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鹿鸣》看诗经的礼乐精神

《鹿鸣》一诗作为小雅之首,被广泛应用作各种宴飨场合的音乐.究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它轻快和平的节奏,雍容典雅的气质,更在于它是体现礼乐精神的代表作.礼乐精神的内核是"和",包括外在的社会交往和内在的精神修养,其最终归向是治国大道.     

礼乐文化当代意义下的反思与重构

礼乐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对中国的民族意识和审美心理都具有深刻影响。它至始至终包含了巫术礼乐、治国礼乐、儒家礼乐三个文化层面。当代礼乐的重构从巫术礼乐中汲取的是对信仰的坚贞,从治国礼乐中汲取的是对爱国精神的崇尚,从儒家礼乐中汲取的是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当代社会若能脚踏实地地将这三者内化于我们的思想和实践中去,复兴和传承礼乐精神将会大有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将会与日俱增。     

试述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

本文认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在于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指导，在于它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在于宣传了宝贵的革命精神，在于它为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民主政治提供了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可靠保证，其根本优势在于它扎根于人民的力量源泉之中。     

殷周革命的历史反思与礼乐文化建设

殷周革命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周代初年总是对殷商革命不断进行历史反思,对殷商革命的历史反思决定了周代文化的历史走向。周初文化属于中国文化的"前轴心时代",周人取代殷商后,高举起"偃武修文"的旗帜,建构了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周代礼乐文化体现了从巫术的迷茫走向理性的清朗、从尚武传统转向尚文精神的发展趋向,这是殷周之际文化变革的根本标志。其主要体现在宗教的伦理化与礼乐文化的思想基础、政治的秩序化与礼乐文化的制度保证、生存的风雅化与礼乐文化的人格基础。     

礼乐文化影响下的先秦儒家审美观

礼与乐的起源与原始巫术和图腾崇拜有直接关系,与原始宗教密切相连,后经上古三代的发展,特别是经过西周时代的强化,礼乐逐渐脱离了宗教神秘色彩,但源于原始社会祭祀活动的文化精神,仍以礼乐的理想准则而延续。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的先秦儒家将礼乐与伦理紧密结合,用"仁"来解释礼乐,表达其美学主张,认为凡是美的,就必须体现"仁",符合"礼",注重美与善的关系,强调艺术与伦理的高度统一。     

河洛礼乐文化溯源及其外域影响

以河洛为中心的黄河流域礼乐文化,历经商周萌芽期、秦汉勃兴期、魏晋南北朝互动期和隋唐传扬期,日渐深远地将中华文明传播于东亚儒家文明圈.重观礼乐文化的缘起与勃兴、发扬过程,从礼器到礼仪,从礼仪到礼义,从礼治到礼教,影响辐射于整个东亚文明圈,这是礼乐文化维系封建社会统治的社会发展过程,也是礼乐文化内化于中华文明精神成为文明体...     

从礼乐互动视角探究贾公彦《周礼疏》中的美学意蕴

“礼乐”互动指的是“礼”和“乐”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所形成的关联共生、相济为用的人文特质，其源于周代礼乐文明，以中和的秩序为内在精神，逐渐演变为以儒家美学为主导的审美价值体系、思维形式与意义表达。以此视角探究久为经学名目所掩的唐代“九经”之一《周礼疏》,彰显经学家贾公彦在义疏中展现的儒家审美思考。其《疏》是在唐代初年以礼乐立国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中展开的，主要就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礼”“乐”关系、“礼乐相济”等论题加以继承与补充，在对律吕、礼器等的诠解中申发了礼乐“中和之美”,还就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予以探讨，是儒家美学和礼乐审美的重要构成部分，作为官修科举教材，其对唐代及后世的礼乐文化建设给予影响深刻，美学意义不可忽视。     

儒家礼乐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路径研究

儒家礼乐文化,其实质在于运用"礼乐"的外在规范性与内在感化、熏陶性对人进行教化,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德育资源。因而,科学、合理地将其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结合起来,既能够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又能够较好地解决当前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所面临的困境,提高德育的效果。     

“依于仁,志于道”:孔子礼乐思想的一种阐释

"礼乐"作为孔子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孔子基于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时代环境提出来的。它承袭了周代的礼乐传统,但又被孔子赋予"依于仁,志于道"这一新的内涵。礼别异,乐合同,礼乐关乎人的性情,是孔子用以感化人心,践行仁德,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通读《论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以仁为基础的礼乐思想,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是超脱个人的审美生活之境,走向群体的审美生活之境。因此,孔子礼乐思想具有实践美学的意义。     

试谈礼乐文化背景下焦循戏曲理论中的“真实”

