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主体“我”与小说修辞意识

文本延伸必须展开叙述,而小说叙述视点又具有多样性与交错性：可以文本外＂旁观者＂视野叙述,也可以＂局内人＂修辞身份叙述。后者又包括＂我＂的一元叙述及文本内部人物间多元叙述。亦即叙述主体＂我＂分为＂假我＂、＂真我＂、＂无我＂或多元交错叙事模式。从M.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出发,认为这几种＂我式叙述＂分别反映了文学话语在表达与接受过程中的＂熟悉化＂、＂陌生化＂、＂狂欢化＂修辞策略,同时显示出文本＂独白＂或＂对话＂性的修辞意识。     

《神木》:人物符号修辞化与修辞幻象

小说<神木>中的人物符号之间存在着两种修辞化的关系:杀人者与杀人者之间是隐蔽的集团化关系,被杀者与杀人者之间是显性的血缘化的关系.同时这两种关系导致了人物走向不同的修辞幻象:杀人者在自我身份的认识上完全丧失了"真我"而走向杀人,被杀者在虚假的血缘化中不断走向真情.因此,运用人物符号修辞化与修辞幻象的理论才能真正解读小说<神木>.     

《神木》：人物符号修辞化与修辞幻象

小说<神木>中的人物符号之间存在着两种修辞化的关系:杀人者与杀人者之间是隐蔽的集团化关系,被杀者与杀人者之间是显性的血缘化的关系.同时这两种关系导致了人物走向不同的修辞幻象:杀人者在自我身份的认识上完全丧失了"真我"而走向杀人,被杀者在虚假的血缘化中不断走向真情.因此,运用人物符号修辞化与修辞幻象的理论才能真正解读小说<神木>.     

《红楼梦》回目的修辞翻译对比研究——从修辞心理学谈起

<红楼梦>是一个修辞的海洋.大量修辞文本的存在将小说点缀得生动形象,成为无法超越的文化瑰宝.然而,这些修辞文本在英译过程中却会受到不同译者的心理文化结构影响而产生不同的效果.从<红楼梦>的两部最为成功的译本中对于回目修辞的处理可以看出修辞心理学在修辞文本翻译过程中的影响.     

张可久与元曲列锦文本建构(上)

张可久是元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散曲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创作非常具有特色,尤其是在建构"列锦"修辞文本方面表现更为突出。他所建构的"列锦"修辞文本在结构形式上可以分三大类、十八小类。每一类"列锦"修辞文本的建构都对拓展作品意境,提升作品的审美价值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他的散曲作品独具魅力,是跟他擅长建构"列锦"修辞文本分不开的。     

李佩甫对叙事视角转换的探索

在《城市白皮书》等文本中,围绕"母亲"话题,李佩甫将叙事视角的转换与文本叙事肌理感的强化、文本结构的听觉化和人物显隐的调度结合起来,着重对视角转换的叙事修辞效应进行了个性探索,彰显出李佩甫浓厚的"垕土"情结。     

叙事角色“老王”的修辞阐释——读王蒙微型小说之《老王系列》

"老王"是《老王系列》的叙事主角,他以独特的方式观人生百态,察世间万象。"老王"是作家王蒙虚拟的存在,他亦真亦幻,亦禅亦道,是一个被修辞化的"老王"。文本中,"老王"的修辞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拥有多重的修辞语义,二是参与作品的修辞传释,三是传递作家的修辞哲学。     

张可久与元曲列锦文本建构(下)

张可久是元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散曲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创作非常具有特色,尤其是在建构"列锦"修辞文本方面表现更为突出。他所建构的"列锦"修辞文本在结构形式上可以分三大类十八小类。每一类"列锦"修辞文本的建构都对拓展作品意境,提升作品的审美价值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他的散曲作品独具魅力,是跟他擅长建构"列锦"修辞文本分不开的。     

从语法分析到修辞阐释--结构主义文论向解结构主义文论转换的实质

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本的确定性、清晰性、规律性;在对文学作品的深层结构进行解剖时,语法关系经常被作为一种认识模型而使用;即使接触到一些修辞问题时,也采用典型的语法研究方法.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则更多地受20世纪修辞学研究,特别是语境理论与话语理论影响,强调文本的动态性、历时性、不确定性,运用修辞批评对文本进行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构主义文学研究主要采用的是语法分析的视角,而解构主义文学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修辞阐释的视角.     

