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尔王》的男性意识——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角度对《李尔王》的解读

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李尔王》进行剖析,揭示了该剧所具有的浓厚的男性意识。莎士比亚在对剧中人物的排列和介绍上有意消解女性人物的主体性,在对李尔王的形象设置上体现了父权制特征,在对刚乃绮、瑞干、考地利亚的角色塑造上不可避免地投射了男性的主观意识和偏见,按照惯有模式将女性简单划分为天使型女性和妖妇型女性。莎士比亚作为一名男性作家,未能摆脱男性本位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使《李尔王》成为了一部充斥了男性话语霸权的父权制文本。     

戏剧称呼语翻译比较——以《李尔王》为例

戏剧中的称呼语不仅反映人物之间的关系，揭示人物的社会地位、教育状况与价值观念，也可以推动剧情发展，帮助刻划人物，描写人物心理的变化。而如何翻译这些称呼语取决于译者对称呼语的功能的理解，以及译者的审美价值观念与文化意识。本文重点对莎士比亚名剧《李尔王》的三个中文译本（朱生豪、梁实秋、方平）加以比较，分析其译文中的称呼语是否实现了上述功能，并做出综合评价。     

浅析《李尔王》中弄人的语言特征

本文通过对《李尔王》中弄人语言特征的分析,揭示莎士比亚对腐朽落后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批判,和对新兴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本性的揭露。从而说明莎士比亚无愧于语言大师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语言学家。     

《哈姆雷特》引论

属于一切时代的戏剧《啥姆雷特》写于16世纪末,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第一个。《奥瑟罗》、《麦克白》和《李尔王》那时还没有问世。每一个都是真正的杰作,可是,始终表现为这位剧作家的最惊人的成就的,是《哈姆雷特》。350多年来,在莎士比亚的所有戏剧里,这个剧本一直最受欢迎,最经常演出,最有人研究,也最令人困惑。《哈姆雷特》最早以一种原文有所损害的本子出版于1603年,当时正是文艺复兴的高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涉梦作品比较

通过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涉梦之剧的情节梳理,总结两者在创作思想与主题表达的相似与不同,进而阐述在文化与时代环境的影响下,相关作品均以各自文明中的伟大时代为背景,聚焦梦境与现实中人物命运对比,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建立起一种时代隐喻;同时两人在主题的书写上不约而同地融入时代启蒙思想。不同的是汤显祖以戏剧为手段来折射社会现实,但缺乏直接的批判,神佛思想的介入弱化了作品的现实性;莎士比亚则借助戏剧以实现直接批判现实的目的,呈现出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上,汤显祖表现出对六朝文风的沿袭与挪用,呈现一定的时代闭锁性,而莎士比亚则是在英国中古诗歌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革新和改造。     

父爱导致的两幕悲剧——李尔王与高老头比较

《李尔王》是英国人文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作家莎士比亚创作的著名悲剧之一,作於17世纪初期,它充分暴露了“个人自身、家庭、国家甚至宇宙内部蔓延着的紊乱,解释了世界、国家、家庭以及人们的灵魂这个小天地存在的危机。”《高老头》是法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代表巴尔扎克创作的《人间喜剧》的代表作。虽然,《李尔王》和《高老头》这两部作品创作时间相距两个多世纪,空间距英法两个不同的国度,在表现主题和运用艺术手法上也各不相同,却塑造了两个极其相似的人物     

愚人不愚——试析《李尔王》中的弄人形象

<李尔王>是莎士比亚所有戏剧中最优秀的一部.莎士比亚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充满智慧的弄人形象.本文通过对这个形象的分析,揭示了这个形象的本质和这个形象在剧中所起到的作用,并分析了弄人形象的社会意义及其在莎士比亚现实生活中的对应.     

试析《李尔王》

《李尔王》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比起其它三大悲剧来,它的思想不及《哈姆莱特》深沉,技巧不如《奥塞罗》完美,情节不及《麦克白》集中,但要说到规模的宏大,构造的复杂,气势的磅礴以及表现方面的惊心动魄,出奇制胜之处,那就不是其它三大悲剧所能企及的了。下面,笔者从《李尔王》的典型形象、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三方面来对以上论点进行试析。一、鲜明的典型形象十七世纪初,英国已经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夕,伊丽莎白时代的繁荣安定已经转化为整个社会日益激烈的动荡不安。随着现实的变化,莎士比亚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实与他的人文主义理想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使他产生了悲观的思想。这种思想上的变化,引起了他创作上的变化。他从大量写历史剧、喜剧,转为主要写悲剧。在悲剧思想主导下创作的人物一个个以悲剧     

言语行为理论与《哈姆雷特》中的戏剧反讽

以J.L.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及J.R.Searle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为理论框架,以莎士比亚的悲剧代表《哈姆雷特》作为文本,来说明具有双重语境的戏剧反讽可以从微观言语行为(剧中角色之间的言语交流)和宏观言语行为(剧中人与观众的信息交流)的角度来解读,并证明作者与剧中人物及剧中人物之间的反讽与日常生活中的反讽一样,也可在言语行为理论框架中得以诠释。     