先秦以来,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强调宗法秩序的礼乐文化,目的在强化不同阶层对封建统治秩序的认同与尊重。伴随着文明而产生的戏曲萌芽,最初既带有娱神和娱人的色彩,同时也受到礼乐文化的制约。而随着戏曲的不断发展和逐渐成熟,戏曲越来越多地承载着礼乐文化的精神内涵。焦循作为著名的戏曲理论家,一方面能够自觉地认识到戏曲的礼乐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形成了偏好＂真实感人＂的审美倾向,进而揭示了戏曲中礼乐内涵的认知作用,强调戏曲通过呈现历史与情感的＂真实＂,实现＂礼＂之示范和＂乐＂之感化的社会功能。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形态的知识考察

思想政治教育是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发生的,我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从武力政治开始的,用暴力形式维护的政治统治的同时,也用暴力维护原始的神秘信仰。在缺乏暴力保障的小邦周,只能通过“礼乐”进行精神统治,试图打造一种人的美好精神生活和社会控制有机结合的德性政治。由于“自私”的人性最终使得美好的德性土崩瓦解,进而形成了意识形态的精神控制和制度化的政治精神生活。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了精神控制的有效武器,科举教育制度以及它所催生的宗法社会直接剥夺了人生存发展的意义,使人成了为“意识形态”的附属品,导致了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终结。     

“二雅”及清华简《耆夜》所见宴飨诗酒意象研究

酒在《诗经》"二雅"及清华简《耆夜》的宴飨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作为一种媒介,沟通神人、君臣、宾主,是贯串宴飨礼的纽带。酒是宴飨礼的中介物,也是宴飨诗的关键意象,它是为礼乐文明服务的。酒是宗族血缘网络的纽带,也是祭祀祖先神灵的媒介。周人重德,在对酒的态度上重视酒德。周人饮酒是为礼乐文明服务的,德是礼的内化,酒德是周人对酒的态度的表现。周人不杜绝饮酒,但反对纵酒失德。从某种程度上说,宴飨诗是周人礼乐制度嬗变的镜子。《耆夜》展现了宴飨礼典尤其是赋诗的具体过程,反映了周公的"无逸"思想,弥足珍贵。     

从《夹漈遗稿》看郑樵读书治学思想

郑樵是我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他广泛涉猎古史、儒经、文字、礼乐、自然、科学等领域。其读书治学精神在各个领域都熠熠生辉。本文主要从郑樵《夹漈遗稿》来探求其读书治学思想。     

论杜少卿的“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形象是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的典型。《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就是当时社会的“多余人”。杜少卿成为“多余人”的原因既在于乐善好施、仗仪疏财的性格，更在于其追求的儒家的政治礼乐理想。这一形象的深层意义在于对社会的叛离和觉醒，表现为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反叛，对个人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红色经典"市场化的文化思考

"红色经典"是一个欠科学的流行词语,它在近年来之所以形成一道"红色风景线",在于它契合了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和青少年的期许心理,也缘于主流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共谋。它能救赎精神的危机吗?这是一个令人困惑和思考的问题。     

浅析篮球运动在全民健身运动中的地位

篮球运动的历史是人类追求生存,追求健康,追求身体和精神的完美结合,追求奋发向上的历史,它之所以经久不衰,在于它本身固有的魅力,在于人类不断赋予它的深刻内涵。国务院下发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重新全面认识篮球运动,还其全貌,不仅为篮球运动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而且为研究发挥篮球运动在全民健身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带来新的活力。     

商汤桑林祷雨与礼乐文明

礼乐文明是中国上古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由于文献不足的问题,人们对商代在中国礼乐文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论述很少。而商汤桑林祷雨为史书多处记载,是有商一代关于礼乐记载较多的事件。从此入手探讨《大濩》乐与《桑林》乐的关系兼及论证了阳城县为桑林祷雨的地望,认为桑林祷雨及《大濩》乐的制作反映了商汤把以民为本的道德准则和上帝的意志结合起来的治国思想,其中德治是其核心。认为商代礼乐的功用虽然仍以巫术宗教礼仪为主,但是也已经开始向治国和教化的工具转变。因此商代是我国礼乐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论中国未来的“中和礼乐”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和礼乐”四字精神,最具中华民族的特色。“中”要求我们正确认识事物客观规律,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和”要求我们兼容并储多种观点,相互吸取各自长处;“礼”要求我们尊重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个性自由,并在社会上讲究道德精神文明;“乐”要求我们在家庭、邻里、同事、同道和社会之间建立和谐的人际生活。新世纪中国的未来社会,就是耸立在现代化基础之上的中和礼乐社会。     

西汉郊庙歌辞研究

西汉在礼乐文化方面，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礼乐郊祀体系。《汉书·礼乐志》和《乐府诗集》中保存下来的郊祀歌和宗庙乐即是汉代礼乐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本文在对汉代郊庙歌辞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汉郊庙歌辞虽然是以儒家面目出现在西汉礼乐体系中的，但却带有“非雅什”的特点，并对其原因作了论述。最后对其文学特色进行了简要阐释。     

科技与体育的握手——访足球评述家张路

地球是圆的,足球也是圆的。二者的不同在于地球创造了人类,足球为人类所创造,它体现的是精神。这是我认识张路后萌发的一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