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切韵》所反映的读书音及其音系性质

关于《切韵》音系的性质,音韵学家历来看法不一,六十年代初曾有一批学者就此问题展开过一次大讨论,随后周祖漠的“读书音说”得到诸多学者的认同。根据《切韵》时代的相关记载及语音发展史实,《切韵》所反映的音系是读书音的观点是最有根据的,这个读书音音系首先是一个规定性的“纸上音系”,同时又是一个口耳相传的“纸上音系”,当时的洛阳音有成为其音系基础的可能,但是体现在实际语音中,并无真正的标准音,“南腔北调”是当时唯一的事实。     

高本汉以后汉语音韵学的进展

自从高本汉的划时代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和《汉文典》发表以后,汉语音韵学的面貌为之一新。数十年间修订、发展高氏学说的著作蔚成大观。把这些新的成就作一概要的回顾,目的是为了踵武前贤,开拓新路,迎接新的音韵学时代的到来。一、关于《切韵》性质的讨论从《切韵》音系出发,上可推周秦古音,下可推宋元音韵,此实为汉语音韵学研究之枢纽。所以,对《切韵》性质的认识,自然涉及到整个汉语音韵学赖以建立的基础。如果认为《切韵》音系是一个综合古今南北的“大杂脍”,根据《切韵》进行中古音构拟,自然毫无     

从原本《玉篇》音看《切韵》音──《玉篇》音论之二

从《玉篇》音系论证《切韵》音系的性质,《切韵》音是以金陵音为主、折衷金洛两地雅音而成的一个旨在审音的理论系统,是不能付诸交际的。因此不能以它作为中古隋唐音系的代表。所谓个音学,也只能是理论音韵学。     

汉语四个历史时期的语音系统

汉语史家一般把汉语史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从语音发展的角度看,每个时期都具有区别于其它时期的代表音系: 上古期——前十一世纪至六世纪,以《诗经》音系为代表;《说文》谐声是重要的分析材料。 中古期——七世纪至十二世纪,以《切韵》音系为代表;韵图是重要的分析材料。 近代期——十三世纪至十九世纪,以《中原音韵》为代表;《古今韵会举要》中的“蒙古韵”和八思巴音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从古代文人的“正音”意识再谈《切韵》音系的性质

结合《切韵》作者们的成书意图和态度倾向,从他们的＂正音＂意识出发来重新审视《切韵》音系的性质。从成书过程看,《切韵》音系是以金陵与洛阳为正音标准,参校了其它多地的方音,考核古书音注得到的语音系统;而从结果看,却反映了东汉魏晋南北朝这一段历史时期的综合特点。     

建立新的现代音韵学刍议

无论是延续了一千四百多年的传统音韵学抑或是近百年来的现代音韵学，其基础都是《广韵》音系．而现在我们证明了《广韵》及其原本《切韵》是一个综合音系．因此我们应该以新整理出的早于《切韵五十八年的齐梁金陵雅音《玉篇》音系为基础建立一个科学的合乎实际的新音韵学．     

王昌龄《诗格》的学术回溯与“三境”说新论

由于《文镜秘府论》的发现和校注等资料的参照佐证，《诗格》著作权归属于王昌龄得到普遍认同，“三境”说逐步走向学术深入研究之路。“三境”说是标举中国古代意境论形成不可缺少的奠基性学说，它使王氏成为“意境”论的主要开创者之一。学术界对“三境”说的认识存在着“三形态”说、三形态与三品格层次兼容说和“三品格层次”说三种不同的看法和论争。笔者认为“三境”说在三种类型诗作中都有品格层次高低优劣之分，而不是物境、情境和意境有品格层次高低优劣之分。     

《中庸》首章"中"、"和"、"中节"解读

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诠解《中庸》首章的“中”“和”之论，一、根据《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及郭店简书《性自命出》等文的相关材料，可以将《中庸》“中”“和”之说解读为一种性情境界论。二、把《荀子》、《乐记》之“乐和同，礼别异”和“致礼以治躬”、“致乐以治心”的思想，同《中庸》“(情)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主张进行贯释发明，又可以看到，《中庸》作者在前贤以“和(龢)”为美思想的影响下，在性情论中灌注了调谐情感以相融的理念。     

《二十四诗品》与《论崇高》中“阳刚之美”的比较

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和朗加纳斯的《论崇高》对“阳刚之美”的分析从表层内容上看有相似之处 ,但通过深入分析我们又可以看出两者本质上的不同 ,本文将试图从美产生的一般规律和东西方传统文化差异两方面加以解释。     

“战国策”派内部对“英雄崇拜论”的论争

陈铨提出的“英雄崇拜论”是“战国策”派最受瞩目又最有争议的一大主张。关于“英雄崇拜论”，“战国策”派内部引发了一场论争，既有倡导者如陈铨，又有居中调和者如贺麟，也有反对者如沈从文。研究“战国策”派内部围绕“英雄崇拜论”展开的论争，可以更为客观地揭示“战国策”派内部和外界学人所谓的“英雄崇拜论”的实质。     

