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风险下重大工程协同创新激励契约设计

针对重大工程协同创新契约设计不合理导致创新效率低的问题,结合重大工程协同创新高度复杂、协同主体动态更替等特点,建立以创新产出和成果转化整体收益为目标的委托代理模型,设计双边道德风险下重大工程协同创新激励契约,从而求出最佳努力水平和最优激励系数等结果。并与无道德风险下的契约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考虑双边道德风险时,最优激励系数介于承包商与协同企业付出最大努力水平时的激励系数之间,合理的激励系数可以有效调节双方的努力水平;激励系数分别随着成果转化率、协同企业贡献权重的增加而增加,随着承包商贡献权重的增加而减少。研究成果为重大工程协同创新契约有效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重大工程DB模式下设计施工方的社会责任激励契约设计

针对重大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DB模式)下,设计施工方社会责任缺失或履责不到位而导致工程效率低、负面影响大等问题,结合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的特点,引入行为经济学中的公平偏好理论,建立双边道德风险下以工程总收益为目标的激励模型,进而解出最优社会责任努力水平和最优激励系数等均衡值,并与不考虑双边道德风险的履责收益分享模型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适度的公平偏好会增强施工方和设计方的竞争意识,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双方的社会责任努力水平;契约设计需兼顾公平和效率,分配比例需根据双方的社会责任投入产出效率和公平关切程度动态调整,才能协调总收益最优;考虑双边道德风险的契约设计可实现工程总收益的帕累托改进。所得结论为促进重大工程实施主体提高社会责任履责能力和水平提供了理论方法和决策依据。     

服务外包中双边道德风险的关系契约激励机制

外包服务项目执行结果受服务商工作努力程度和客户参与配合的共同影响,双方在服务执行中的生产要素投入无法验证性往往会导致双边道德风险.针对双边道德风险下正式外包契约无法有效激励双方共同努力这一问题,运用委托代理理论设计了非正式的服务外包关系契约,分析了关系契约对双方共同努力的激励作用.研究表明:对任意折现率,实施关系契约的客户收益与系统收益均不小于正式契约,且随着折现率的增加,关系契约的激励效果越显著;当折现率足够大时,关系契约能有效激励双方共同努力,实现系统最优.最后,通过数值算例验证了相关结论.     

具有双边道德风险的服务外包线性分成契约

运用团队生产模型,考察了存在双边道德风险下发包方参与生产的服务外包最优线性分成契约。分析了产出弹性系数、成本系数和谈判力因子对线性分成契约的影响,指出最优线性分成比例由产出弹性系数确定。研究表明:谈判能力不影响最优线性分成比例、双方参与努力水平和系统产出,但能决定双方从合作中分享的剩余。最后,用数值算例验证了主要结论。     

连续型保险契约的混合模型设计

针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保险市场上普遍存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假定风险类型和努力水平均连续的情形下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别建立了纯逆向选择模型、纯道德风险模型,并在二者的基础上给出了连续型保险契约的混合模型,研究了各模型所对应的保险契约的性质和所达到的保险程度.研究指出:当仅存在逆向选择时,随着代理人风险的提高,最优保险契约要求其交纳的保险费率严格单调递增,委托人需要赔偿的比例也是严格单调递增的;当仅存在道德风险时,最优保险契约要求代理人所受的实际损失是意外事件造成损失的递增函数,而最优保费小于损失的期望值;当同时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时,最优保险契约要求部分保险,与单独存在道德风险时相比,代理人的努力水平严格减少,所得效用严格降低.     

基于激励理论的政府与逆向供应链系统协调机制

针对一个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并存的逆向供应链系统,利用博弈论和激励理论,分别研究了对称信息和不对称信息下政府和制造商线性契约设计过程,分析了各激励因素对契约的影响,并通过数值仿真探讨了各参数变化对政府、制造商和回收商期望收益的影响.研究表明:委托方设计合理的激励契约能有效甄别代理方的信息,促进企业努力水平,提高政府和企业的期望收益.     

基于创投双方潜在努力的最优融资契约研究

创业企业普遍存在着资金短缺的问题, 创业投资则有效解决了创业企业的融资困难. 一旦投资者进入到创业活动中, 项目要想成功就需要企业家和投资者付出一定的努力. 此时投资者需要最优的融资契约, 以此激励企业家付出高水平的努力, 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 本文在努力水平事先隐藏且无法核实的前提下,通过建立一个两阶段的融资模型, 得到了两份优化的融资契约. 论文进一步表明, 企业家努力的边际成本与投资预期净现值的相对大小是进行融资契约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 即当投资预期净现值相对于努力成本较小时, 不存在可行的契约; 当投资预期净现值相对于努力成本较大时, 最优融资契约将以两种形式出现: 不论第一期的利润额多少, 第二阶段再融资概率都接近于1的(FC1)和根据第一期的利润额确定第二阶段再融资概率的(FC2). 由于双边道德风险的存在, 无论投资者选择何种融资契约, 都不会在投资的第二阶段与企业家共同努力.     

