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汉字看歌的起源

将古汉字与音乐学相关知识结合，以周代前后时期与“歌”相关金文字的解析为切入点，从古诗歌中歌文化的体现与释义以及歌在古代乐舞中的兴起两方面阐述了对“歌”起源的思考及观点。     

经典与民间文化：重新审视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

过去对诗歌发展史的研究，忽视了诗歌发展中作为文学文本的“诗”与作为音乐形式的“歌”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并不是以脱离了音乐独立发展文学形式为基本趋势，而是在文学性的独立发展与向音乐性的回归这两极的振荡中前进的。     

一腔幽怨无人会，写出幽兰说与和——边缘文人沈谨学及其诗歌研究

清末苏州布衣诗人沈谨学，在穷困生活中始终不忘废诗歌。他用带有淳厚泥土气息的诗歌语言，师法“诚斋”瓣香“元亮”使诗歌呈现出明畅疏散的风致，再现道成年间边缘文人对文学创作的坚守和对诗意生活的践履，生动吟唱出一曲底层文人的幽远心歌，在末世诗歌史上应有一席之位。     

从“抒情”到“书写”——杨亚杰的诗歌

湖南女诗人杨亚杰20余年来一直默默坚守着诗歌圣坛，先后出版了诗集《赶路人》、《折扇》和《三只眼的歌》。她最近出版的《三只眼的歌》标示出她诗歌内容的深化和风格的转变，体现了一种可贵的独创性。其诗歌逐渐融入诗人生命的本真状态，成为一种朴素而带有诗性的生活方式，于是就有了从有意而为之的刻意“抒情”到自然而然的随意“书写”，从匆匆“赶路”的激情奔涌到俯仰宇宙的从容表达。     

杜甫“雨诗”略论

杜甫流传下来的诗有１４００多首，其中写雨的诗有５０多首。这些诗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以“雨”命题的诗（３８首）；（二）写“雨”却不以“雨”命题的有《白帝》等；（三）诗中带有“雨”的句子的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纵观杜甫写“雨”诗，有三个特点”（一...     

“寒”与中国古代文化

古代称贫穷读书人为“寒士”、“寒人”、“寒儒”。例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贫穷而有才华的读书人则称“寒俊”,“寒士”印家境卑庶贫寒,因此便称出身“寒门”、“寒族”。例如成语“白屋寒门”。     

批判意识与反思意识——“归来者”诗与“朦胧诗”价值取向比较论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人生信仰，相异的个体生命体验、生命意识，他们用自己诗歌塑造出不同的“文革记忆”。在诗歌的价值取向上主要表现为对昨天的不同态度：“归来的歌”是一种明显的批判意识，在批判中确立自我的合法性；而“朦胧诗”有一种明确的反思意识，在反思中寻找自我的位置。     

“寒士”释疑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里的“寒士”指什么人,不同的理解关系到对这首名诗的思想内涵的不同把握。近来有不少杜诗注释本和研究文章把“寒士”解释为“广大的穷人”或“人民”,从而认为杜甫     

论文天祥诗歌的爱国主义精神

文天祥既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又是杰出的爱国诗人。文天祥诗歌的爱国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死不愧庐陵”的爱家亲情；“近来又报秋风紧，颇觉忧时鬓欲斑”的忧患意识；“何日洗兵马，车书四海同”的统一祖的宏愿；“但令身未死，随力报乾坤”的爱国情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英雄气概。     

试论"歌"与"诗"的关系——音乐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中的作用探析

音乐与诗歌有着不解之缘,不管从“歌”与“诗”的关系上,还是诗歌的发展和韵律上,都能看到这一点。对此加以研究,有助于我们发扬国粹,更好地进行音乐研究和创作。     

从“独语”到“对谈”——论何其芳1940年代的诗歌转向

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一批诗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观念和写作策略。诗人何其芳在这个时期对诗人身份、诗歌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何其芳在1936年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进行的诗歌创作,显示了从＂独语＂到＂对谈＂的转变特征。＂对谈＂不仅标示了何其芳在延安的生活方式,也是他诗歌的言说内容和结构方式。但是,这种变化是有限度的,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何其芳既受到外界的干扰,也遭遇到诗歌形式上的困惑。     

钟嵘“直寻”说排斥用典吗？

六朝时期,诗人一味追求用典,导致诗歌内容空洞、文脉滞涩.鉴于此,钟嵘提出诗歌创作“直寻”说,认为诗歌贵在吟咏性情,抒发诗人切身体验.但从钟嵘选诗评诗的情况来看,其“直寻”说并不排斥用典,而是要求用典合理适当、贴切自然.     

