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新民”思想在近代朝鲜的传播及影响

从倡导树立爱国观念，主张兴民权、开民智，呼吁打造国魂，宣扬爱国者典范以及明确新民资格等五个方面，对梁启超“新民”思想与近代朝鲜“新国民”思想进行深入比较．试图还原出“新民”思想在朝鲜传播的历史轨迹，揭示其在朝鲜塑造新国民中的重要作用。     

评梁启超流亡日本早期的革命倾向

一八九八年九月,梁启超东渡日本。在以后的二、三年间,他以《清议报》、《新民丛报》为阵地,举起犀利的笔,痛斥以那拉氏为首的清王朝,进而鼓吹革命、礼赞破坏;他宣传卢梭的民主政治思想,谈自由平等、倡民权,介绍各种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以资产阶级的理性原则、道德观念作为新民思想的基础。总之,他曾以倾向革命的姿态,跃然于中国改良主义失败到民主主义革命崛起之间,占据了一个明显的位置。有的同志却认为,梁启超是“为了投革命之初”而“玩弄革命的词藻”。本文认为,以“投机”概括客观的矛盾存在,是不够公平的。应该承认,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早期的革命倾向是实在的、可取的,其启蒙宣传是卓著的,他在历史上的功绩也是应该肯定的。     

梁启超新闻思想与中共新闻政策

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在他主持与编辑过的报刊中，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闻思想和观点。这些思想与观点与中共新闻理论或新闻政策有着深刻的关系与渊源，包括：梁启超的“去塞求通”思想与中共早期”的“启发民智”；梁启超的“耳目喉舌论”与中共“喉舌论”；梁启超的“政治家办报”与中共“政治家办报”的新内涵等等。     

梁启超的“新民”说与“君子儒”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在广泛接受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民”说,梁启超的“新民说”对儒学传统既有所继承又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他的这种兼容并蓄的文化创新观念,即便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1902—1903年间梁启超对康有为之离异与回归

1902年2月22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2期上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从而开始一度公开脱离康有为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的轨道,企图独立地宣传自己的资产阶级政治观、文化观和伦理道德观。但是,1903年2月20日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赴美,至10月31日迫回东京后,又一改初衷,绝口不言革命,从而完成了对其师康有为思想由离异到回归的一个循环。     

从新民启智到述史治学——梁启超著传原因及轨迹之探析

文章着重分析探究了梁启超热衷于传记创作的初衷及思想发展脉络，认为其一生中经历了由新民启智而著传向述史治学而论传的变化，并由此对体现出来的传记创作特色和传记理论建树进行了简要论述。     

从美学实用化角度看梁启超的美学思想及其对德育工作的启示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启蒙民众的目的明确,彰显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前瞻性、社会性和实用性。他倡导的"趣味"和"生活的艺术化"是对美的本体规定与价值规定,通过趣味、情感、境界的提升,体验人生价值,实现真善美的升华,进而推动社会进步。梁启超把审美的外在目的和内在需求统一起来的实用化美论对于今天寓美于德的德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李大钊与梁启超图书馆建设思想的异同性比较

李大钊与梁启超均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建设的主要奠基人。在同一时代背景下,他们将爱国救国理念贯之于中国现代图书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与新民救国密切联系,但又各自具有不同的政治主张及思想观点,也同时体现在图书馆建设思想上。对李大钊与梁启超图书馆建设思想的异同性进行了比较,希望对当代图书馆建设的创新与发展有所启示。     

体系性·变异性·功利性——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体系性、变异性、功利性这三个问题在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中最具争议性.梁启超的美学思考是其启蒙新民的文化系统工程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美学思想是一个以"趣味"为核心、以"情感"为基石、以"力"为中介、以"移人"为目标的审美实践论体系;其前后期美学思想具有"变而非变"的基本特征,不仅典型地体现出上个世纪之交先进知识分子追随社会步伐、努力求新求变的时代特征,也鲜明地体现出梁启超以启蒙新民为核心、追求学用相协的学术宗旨;其美学观既与传统的政教论审美理念相区别,又与旧式文人的所谓纯审美理念相区别,是关于美的功利主义与审美主义的梁式化合.     