非对称过度自信条件下委托代理模型

针对不同过度自信水平的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缺乏的问题,通过数理推导研究分析了次优和最优情形下委托人和代理人非对称的过度自信水平对努力水平、激励系数的影响,并应用实验研究有效地验证了模型推 导的结论.与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理性时的研究结论不同的是,当委托人和代理人过度自信水平不同时, 设计最优报酬契约时仍需要向代理人实施激励.研究结果对设计报酬契约、提高激励效率等方面有重要应用价值.     

渠道联合促销下制造商的定价决策

在渠道成员联合促销且存在双边道德风险下,考察了制造商对零售价和批发价的决策问题,指出双边道德风险下的最优市场价格应低于无道德风险下的对应价格。分析了市场潜在需求和价格敏感系数等外生变量对定价决策的影响,指出最优市场价格和最优批发价格随市场潜在需求的增加而增加,随价格敏感系数的增大而减小。最后运用数值分析对文中结论进行了验证。     

不对称信息下供应链成本分担激励契约设计

当风险规避的供应商面临着研发或制造成本的不确定性时,由供应商和采购方共同分担成本的激励契约相对于固定价格契约和成本加成契约而言更优。成本分担激励契约中不同的分担系数为供应商的研发努力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激励。构建了一个风险中性的采购方和一个风险规避的供应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分别分析了在信息对称和不对称情形下供应链中最优的成本分担线性激励契约,发现两种情形下最优契约中供应商的成本分担系数皆随成本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减少,采购方对供应商的固定支付皆随成本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增加;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供应商的成本分担系数低于信息对称情况下的成本分担系数。最后,通过算例对结论进行了说明。     

合作创新情境下考虑项目持续时间的契约设计和选择

针对服务外包合作创新项目的契约设计和选择问题,考虑项目持续时间的影响,构建了基准情形、绩效型契约和收益共享型契约三种情形下的博弈模型,求解并对比分析了各情形下的最优服务质量、最优项目持续时间和最优客户收益。在绩效型契约和收益共享型契约下,服务供应商的创新投入成本系数和时间成本系数越高,客户所提供契约中的质量激励系数和收益共享系数越大。当客户和服务供应商订立收益共享型契约时,可实现社会收益最大化。当客户希望通过服务创新获得更高的服务质量时,应选择绩效型契约;而当客户希望合作创新项目尽早完成或通过合作创新获得更大收益时,应选择收益共享型契约。     

代理人过度自信条件下最优激励契约与备货联合决策研究EI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研究了代理人过度自信对委托人最优激励契约设计及最优备货决策的影响,建立了代理人过度自信时的最优激励契约与备货联合决策模型,得到并比较了代理人过度估计和过度精确两类过度自信类型下委托人的最优激励契约与最优订货量决策,并数值验证了相关结论.研究发现:库存耗尽的阈值契约是最优的契约形式,且不同过度自信类型对最优联合决策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与代理人完全理性情况相比,过度精确(过度估计)会导致最优契约的奖励提高(降低)以及最优订货量降低(降低或提高);过度估计可缓解道德风险引起的最优订货量偏高现象,甚至产生比无道德风险情况下更高的利润,而过度精确可能进一步加剧订货量偏离现象.     

疫情下双渠道供应链恢复努力决策及契约研究

新冠疫情对双渠道供应链消费需求形成冲击,造成大量线下需求转向线上消费.针对线上线下两种渠道的恢复过程,考虑线下渠道的延迟恢复和顾客的线上消费习惯,构建以制造商为主导的延迟微分博弈模型,分析并求解分散式决策和集中式决策下双方的最优恢复努力、恢复水平和价值函数现值,通过设计双边成本分担契约以实现协调.研究发现:集中式决策中的线上线下渠道恢复努力均大于分散式决策;延迟时间存在一定的阈值,当小于该阈值时,集中式决策下的最优价值函数现值较高,反之分散式决策下的最优价值函数现值较高;分散决策时需求转移系数与线上渠道恢复水平正相关、与线下恢复水平负相关;双边成本分担契约中的分担比例与需求转移系数正相关、与零售商的边际利润负相关.以上结论可为疫情影响下的双渠道供应链恢复决策的制定及协调管理提供参考.     

非对称过度自信水平下的激励机制研究

针对理性的委托人和过度自信的代理人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在考虑道德风险和代理人过度自信水平为其私有信息情况下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最优激励机制设计问题.结合委托代理理论,为委托人制定契约来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并甄别其过度自信水平.进而分析契约并与过度自信水平为双方共同知识的情形比较.结果表明,当委托人不了解代理人的过度自信水平时,委托人期望收益下降,拥有私有信息的代理人的努力程度降低收益却增加.研究结果体现了信息的价值,对如何设计契约并提高激励效率有重要意义.     

