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社会技术的"绿色编码"问题

环境社会技术对自然技术的生成具有重要的“绿色编码”作用。主体之“要”与客体之“是”构成了“绿色编码”何以可能的理据；强制、商谈、博弈及其“语言转换”构成了“绿色编码”的主要路径；目标、设计、试验及其“绿色嵌入”构成了“绿色编码”的一般机理。上述研究，对于“恰当设计”环境社会技术、合理建构其与自然技术的互动模式、提高环境绩效等具有重要意义。     

技术发明的年龄谱研究

近代以来,技术的突飞猛进创造了今天人类社会的高度文明形态,技术发明是技术进步的质的飞跃点,技术进步就是由无数的技术发明以及它们的扩展所构成的。从不同角度对技术发明的反思,形成了诸如“发明的源泉”、“发明的动力”、“发明的方法”、“发明的诀窍”等诸多关于“发明学”的研究内容、源泉、动力、方法和诀窍揭示的是技术发明的外部条件和发明家的个人素质,发明家作为一个人,还要受到从盛到衰这一自然规律的约束。本文试图对技术发明的年龄谱作一分析,以得出发明家从事发明的最佳年龄区间以及不同时代发明高峰的年龄区间的变化。所谓“年龄谱”,无非是指从某一年龄始到某一年龄止,其间似乎构成为一个谱系而已。     

论技术的价值形态与价值负荷

指出技术中立论和技术价值论两种观点存在着方法论上的错误，认为技术价值存在的形态表现为技术的内在价值和现实价值，技术的内在价值决定的自然属性，技术的现实价值决定着技术的社会属性；从技术的内在价值来看，技术是价值中立的，从技术的现实价值来看，技术是价值负荷的，从技术的内在价值与现实价值的统一性上来看，技术终究是价值负荷的。     

科学和技术：天使抑或魔鬼？（九）科学是“魔鬼般的价值库”——一种劳动价值论视域的解读

对“科学和技术：天使抑或魔鬼?”这一问题的探讨，实质上是对科学和技术的价值的探讨。关于科学和技术的价值问题，理论界提出了“科技负载价值”、“科技与价值无涉”、“科技价值中立”和“技术负载价值而科学与价值无涉”等各种不同的观点。在此，我们不想对这些观点进行具体的评价，而是想换一个角度即从劳动价值论视域对科学的价值进行解读。从劳动价值论的视域来审视，科学不是“魔鬼”但却是“魔鬼般”地负载着人类科学劳动创造的价值，它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价值库”，因此科学所形成的“价值库”即“科学价值库”，是“魔鬼般的价值库”。     

科学价值论转向过程中的几个疑难--兼评:科学→价值"的科学进步模式

本文就科学价值论转向过程中“科学→价值”的科学进步模式进行分析，指出了这一模式所面临的困境，首先是“科学进步”概念的混乱；其次是这一模式从科学认识论到社会价值论的不可通约；再有科学技术在应用过程中的被动性及其价值的隐性特点，决定了科学技术和专家不能对科学技术的应用后果负责。这种转向过程中所面临的疑难不仅迫切要求科学哲学走出传统狭隘的认识论研究视野，还应对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技史学、科学社会学等元科学进行合理的裁剪与整合。     

论技术的三种形态及其演化

在技术的历时性演化过程中,存在着三种不同形态的技术,即技术发明、生产技术和产业技术;从形态构成上看,在共时性层面,每一种形态的技术都包含着三种构成要素,即实体性技术、规范性技术和过程性技术。把技术的历时性演化与技术的共时性构成统一起来看,由技术发明到生产技术的演化,包含着实体性技术由原型转变为产品,规范性技术走向成熟、完善和体系化,过程性技术的作用“场景”转变;产业技术作为技术的终极形态,由生产技术演化而来,必须经过系统整合、经济核算和制度规约。     