两周金文音系的声母系统

上古音系声类研究，有清以来主要依据《说文》，本文吸取近年来古文字研究成果，对第四版《全文编》中的谐声关系，利用数理统计公式进行了几率计算，并以《切韵》音系上推，构拟了两周金文音系的声母系统．     

明抄本《辨音纂要·序》及其相关问题

明抄本《辨音纂要》作者不详,一函四册,开篇为"序"。研读这部韵书的序文及其所列相关内容,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辨音纂要》这部韵书的表面音系特点及韵书性质。"序"中体现出《辨音纂要》声母为三十母,韵目七十六个,平声不分阴阳,入声并未派入三声。我们可以认定,《辨音纂要》属于《洪武正韵》一系韵书。     

《广韵》又音中的浊上变去

近年来关于浊上变去的研究进展不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材料的局限.大家在讨论唐代的浊上变去时,所能举出的例证不外《讳辩》、《刊误》等.本文深入考察了《广韵》的又音材料,首先定出选择材料的三个标准,从纷繁复杂的《广韵》又音中筛选出词义相同、等相同、开合口相同、声母相同、韵亦为四声相承之韵的全浊上去又音字例73组,146字(包括补充类),认为这批对应整齐,体系严谨的又音字例,就是当时浊上变去在《广韵》音系中的反映,是《广韵》中浊上变去的明证.接着又分析了这批又音字例的出现环境,指出不论从声母公布看,还是从韵摄分布看,当时的浊上变去已呈现出“全面铺开”的趋势.本文还格外注意分析这批又音材料在横面结构与纵向演变方面的系统性.     

林语堂代人受过──从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一条注释谈起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后的第二条注释给读者三点印象：一、林语堂是“费厄泼赖”的倡导者；二、鲁迅写作此文是专门批判林语堂的；三、二三十年代林语堂始终站在进步文学的对立面。事实并非如此。“费厄泼赖”的始作俑者是周作人，而不是林语堂。鲁迅对“费厄泼赖”的批评，表面上对着林语堂．其实瞄准的是周作人。准确地讲，是针对当时一些善良人们姑息养奸的错误倾向而言的。二十年代的林语堂作为语丝派叱咤风云的一员战将，伴随着鲁迅的步伐，在反抗封建势力和现代评论派的攻城劫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林语堂是代人受过的。这场围绕“费厄泼赖”问题的讨论，是语丝派内部人之间不同意见的磋商，长期以来人们把它定格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档次上是不科学的。     

许渊冲《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英译本的“三美”解析

从中英诗歌特点着手,运用许渊冲教授“三美论”对杜甫诗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英译本进行解析,从而揭示“三关论”作为中国古典格律诗英译一般翻译原则的可行性。     

张真人《金石灵砂论》外丹黄白考释

张真人《金石灵砂论》与外丹黄白之关系,学界迄今未有详论[1].作者考释认为,张真人生于唐神龙五年(707)而卒于唐贞元十六年(800),享年93岁.又今本《道藏》所题"蒙山张隐居撰",当为"雾山张隐居撰"之误;在丹药理论方面,该经实际包括了"阴阳相配原理"和"转化论"两个方面,它们贯穿于中国外丹黄白术的整个流变史中;在黄白的具体烧炼上,廓清了"铅"与"黑铅"的区别,使以往的诸多疑虑得以释然.事实说明,唐代道士在外丹黄白烧炼的温度控制和丹药性质的划分上,已形成一套有别于汉晋南北朝的方法和理论.     

近代报刊“喉舌论”考辨

在近代报刊发展初期,自由主义是使“喉舌”获得自由的主义,“喉舌论”是使言论自由成为现实的理论。戊戌变法前后,维新变法人士的报刊“喉舌论”,首先是要求封建专制统治者还民众以话语权,给民众以监督官吏、监督政治、监督社会、变法图强的政治权力;其次,他们还十分强调报刊“去塞求通”的“喉舌”功能,这是他们对启蒙民众,宣讲民主、科学的真理,沟通社会上下和国家内外信息以变革社会的话语制权的强调。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报刊“喉舌论”,则是要求其报刊成为宣传革命思想、推翻帝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喉舌”,掌控革命舆论的话语制权。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二）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中古汉语声母、韵母相关问题讨论——基于汉越语的视角

本文通过对汉越语语音系统与《切韵》音系的比较,讨论了中古汉语某些声母、韵母的音类分合与音值构拟问题。对中古汉语知、庄、章三组声母的分合,于、以、匣三母的关系,鱼、虞、模三韵的音值,真、臻二韵的构拟以及舌尖元音的产生时代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对"中介"论与"一分为三"之关系的评述

在学术界,承认“中介”的有很多,但多数人还是不承认“一分为三”;既承认“中介”也承认“一分为三”的人确有不少,可他们对于“中介”的理解又有所不同;而更多的人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论证“一分为三”,不过并未涉及到“中介”。“一分为三”并不完全等于“中介论”,因为它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