《李尔王》中人物形象的弗洛姆心理分析解读

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文学家,在世界文学史上享有盛誉。《李尔王》作为代表莎士比亚最高艺术成就的作品之一,20世纪以来,其地位不断上升,与世纪伊始弗洛伊德所开创的心理分析学派不无关系。心理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学者弗洛姆将弗洛伊德理论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结合起来,创立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并将心理分析运用到社会历史中去,研究人潜意识、行为、社会环境和历史发展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希望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本文将用弗洛姆的自由观点和人格取向,社会性格和社会潜意识等理论分析《李尔王》中主要人物,尝试综合考虑人物的潜意识和行为,将其放在社会历史的大舞台上进行开放全面的分析。     

莎士比亚剧作中的植物意象

莎士比亚剧作中的每一个意象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寓意，或揭露人的本性，或烘托故事背景，或揭示戏剧主题。莎士比亚剧作中的植物意象具有特殊的作用与意义。透过这些意象，我们能洞察莎士比亚对人性和伦理道德的理解和感受。     

论王小波小说的黑色幽默人物

王小波的小说具有浓厚的黑色幽默色彩。因为受到文革文化心理的影响,王小波的小说人物都是“革命时代的精神迷路者”。这些人物幽默、卑琐、有自嘲的特点,既有传统喜剧中的“小丑”的角色特征,又具有“英雄”的部分特征。因为这些人物,使得王小波的小说具有浓郁的“反乌托邦”叙事特征。     

公正伦理和关怀伦理在道德教育中的互释

公正伦理和关怀伦理为道德教育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柯尔伯格公正伦理的研究对象为男性,其理论关注独立个体的道德推理能力和道德判断能力,试图论证道德原则在道德判断中的重要性,主张将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难题交给教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公正评判委员会裁决。而吉利根和诺丁斯在道德教育中发出＂不同的声音＂,她们认为道德教育应该从＂人的最基本需求＂——关怀出发,通过具体道德情境中差异性主体间的交谈、对话、实践等方式在人际关系中构建＂关系自我＂。公正伦理和关怀伦理在道德教育中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为我国道德教育的连续性提供了新视角。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的戏剧叙事

长期以来,叙事学界关注的是民间故事、神话和小说的叙事,而忽视了戏剧的叙事。通过对《哈姆莱特》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中的戏剧叙事策略：首先,戏剧中多个叙述者的外聚焦视角叙事不仅能揭示人物心理活动,而且还能造成一种特殊的叙事气氛,提高叙事强度并引导叙事发展;其次,作为“魔器”的“戏中戏”叙事是本剧叙事进程中的关键转折点;最后,哈姆莱特国王的鬼魂是叙事的“国王”,主宰着全剧的叙事走向。上述叙事策略显示出莎翁独到的戏剧叙事艺术,同时还泽被后世,促进了戏剧艺术的发展。     

云南壮剧音乐中[壮剧皮黄]的音乐形态——云南壮剧音乐初探（之九）

[壮剧皮黄]是云南壮剧音乐七个腔调中的共融型腔调之一,是云南壮剧艺人经过长期漫长的吸收和融合、探索和传承,把广戏的“皮黄腔”融合到壮剧音乐中而形成的皮黄腔曲群,分为“板类曲调”,“腔、调类曲调”,“转换类曲调”三种类型,句式基本结构以七字句、十字句和长短句为主。与云南壮剧的本土腔调虽然音乐形态各异,但在同一个剧目中演唱时会按照一定的转换方式进行转换,互不干扰、相安无事、和谐相处、相得益彰、互相依存、各放异彩,使少数民族戏曲音乐的戏剧性更加强烈和鲜明,使云南壮剧音乐更加丰富多样、绚丽多彩。     

莎剧中的变体颜色词及其修辞

颜色词是展现一个民族语言魅力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修辞功能,这类词除了本身的词汇意义之外,还具有比喻、夸张、拟人、象征等修辞特征。以莎剧中的变体颜色词为研究对象,从修辞的角度考察莎剧中变体颜色词的使用,可以更好地认识莎翁独到的语言魅力。     

浅议〔乐西戏调〕的艺术个性——云南壮剧音乐初探（之十一）

乐西土戏是云南壮剧的分支之一,具有自身浓郁的色彩和艺术个性。文章对〔乐西戏调〕中唱调和器乐曲牌源流、功能和作用、音乐形态、正词和衬词、旋律特征、乐器、演唱等的艺术个性进行分析,以期引起同仁对云南壮剧的关注。     

中国家庭伦理剧电影的生成机制及特点

中国家庭伦理剧电影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之后,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中最具代表性的主流电影类型。本文认为,中国的家庭伦理剧电影是中国文化作用下的特定产物,它以中国的文化精神为其内在精神,以中国的文化规范为其内在规范,因此从中国的家庭伦理剧电影本身能够找到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印记。其中鲜明民族特色的叙事特征和叙事手段不仅造就了中国家庭伦理剧电影丰富多彩的外在形态,同时也使它拥有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同类型电影的文化内涵。     

一个关于“第二性”的文本——女权主义视野下《葛特露和克劳狄斯》的比较阅读

约翰·厄普代克的新作《葛特露和克劳狄斯》(又名《哈姆雷特》前传)改编自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莱特》。但是该小说与之莎翁的戏剧截然不同,尤其是戏剧中的人物形象在小说中被完全地解构。以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对小说进行解读,通过与原作(《哈姆雷特》)互文性的比较得出结论:这是一个关于"第二性"的全新文本。     

《亨利六世》对圣经意象的反讽

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创作深受<圣经>的影响,他在历史剧<亨利六世>中,从人物形象、情节和话语角度多次反讽了圣经中的意象.正是这种反讽从反面体现了这个剧本与圣经的关系,从而使作品有了更丰富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