关于技术进化的个案研究

人工制品是理解技术的重要维度之一。人工制品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其“起源’’于已有的技术，发明的动力源于技术体系与人的耦合所决定的技术趋势；人工制品的整个生命周期是一个贯穿着技术趋势的不断具体化的过程，进化的实质在于人工制品在具体化的过程中获得作为存在的意义和厚度。     

技术的价值负载与伦理反思

从技术决定论和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的角度来看,技术并非价值中立。由此,应该对负载价值的技术加以深刻的伦理反思。通过对技术实践的透视,我们发现现代技术是一种伴随着风险的不确定性的活动。     

"卢德意象"正名的社会意蕴阐释

贬损的“卢德意象”是指“卢德”是保守、落伍、反对进步的代名词，甚至附有轻蔑、侮辱的情感色彩；贬损的“卢德意象”有一个形成过程；新卢德主义者从技术、政治、经济和文化心理等方面为“卢德运动”辩护，为贬损的“卢德意象”正名。新卢德主义正名“卢德意象”的社会意蕴在于：1）挑战功利主义社会进步观；2）慎重对待技术变迁引发的社会失业问题；3）重视技术变迁引发的文化冲突问题。新卢德主义正名“卢德意象”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化的学术理念场域——"求是"与"致用"之间的"视域融合"

“求是”与“致用”，作为学术研究的两种理念，它们之间究竟何者更为根本，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剪不断”的话题。不难看出，近代以来，中国学人关于学术理念的探讨一直在这两者之间左右摇摆：或主张学术研究就是“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纯粹“求是”，学者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或主张学术研究必须“学以致用”，求真只是手段，致用才是目的，学者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清末时期章太炎的“实事求是”与康有为的“通经致用”之争就是这两种学术理念的典型代表。当然，这种极端的观点必然逃不脱被扬弃的命运。梁启超曾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他给“学术”下的那个定义——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就是对康梁学派过于强调“致用”而“借经术缘饰其政论”致使“其业不昌”的反思的结果。     

技术发展的社会控制研究

本文提出技术发展的社会控制是建立在对技术客观上是一个自组织系统的充分认识的前提下,认为技术发展的社会控制就是技术系统的他组织,即人们根据自己的共同利益,有计划地引导技术展现其发展的本质,控制其自发过程中的不良后果,使它朝着与自然、人性、社会和谐的方向发展.技术社会控制的他组织形式可以包括指令性的他组织和诱导性的他组织等,遵循技术过程的客观规律,辩证地运用这些形式,才能得到较为有效的控制结果.     

马克思的技术价值观:指向人类自由的技术价值与文化价值

技术价值观构成了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核心。马克思并非抽象、孤立地理解技术价值,而是将技术价值问题的思维向度从封闭的技术本身扩展到广阔的文化空间。在他看来,文化的内在生命和终极价值正在于其中所蕴涵的人的自由,技术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感性活动形式、历史的存在方式或文化形式,其终极价值亦在于人类自由。在文化哲学的视阈中,马克思从人的价值出发追问技术的价值,将技术价值与人的价值、文化价值统一起来,赋予其求真、求善、求美的文化使命,并最终指向人的自由。     

高技术知识存在和演化方式

高技术知识是世界3中的新秀,存在于知识之树的上端或顶端,具有自身的存在方式和演化特点。高技术知识具有三种形式:意识形式(或隐性知识)、符号化形式(或编码知识)和物化形式(或科技黑箱)等。意识形式的高技术知识需转化为符号化形式或物化形式才能被纳入社会系统中发挥作用,而符号化形式的高技术知识是意识形式的高技术知识的显性化,物化形式的高技术知识是意识形式或符号化形式的高技术知识社会化的结果,三者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共同发展,构成高技术知识演化形态。     