洋务派的教育观与"新民公学堂"的建立

从对“新民公学堂”建立之初的背景、特点、时间、地点、规模、生源、性质等方面的探究，追溯辽沈地区兴新学的历史，揭示沈阳大学新民师范学院教育深厚的文化底蕴。     

王国维的悲观与梁启超的乐观

同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巨人，王国维与梁启超对待人生的态度却迥然不同。简单地说，就是王国维悲观而梁启超乐观。其中的原因既有他们的家庭因素、个人经历，更有在文化选择上二人的不同偏好。而王、梁对人生的不同态度又决定了他们对文学功能的不同看法：王国维以文学为情感慰藉的良药，而梁启超则以之为新民的武器。     

赋笔:新文体写作又一格

采用“赋笔”是梁启超新体散文写作的特点之一。“铺陈的表现手法”是“新文体”艺术魅力形成的重要因素;“主客问答的结构模式”是梁启超把藏之名山的“文集之文”变为面对大众的“报章之文”的一种成功尝试。     

梁启超小说功能观之利弊谈

自古以来,“小道观”制约着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的发展。直到近代,梁启超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理论思想,小说的地位才得以提高。然而这一著名论题,亦有偏颇不足之处。     

儒雅赋咏弦歌不辍——解读沈阳大学新民师范学院两首旧校歌的传统文化内涵

作于建国前的沈阳大学新民师范学院的两首旧校歌负载着厚重的国粹，即其歌词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均凸显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鲜明特色。重新解凄这两首旧校歌的歌词，再度领略其“儒”、“雅”风徽，探索其教化功能，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下更好地传承文明、谋求高校教育的发展与创新，具有颇为重要的意义。     

论梁启超培养新民的途径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真正系统、完整地提出新民思想的第一人。20世纪初,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在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及对比中西文化巨大差异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进行反思,提出了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素质,重塑新型国民的时代课题。     

再谈《论公德》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包含了社会对公义秩序的制度诉求,也包含了公民道德伦理的建设健全。本文将梁启超《新民说》中《论公德》一文提为案首,从公德之界定谈起,再论及中国传统文化下公德比之私德的联系及异同,最后昭示倡公德之必要性与迫切性,为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参考。     

试析梁启超立人话语向审美之域的生成

以政治救国为价值目标来开启人生航程的梁启超,其思想焦点经历了两个层面的深入性转变:一是从政治到文化、从为救国而新民到为立人而立人的转变;二是在对人的理解上,披理入情,并把对情感的思考,从着眼于情感与国民性、政治的关系向情感与人的存在、与生命的自由伸展的关系做了大幅度的拓展。正是对文化和生命意义上的“人”的终极眷注,正是从追寻人生灵趣的角度对情感的肯定,使梁启超将早年的政治功利美学发展为情感、趣味、生命一体的文艺美学和审美人生论。     

张之洞与"中体西用"之关系辨析

本文对“中体西用”思想的萌生、发展与完全定型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考察与分析，认为它不是某一个人物的独创，而是近代思想家不断探索的结果，是群体思想的结晶。“中体西用”思想之所以归于张之洞名下，成为其代称，不是时人误会了梁启超的语意，而是对其不合时宜地重弹“中体西用”老调的讥刺。尽管“中体西用”思想曾经阻碍过维新变法思想的发展，但它在特定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应予肯定的。     

王船山与中华民族精神

作为伟大的民族思想家,王船山在“天崩地解”、“国危如线”的明清之际,经历过战乱与亡国之痛后,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博大气象和创新精神,广泛吸取了中国两千年的文化遗产,并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总结,其思想的归宗即在“存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之统绪”。梁启超曾慨叹“船山学术,二百多年没有传人”,且不无伤感地预言“船山的复活,只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由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树立新的“国家观”，塑造近代社会理想人格“新民”形象；二是摆脱了传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束缚，主张各民族平等，共同奋发的大民族主义。梁启超倾其多半生精力研究的民族主义问题，既有其理论价值所在，也有失之偏颇之处，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复杂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