企业与科研单位协同创新产出水平提升机制

提升企业和科研单位在协同创新中的努力水平能够有效提升创新产出.综合考虑科研单位和企业在协同创新中投入的开发成本和协同成本以及技术和产品产出价值分配的两个阶段和各自获得的收益,构建协同创新中企业和科研单位努力水平模型,分析函数的性质及数值算例,得出如下结论:考虑协同成本和研发成本的前提下,在合理的范围内提升科研单位在协同创新中的地位或科研单位的收益,能够有效提升努力水平较低的一方的创新努力水平;当企业的努力水平较高时,提升创新技术和产品的市场化率能够提升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努力水平.研究结论对提高企业和科研单位协同创新努力水平,提升协同创新产出水平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     

考虑声誉效应的应急物资储备系统动态激励模型

突发灾害发生后,应急物资需求量呈现爆发式增长,充足的应急物资对于保障灾后救援效果以及减少经济损失具有重要作用。通常情况下,政府在灾前委托一个或多家企业储备应急物资,一旦突发灾害发生,立即调拨所需物资至受灾区。但在实际情况下,由于政企合作契约的不完备及政企目标的差异与信息的不对称,企业很容易出现偷懒、消极怠工等道德风险,突发灾害发生时很难保障充足可用的应急物资。为此,在政企委托代理关系的基础上,引入声誉效应机制到政府和两个企业组成的应急物资储备系统,构建了考虑声誉效应的应急物资储备系统动态激励模型,求解了政企多期合作下政府最优奖惩系数和企业最优努力水平,给出了声誉效应机制发挥长期激励作用的条件。与不考虑声誉效应的应急物资储备系统激励模型相比,在一定条件下考虑声誉效应的应急物资储备系统动态激励模型可以提高企业努力水平,实现了供应链系统成员收益帕累托改善,降低了企业出现道德风险的可能性,有利于维护政企之间长久稳定的合作关系。     

考虑营销努力和创新能力的制造商激励供应商创新决策研究

本文研究了一个由供应商负责提升关键零部件性能的创新,制造商负责产品制造与销售的供应链运作系统,考虑当营销努力水平和产品创新程度同时影响需求时,制造商激励供应商创新的决策行为.基于激励方式的不同,构建了三种激励决策模型,探讨不同情形下创新效应和营销努力效应对供应链成员决策影响的互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产品创新效应是制造商激励供应商创新的内在推动机制,营销努力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创新活动的发展;产品创新效应和营销努力效应对供应链成员决策和利润有积极的影响;创新效应和营销努力效应联合作用下,基于质量批发价格契约制造商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但此时供应商创新水平较低甚至低于批发价格契约情形,继而文章进一步引入了成本分担契约,并论证了成本分担契约能够使制造商获得最优收益,同时有效地激励供应商创新.     

基于EPR制度的政府与制造商激励契约设计

生产者延伸责任(EPR)制度能有效推动制造商回收再制造活动的实施. 基于制造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并存的状况, 以制造商的再制造率和努力程度为不对称信息, 设计政府对制造商的激励契约. 给出了契约实施过程中满足制造商收益单调风险率和政府正向激励实施的现实条件, 分析了再制造率等因素与政府激励契约的关系, 讨论了EPR制度实施不同阶段中各类因素对政府期望收益的影响. 研究表明: 政府激励契约能较好实现制造商的高效度激励, 有效促进制造商的努力水平, 提高政府期望收益. 研究结论对EPR制度下政府环境规制的设计实施以及制造商的运营实践具有较好的现实指导意义.     

异质委托情境下国企过度自信高管激励合同设计

考虑国企高管代理人表现出的过度精确和过高估计两种不同过度自信心理形式，分析了国企高管在异质委托情境下，不同过度自信形式对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纳什均衡合同中最优契约激励系数的影响机理。通过构建包含国有股东、非国有股东和国企高管的三方博弈模型发现：在异质委托情境下，国企高管过度精确的自信行为提高了纳什均衡合同中促进经济任务努力的最优激励系数，而对纳什均衡合同中促进社会任务努力的最优激励系数没有影响；国企高管过高估计的自信行为提高了纳什均衡合同中促进社会任务努力的最优激励系数，而对纳什均衡合同中促进经济任务努力的最优激励系数没有影响。从国企高管代理人的努力类型来看，过度精确的自信行为降低了自身对经济任务的努力水平，而过高估计的自信行为提高了自身对社会任务的努力水平。在我国当前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该契约理论模型将委托代理参与人扩展到包含国有股东、非国有股东和国企高管三方参与人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非理性国企高管对国企双重任务的行为差异，研究结论可对完善国企治理及高管薪酬机制提供新的参考。     

基于过度自信和监督机制的动态激励契约研究

将行为金融学与激励理论相结合,在经理人过度自信和监督机制同时存在的条件下,通过建立契约模型,研究公司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动态最优激励.结果表明,过度自信和监督机制均可使最优激励契约变得廉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公司的代理成本,两者在解决股东和经理人之间委托代理问题中,均对激励契约具有替代作用.同时,随着经理任期的增加和工作经验的丰富,一定条件下过度自信对激励契约的替代作用将逐渐减弱,最优的激励最终会提高至提供给理性经理激励的水平.该结论在我国企业的运用,一方面可以有效弥补现有激励方式的不足,为企业节约激励成本,另一方面能够有力地解释经理人中存在的"异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