工程伦理教育在工科通识教育中的作用和实践

随着国家发展进入新时代,如何在工程领域培养一批又一批具备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观和技能的人才,则成为解决新的主要社会矛盾的关键。在技能和价值观二者之中,价值观的教育和养成更为重要,难度更大。学界正在推行通识教育,力图通过通识教育培养工科学生对"真、善、美"的鉴赏力和理想追求。然而,由于通识教育目标不明确等诸多因素,工科的通识教育效果尚不理想,出现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脱节的现象。为此,我们在化学工程教育中开设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化学工程伦理》研究生必修课程,试图将它作为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之间的桥梁,期望能为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具有全球胜任力和竞争力的一流工程人才探索一条新路径。     

论技术进步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技术是"存在"的.它不是物又离不开物,它不是由人的大脑自生却又离不开人的大脑的理性思考;技术是人类主体不断探寻与技术容体逐渐外显过程中的一种契合;技术进步既体现出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需要的目的性,又体现出技术自身进化的内在的必然性;技术的进步是合乎人的主体目的性与技术自身进化内在必然性的辩证统一.     

整体性技术实践价值观的理论特征及其实践意义

本文结合著名技术哲学家A.佩斯的技术实践价值观思想,简要分析了整体性技术实践价值观的理论特征及其价值意义.     

工业社会主导性技术实践价值观模式及其批判

本文结合著名技术哲学家A．佩斯关于技术实践价值观的思想，对工业社会主导性技术实践价值观模式给予辩证的分析，试图确立正确的技术实践价值观。     

信息的意义指涉与信息社会人类的命运

目前人类社会已经呈现出信息社会的雏形,信息成为影响世界建构的一种新型力量,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建立在特定技术基础上的信息,生产出一个自我指涉的意义系统,控制了作为社会交往基础的符号体系和形式结构,形成社会交往障碍,造成了交往中社会意义的缺失。这种借助技术手段的社会交往使得社会沦为词语装配的机器,而人成为世界中被技术和信息操纵的客体与“他者”。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and 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For more than 20?year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en advocated as a way of tackling grow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problem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iscourse has always had a strong technological component and the literature boasts an enormous amount of debate on which technologies should be developed and employed and how this can most efficiently be done.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gues for an eco-efficiency approach in which a technology push strategy boosts efficiency levels by a factor 10 and more in industrialis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 minority argues for a socio-cultural lifestyle switch, relying on new values, quality of life, sufficiency and redistribution strategies, with calls for appropriate and soft technologies. It is remarkable, however, that the articles, books and policy debates on sustainability seldom explicitly draw in a discussion of 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how technology influences and is influenced by society, and what this impl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mainstream interprets technology as neutral and instrumental: technology is no more than an instrument to reach a goal; it cannot be judged on its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only on its use. The alternative view often builds on an autonomous and substantive interpretation of technology: technology is an autonomous, almost uncontrollable power that fundamentally reshapes our culture. A more balanced approach seems to be growing in the research on socio-technical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where the focus shifts to the co-evolution of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d to the networks, seamless webs and complex multi-actor processes that may carry a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 forward. This approach builds on insights from recent traditions in the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of technology, in particula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SCOT) and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While this provides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potential role of technology in sustainability policies,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it will actually influence the choice between technologie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different conceptualisations of technology in the sustainability debate. It first distinguishes between different approaches of sustainability and how these are related to differing views on technology. It then moves on to how the socio-technical transitions research incorporates insights from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of technology. It reflects on the potential of transitions research to give guidance in technology choices, suggesting that the transition approach might be strengthened by drawing in insights from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and by taking a more political stance in defin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过程论视野下的产业技术风险

从技术过程论来看,产业技术既是技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其本身也可以视为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产业技术风险具有区别于其他技术的风险特征。以技术过程论为工具,生产技术的次优性、产业技术的利益化以及产业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不规范分别构成了产业技术风险的过程性成因。产业技术系统内各组分的不协同和来自社会、文化以及其他技术风险的外部影响而共同导致了风险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