修辞转化的基本属性

修辞转化是修辞主体在对各相关因素充分进行综合认知的基础上,受到某种修辞目的的驱动,以认知语境为重要条件,以得体性为最高原则,采用适宜可控的方法与手段,而在修辞表达或修辞理解的过程中建构和解构修辞话语的零度与偏离同义形式,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修辞预期而实施的修辞行为。这种修辞行为具有认知性、普遍性、建构性、解构性和修辞性等主要的属性特征。     

贤能优劣论

统治阶级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用人选择。“贤”是“德”的又一种表述,没有标准可界定,统治阶级择人用人,在战乱等非常用人时期,多用“能”,而在和平守成时期,立即改为用“贤”,而总是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而“能”,既可治国,又可安邦,却不常被用。     

说滕文公之"文"

我们平时所说的战国时期的滕文公 ,实际上是滕元公 ,至于他为什么后世称他为“文”,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 :其一 ,作为谥号的“元”和“文”差别并不是很大 ;其二 ,春秋战国时期的谥法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其三 ,我们还要注意到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文化影响的渐进性。     

从“危机”中寻找“机遇”

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已经对中国的实体经济造成明显的冲击和影响,突出表现为外部需求减少,而且这种冲击和影响目前看起来还没有马上停止的迹象,其深度和广度有可能在今年进一步扩大.     

国书馆“传统”与“现代”论

从藏书结构、服务模式、管理方式等方面阐述了传统图书馆模式的特点,并从图书馆的虚拟化和图书馆管理的人本化方面分析了现代图书馆的发展走向。     

从“无兵的文化”到“竞逐富强”

一个民族的兴盛与一个民族是否具有捍卫自己利益的能力和决心有关,也与一个能够发挥市场优势的制度安排有关。因此,在一个以竞逐富强(thepursuitofpower)为原则而发展起来的现代世界中,中华民族在进行经济与政治制度变革的同时,必须改变自己文化上无兵的传统。     

关于"李约瑟问题"与"诺贝尔现象"的思考

一、对“李约瑟问题”的反思上个世纪 ,著名的科学家李约瑟曾经提出一个问题 :在公元前１世纪到公元１４世纪的漫长岁月中 ,中国科学和技术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并对整个人类文明做出了许多原创性的贡献。但在近三四百年中 ,中国社会为什么没有能够孕育出近代科学和技术？是什么原因导致近代中国科学和技术落后于西方的？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问题”。围绕“李约瑟问题” ,中外学者不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科学和技术本身所存在的缺陷 ,而且更多地讨论了中国社会和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种种不足和局限。这些讨论对于中国科…     

怎样"求"才能获得"是"

实事求是包括了解、掌握“实事”与从“实事”中“求是”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但许多研究者却很少涉及如何从“实事”中“求是”的问题。这是一个不足。毛泽东“求是”,一是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分析矛盾、矛盾方面以及条件的特点,综合、比较,得出结论。二是用归纳与概括的方法,概括实践发现的联系,揭示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性。近代科学的早期,人们认识规律采用的主要是“实验一归纳法”,现代科学则侧重于运用“假设一演绎法”。解决从经验事实中“求是”的问题则有主要依靠逻辑方法和主要依靠理智去发明等主张。这些不同的方法都有许多成功的实例。我们应当学习、掌握这些方法,并把它们结合起来,以利于我们在实践中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孽海花》之“孽海”与“花”新解

正确理解“孽海”与“花”的含义,有助于深入解读小说《孽海花》。本通过对小说本和有关资料的研析,指出《孽海花》中的“孽海”主要指当时正在沉沦的中国社会环境,“花”则既指名妓傅彩云,也指晚清“名士”。     

对“以人为本”中“人”的几种理解的辨析

学界对"以人为本"当前主要有四种理解。把"以人为本"中的"人"理解为"人民群众",是从政治视角而言的,针对的是"少数人"范畴;把"以人为本"中的"人"理解为"全体公民",是从法律视角而言的,针对的是"部分公民"范畴;把"以人为本"中的"人"理解为"人类",是从人类共同利益视角而言的,针对的是"自然"和"物"范畴;把"以人为本"中的"人"理解为"具体的个体的人",是从工作落实视角而言的,针对的是理论层面抽象的"人"范畴。应在特定的范围内理解"以人为本"中的"人",超出其特定适应范围便容易导致对其中的"人"的误读。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中的"人",无疑应当是指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而学界所作的拓展性理解则是适应于特定范围、解决特定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