可以分为优势证明标准、清楚而有说服力证明标准和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三种。本文从一个实际案例出发,详细的分析了税务行政诉讼中证明标准的适用问题。     

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证据部分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证据部分作了较大修改,虽有进步,但缺陷也很明显。将证据的定义由"事实说"改为"材料说",这一修改实无必要;增加了证据种类,但对证据的分类不合理;明确了举证责任的承担,但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需相关法律进一步完善;关于非法取证方法的规定过于笼统,应尽可能详尽地列举非法取证方法;虽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进一步完善,但该规则在实体和程序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在增加"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规定的同时保留了"如实供述义务",这种相互矛盾的规定显属不当;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方面,证据核实主体应包括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建议更换办案人可能导致规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证人和鉴定人出庭不应作出不同的规定。     

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探析

举证时限制度是行政诉讼中的重要制度之一 ,其重要性表现在有助于实现程序公正、提高诉讼效益等方面。我国立法虽较早确立了这一制度 ,但是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需进行重建。重建时应当坚持以法定期间为主、指定期间为辅 ,引入调查令制度和时限中止机制 ,并对原、被告及第三人之举证时限作分解与重构     

论我国行政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制度建设

在我国要实现行政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就必须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机制。一是建立行政决策的民主参与机制，营造良好的决策环境；二是建立科学决策的保障制度，推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三是建立健全我国行政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的法治保障机制。     

违反法定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宜一概撤销

阐述正确处理违反法定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应采取的态度,同时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做法,认为违反法定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宜一概撤销:具体行政行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撤销,并可以判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但判决撤销具体行政行为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除外。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保健品欺诈的刑法规制

在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之下,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欺诈行为越来越多。对于这一社会问题,当前的法律更多是从行政责任或者民事责任的角度来加以约束,而这种约束的形式较为单一,且缺乏有效性。基于当前法律规制的困境,并结合保健品欺诈的常见类型,应从刑法角度以诈骗罪、生产及销售假药罪、生产及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该行为进行规制。在诈骗行为与其他犯罪行为发生竞合的场合,应以想象竞合犯来处理。此外,行刑衔接问题是当前刑法规制的前提性障碍,可以通过建立专案专办机制及严格把握罪与非罪之间的界限来加以解决。     

我国当前可诉行政监察行为刍议

从当前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现有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限制来看,对于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监察行为应严格控制,以保证当前行政监察体系的稳定和顺畅。但从长远来看,行政监察行为本身属于一种行政行为,随着社会管理体制的不断进步和完善,将来可以逐步扩大使其纳入行政诉讼的行政监察行为的范围。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指导行为的法治化

市场经济催生了行政指导行为。作为一种不同于强制性行政行为的重要行政执法方式,它是行政行为方式的变革,体现了公民权利的伸张和对公共权力的制约。随着政府指导性行政行为的广泛应用,应为行政指导行为设定合法性的边界,加快其法治化进程。针对我国行政指导存在的问题,应从法律依据、权利义务、程序、责任机制的建立等层面着手规范行政指导行为。     

关于增强党的执政能力问题的若干思考

执政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有两个层次,一是任何政党都必须注意执政能力建设,二是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巩固执政地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