钟嵘《诗品》“汉都尉李陵”条疏证

李陵诗与楚辞的渊源关系主要表现在：屈原和李陵二人的身世背景和人生遭际相似,诗歌作品都注重怨情,都成功地运用比兴手法。李陵诗在诗歌内容、意象描写和语言表达上体现了＂凄怨悲怆＂的风格。钟嵘评价李陵诗的理论方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白石道人诗说》与姜夔诗词之关系

《白石道人诗说》为姜夔的诗法著作,但也可看成是其词论之作。从布置、精思、创新、对偶、用典、措辞和格意七个方面来看,《白石道人诗说》对白石词创作有很大影响。这种以“诗法入词”的创作方法塑造了姜夔词的独特风貌。     

从李白诗之研究看文学研究与诗歌传统

在中国，研究李白的成果丰硕，但继承古诗方面都很吝啬。在新文学运动中则普遍陷入了一种“国外的月亮就是圆”的成见，而文学研究的谬误是以造新词为发端的，“哲学”、“文学”、“文章”等词汇都变得很含混。中国悠久的诗歌文化传统，应该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国外来的只是可以尝试，不足以依赖。     

周代“养老乞言”礼与《诗经·小雅》部分诗篇创作的关系

《诗经·小雅》部分诗篇是因周礼而作,是周礼的文化产物。以周礼为背景对这些诗篇加以对照考查,可以揭示诗篇创作的本义、本事,从中窥视《诗》与礼的关系,纠正一些关于这些诗篇的误解。＂养老乞言＂礼是周礼中的重要礼节,是周天子为父兄辈而设的一种＂乞善言＂的礼仪;与之相应,《诗经·小雅》中《鹿鸣》《常棣》《伐木》等诗篇是诗人据＂养老乞言＂礼而作。     

论殷夫诗集《孩儿塔》的荒原意识

殷夫诗集《孩儿塔》的荒原意识,是建筑于诗人自身生命体验之上的对于生命本质的现代揭示,因而是一种体验型荒原意识,它几乎贯穿了整部诗集。锁定《孩儿塔》的＂荒原意识＂,记录殷夫在与双重荒原＂纠缠、排拒、脱离＂进程中的复杂表现,动态描绘＂阴面的荒原人＂殷夫向＂阳面的最纯粹革命者＂殷夫＂突变＂时的心灵轨迹,继而廓清鲁迅所留给我们的《孩儿塔》之＂别一种意义＂,乃至进入＂别一世界＂,至少证明这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让远古的歌声自由歌唱——我的《诗经》“读白”

《诗经》是中国的第一个诗歌总集,是一个民族从远古发出的第一段歌唱的旋律,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诗经》的解读要从儒家的那种道德、修身的角度中解放出来,从民歌的角度理解＂国风＂。对现代人来说,要以诗心翻译《诗经》,在理解的基础上,理解诗歌是唱谁的,谁唱的,唱什么东西,让《诗经》真正回到＂诗＂上去。     

仙凡之隔：船山诗学视域中的二曹诗歌

关于曹丕、曹植二人诗歌高下的问题,自钟嵘《诗品》以来,论者大都认为曹植诗歌胜于曹丕。船山先生却认为二人诗歌有着＂仙凡之隔＂,曹丕有着＂独至之清＂,所以他的诗歌属于＂仙＂品,他本人则被推许为＂诗圣＂;而曹植诗歌＂建立门庭＂,因而属于＂凡＂品,其本人也被贬为＂驵才＂。船山先生立论的内在逻辑在于：首先,他以《诗三百》作为后世诗歌趋赴的理想,追求一种天然本真的诗歌境界;其次,他采取正反相形的方式评诗,其肯定性评述常有精微之论,但否定性评述有时则失于偏颇。二曹诗歌的个案体证了船山诗学的这种内在逻辑。     

禅宗的“不立文字”与中国古代诗学领域中的“重意轻言”

禅宗标榜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思维方式渗入到我国古代诗歌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是使我国古典诗歌越来越强调＂意＂,使中国古典诗歌在诗歌理论、创作与欣赏方面都体现出一种＂重意轻言＂的艺术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