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内部在鸦片问题上存在的不同派别

较长期以来,史学界不少同志都认为,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内部在鸦片问题上存在着弛禁和严禁两个不同的派别:弛禁派以清朝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为代表。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其吹鼓手;严禁派以湖广总督林则徐、鸿胪寺卿黄爵滋为代表;而道光皇帝则摇摆于弛禁与严禁之间。近年来,有的同志不同意以上意见,他们说,清政府“禁烟”是真心诚意的,道光皇帝是禁烟运动的“真正的发动者”,而穆彰阿、琦     

试析唐代海路贸易兴起的原因

唐代海路贸易的兴趣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唐代海路贸易的兴趣有其五方面深刻的社会基础：唐中期以前大批外商涌入沿海、唐中期陆路受阻而航运条件却大大改进，政府的鼓励政策以及南方商品经济的发达，说明唐代海路贸易兴起与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     

试论中国耶稣会传教重心的转移

明清之际,在华活动近二百年的中国耶稣会,其传教历史随着传教重心的变动,以康熙晚年禁教为标界,分成前、后二个时期。前期,它的传教重心侧重于中国上层社会——主要是士大夫阶层;后期,则侧重于下层社会——平民阶层。     

隋唐长安禁苑相关建筑考

隋唐时期长安禁苑内的建筑鳞次栉比,这些建筑位置不同,修建时间各异。在隋唐历史上,围绕这些皇家建筑也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通过梳理史料,分析了禁苑的建筑类型;考证了禁苑内部相关建筑的地理位置和得名原因;厘清了与之发生的历史事件、历史作用;校补了部分建筑;并考察了禁苑的历史遗存。这对于认清禁苑的历史,及遗址的复原、保护、开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禁讨区"的合理性思考

随着城市的流浪乞讨者越来越多,不少城市的政府部门拟设立"禁讨区"去治理这一棘手的问题,进而引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大争论;赞同者认为,设立"禁讨区"限制乞讨也是一种文明,反对者则主张,设立"禁讨区"限制乞讨是对乞丐的歧视。笔者认为流浪乞讨现象的增加,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和历史的综合性问题,而绝不是一两个"禁讨区"就能解决的;设立"禁讨区"非良策,它不能使文明乞讨者的权利得到保障,并且有悖公平理念,"禁讨区"的无限扩大,将恶化乞讨者的生存环境,严重损害乞讨者的利益。     

房地产调控持续加压,四季度楼市降温成定局

正热点城市房地产调控升级,实质大于形式时隔一个月,热点城市房地产调控升级。"严"字当头,实质大干形式,坚决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彰显了政策的力度和决心。近期,武汉、深圳、杭州等地相继"加码"楼市调控政策。"这意味着新一波楼市调控来临了。"业内专家解读说,这波调整的前提是谁房价冒尖谁出政策。本地人禁买第三套,外地人需两年社保纳税且对于补缴的不予认定……武汉市房管局11月14日深夜下发通知,从11月15日起,武汉市主城区正式实行升     

漫谈美国的核试验

冷战时期,美国为了与苏联争夺世界领导权曾不惜血本,进行了将近1000次核试验。冷战结束后,美国却堂而皇之地推行起“禁试政策”,要求世界各国在1996年9月30日以前,尽快签署一项“零当量”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一叶知秋,透视美国从核试到禁试的转变,人们看到了美国的又一战略动向。     

伊斯兰教三大禁忌成因初探

本文分析了伊斯兰教禁肖像、禁酒、禁出家修行这三大禁忌的原因。认为：禁肖像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伊斯兰教与多神教偶像崇拜者斗争的需要，其二是由安拉无形无象这一属性所决定。禁酒的原因亦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饮酒后易惹是生非、酿出祸乱，不利于社会的和平稳定，二是饮酒误事，妨碍穆斯林正常履行念功和拜功等宗教义务。禁出家修行的根源在于，一是出家制与伊斯兰教积极进取的宗旨相矛盾，二是出家制与穆斯林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相背驰，三是体现伊斯兰教“正教”地位的需要，四是阿拉伯半岛不具备出家修行的社会自然条件。     

隋唐长安禁苑苑门及四监考述

禁苑是隋唐国都长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梳理史料厘清禁苑苑门得名的原因、与之发生的历史事件、历史作用；考证其地理位置分布；并对禁苑管理机构苑监作出考述。这不仅对于还原禁苑的历史，而且对于其遗址的复原、保护、开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风水话语与煤炭禁采:清代晋东南煤禁碑生成研究

在清代矿政史上,乾隆五年(1740)的开放矿禁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就不同区域而言,开放矿禁的意义和影响并不相同。本文通过对清代晋东南煤禁碑的解读,探讨风水话语与煤炭禁采之间的互动关系。将煤禁碑的生成,置于清代矿政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的脉络进行理解,可以发现晋东南的禁矿主体经历了由清初地方政府主导,至清中叶以来转变为由官方授权、地方绅民主导,以里社为基本单位的禁矿格局,并随着近代煤炭资源开发的深入,呈现跨区域和跨组织联合的趋势。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执政合法性维护意蕴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转型加速,旧的合法性的价值基础正在发生“贬值”,社会主流价值与主导价值不相吻合的执政合法性危机也由隐而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和加强执政合法性所作出的最具权威的理论诠释。它揭示的合法性维护路径是：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自觉履行社会整合功能;按照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顺应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自觉创新意识形态理论,培育公共理性精神,推动思想解放,重塑公民意识,打造执政合法性的价值认同基础。     

论斯大林模式

20世纪20—30年代,斯大林执政时期形成的有别于在此前形成的新经济政策模式,被称为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政治上的高度集权,经济上的高度集中,文化上的高度划一。这一模式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一模式存在极其严重的弊端,使苏联国民经济一直处于危机的边缘,尤其是后来把他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蒙受了巨大损失。     

顺康时期东北移民安置述略

顺治、康熙两朝，在招民垦荒政策的推动下，民人渐次涌入东北地区。清廷主要采取设立州县的方式对其进行安置，落户入籍的民人遂成为区域开发建设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亦有部分民人被八旗组织所接纳，成为八旗辖治下的各类旗人。不过，厉行旗民分治、维护以满洲为核心的旗人利益是清廷的既定国策，当民人的移入危及到旗人之时，满洲统治者便放弃积极的招民政策，并最终在东北推行严格的封禁政策。     

民国初期传媒关于袁世凯对藏政策的报道

破坏镇压人民斗争、强化独裁统治、投靠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利益是舆论界对袁世凯的基本评价。关于袁世凯在对藏政策方面的评论和介绍或语焉不详,或很少介绍。通过对民国初期传媒材料的梳理并结合各类历史资料,发现袁世凯执政时期,继承了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主张以汉藏民族间平等团结为基础,以“谋内政之统一”和实现“民族之大同”;在中英交涉中,充分利用外交手段、依据国际惯例,拒绝签订出卖西藏的各类条约;调整政府机构,采取由剿到抚的策略,争取西藏内向中央。袁世凯在处理边疆西藏危机时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使萌芽中的“现代中国”在西藏主权问题上占有一定的主动性。     

西康建省论

西康建省始于清末川边藏区的改土归流,民国初年停滞不前,终成于抗战时期的1939年。前后历时30多年,时断时续。在建省过程中,中央与地方以及各地方势力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权力博弈,最终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完成了建省。西康建省,加强了中央对这一地区的管辖,加快了西康社会的转型,巩固了国防。     

试论清末驻藏大臣对近代西藏政局的影响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中央王朝,在治理西藏的过程中,根据西藏局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政策。清朝末年,54名驻藏大臣在如何反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由于清朝中央政府确定的对外“妥协退让”的政治策略,使驻藏大臣在执行中央“妥协退让”政策上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坚决抗英出现了严重裂痕,这不仅给英、俄帝国主义挑拨离间,培养民族分裂势力提供了历史契机,而且也使坚决抵制外国侵略的西藏地方政府一度产生过向外寻求政治依靠的倾向。后来,由于清朝中央政府为抵制帝国主义侵略,挽救危局,让驻藏大臣在西藏推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这种改革又影响和威胁到达赖喇嘛的统治地位。在这个过程中,驻藏大臣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反对民族分裂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文章从清朝末期帝国主义入侵的角度入手,分析和阐述清末驻藏大臣对近代西藏政局的影响。     

从《五言古诗选》到《唐贤三昧集》——谈王士禛“神韵说”

王士禛康熙27年编选的《唐贤三昧集》中所反映出来的神韵主张,其实早在其康熙22年应徐乾学劝而编选的《五言古诗选》中即已有所表现,只是没有《唐贤三昧集》来得明晰。从《五言古诗选》到《唐贤三昧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王士禛诗学主张逐步缩削、集中的轨迹,可以说神韵说是王士禛在古代诗学传统中寻找师法对象时逐步明确下来的。     

晚清桂东南宾兴组织述论

东南地区的宾兴组织发端于嘉庆时期的郁林州,其后临近各府县纷纷效仿,成为广西宾兴最为发达和集中的地区。晚清之际的宾兴作为一种捐资助学的组织,呈现出经费来源多元化与组织形式多样化的特点,且形成了一定的产业。组织或管理宾兴的各个阶层尽管有各自的利益,但正是这些不同的目的促成了晚清桂东南地区宾兴的快速发展与高度发达。同时,广西的宾兴也对地方社会的科举和风气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从客观上维系着士绅的利益和维护着国家的边疆安全。     

从汉长陵的布局看吕后的历史功绩

汉长陵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之陵墓。在长陵陵园内并置吕后的陵冢，这在西汉帝陵布局中是唯一的。从中可以窥见吕后在西汉初年为稳定和巩固西汉政权所做的重大贡献。吕后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助刘邦诛杀异姓诸侯王，稳定了汉初的政局；刘邦死后，吕后继续执行刘邦在位时期的政策，保持了汉初政策的一贯性。     

清代湘西地区改土归流考略

清代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湘西地区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同时也标志着土司统治时代的结束。通过改土归流,国家得到统一,政权趋于稳定,国力日益增强。文章对湘西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冲突与影响进行了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