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碧霞元君弘济经碑初探

新近发现的小泰山碧霞宫《修葺娘娘行宫》碑所载经文,为藏外逸经《太上老君说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护世弘济妙经》的节略本。这一发现将该经的写作时间提前至嘉靖二十七年(1573)。该发现不但对明代道教、民间宗教及碧霞元君信仰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可以为明代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互动提供一桩个案。     

国泰民安：清代官方碧霞元君信仰的政治诉求

国泰民安,是清帝治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目标,也是其崇奉碧霞元君的内在动力。康熙帝、雍正帝与乾隆帝连续提倡碧霞元君信仰,实施“神道设教”方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儒家礼教的局限。清廷借助碧霞元君信仰,多次进行求子与禳灾活动,进而展示清帝统治的权威性。由于清廷的大力提倡,民间碧霞元君信仰习俗更加兴盛,促进了当时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清末泰山信仰在海岱间的传布——以青山碧霞宫与大泽山日照庵为中心

就山东一境而言,泰山崇拜和碧霞元君信仰在海岱之间自西向东传布。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泰山信仰传布的力度从明代至清前期渐趋增长,而自光绪末年至民国却是一个转折。本文选定青山碧霞宫与大泽山日照庵两座庙宇作为研究中心,来探讨泰山信仰清末民初在泰山到滨海一线的传布情况。泰山信仰在海岱之间传布过程中,受到空间距离、地域文化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呈涟漪状,以泰山为中心,越趋向边缘（边远）地区,影响力越弱;即使有稳定文化内核的碧霞元君信仰,也经受了诸多损益,多种神灵品格层累而至于在青山庙宇出现相互矛盾的几个碧霞元君,在大泽山也经历了从碧霞元君到无生老母的主神转变。     

女神及其女性信众之间关系探究——以碧霞元君信仰及明清华北女性信众为中心

明清以来,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泰山东岳大帝信仰逐渐被碧霞元君信仰所取代。这位女神的魅力迅速风靡整个华北,导致东岳大帝信仰逐渐没落。这与碧霞元君的“女性特质”休戚相关,其亲切的形象与“擅长管理妇女事物”的神职,赢得了女性信众的青睐。明清皇室女性对碧霞元君信仰的信奉与推崇,使其成为皇家祭祀甚至国家祭祀的对象;民间女性则通过积极参加甚至领导香社活动,对碧霞元君信仰的推广及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大传统与小传统:明清时期鲁西地区的碧霞元君信仰

明清时期鲁西地区是碧霞元君信仰极为盛行的地区,呈现出庙宇数量众多、分布地域广泛等特征.地方官员和士绅对碧霞元君信仰大多持默许和认可态度,并试图借助祀神活动传达官方祭祀理念,进行社会教化.地方官员和士绅关于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对于地方社会道德秩序的关注,表达了他们试图用官方正统文化去改造民间文化的强烈愿望.相较地方官员和士绅,普通民众崇祀神灵的目的则较为简单,带有显著的世俗性和功利性的特征.在满足其自身信仰需求同时,神灵信仰也起到了增强社会凝聚力、强化地域认同的作用.地方家族也利用重修庙貌、祭祀神灵等手段,实现庙宇与宗族的结合,以此达到增强家族凝聚力和认同感的目的.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和需要,官员、士绅和民众共同参与到信仰活动之中,使得信仰在地方社会不断得以延续和传承.     

黄帝与曲阜、泰山故事对华夏“大一统”的影响——兼论“一切历史都是形象史”

泰山为上古华夏之中心,黄帝生于寿丘(曲阜),于泰山下战蚩尤、受天书,为泰山置包括碧霞元君在内的“玉女七人”,于泰山之巅“会诸侯”“合鬼神”、行封禅,乘龙升仙。黄帝是最早提出“吾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之“大一统”思想的历史人物,其生身事业、狐死首丘于曲阜以及与泰山的故事,是曲阜——泰山为齐鲁文化象征的叙事背景成为整个华夏文化主轴的象征。黄帝作为史学累积与文化创造之共铸形象,其形成、作用与影响表明“一切历史都是形象史”。     

30年来近代华北泰山信仰礼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30年来,海内外学界在近代华北泰山信仰礼俗研究上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主要以"国家—社会"的视角讨论了近代北京妙峰山的庙会、碧霞元君的"标准化"、碧霞元君的形象建构及其变迁、泰山信仰礼俗与民众生活等专题。这些研究成果在新史料发掘、新视角运用、跨学科对话等方面各有优长,但也存在着视角单一等局限。未来相关研究似可以注意以下方面: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增强田野调查力度,尝试运用"区域社会史"视角,建构以"日常生活"为观察起点与归宿的中层理论。     

泰山碑刻所见清代道纪考

以泰山为首的五岳山川神祀系统,自汉初确立一直由国家主导,当政者通过管理岳庙来保证祀事并维系正统。金元之际,有道士进驻东岳庙参与庙事活动,负责看护、洒扫及管理香火等日常庶务。资料显示,元代,由官方选高道主管祀事并住持岳庙。明至清,泰山岱庙成为府州道纪司的署地,道纪既是岱庙住持,又管理着泰山上下宫观祠庙。道纪们大多克勤克俭,不辞辛劳。远见者以所积香资购买赡田,借助岱庙的国家祠祀地位,上下营构,拓展守庙道众的生存空间,尽力延续宗脉。泰山(岱庙)现存碑刻中保留有部分明清道纪活动的史实,通过对碑刻的梳理分析,根据道人法名对照道教宗派谱系,可以基本确定泰山岱庙住持道人归属于全真龙门华山派,且传承有序。道士管理岳庙是政府权力的有限让渡,道众仅充当“守庙者”的角色,其影响力有限,丝毫不改变岳庙的国家祠庙性质。     

寿县四顶山奶奶庙“抱娃娃”习俗的人类学考察

安徽省寿县四顶山的“顸”是与东岳庙有关的道教建筑物的称谓，而非人们普遍认为的“山顶”的意思。每年农历三月十五奶奶庙庙会期间的抱娃娃习俗，是当地群众对碧霞元君信仰的一种体现。根据田野调查，从许愿者、还愿者、旅游公司3个视角，针对参与抱娃娃习俗的不同角色，对“抱娃娃”习俗的灵验性、功能性、象征性、仪式性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抱娃娃习俗是人们精神层面的认知模式，是作为文化符号嵌入民俗的。     

我国古代退休官员死亡后的待遇

本搜集到大量珍贵史料，从中归纳出古代退休官员死亡后的种种待遇。这些待遇主要是：赐祭葬，监督祭礼、葬礼，皇帝亲临祭奠、悼念，追封、赠官、给谥、立碑，陪葬帝陵、配享庙庭，护送遗体归葬故乡，八祀贤良祠、乡贤祠、名宦祠，子孙嗣官、袭爵、袭职等。     

二十世纪日本社科界泰山研究动态

二十世纪日本社科界对泰山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首先是宗教信仰研究,其成果最多、最成熟,其中对泰山府君、碧霞元君信仰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其次是研究唐传奇,尤其明清小说中反映的泰山信仰,另有对泰山信仰与当地民俗的关系的研究,中日石敢当信仰比较研究.谣曲《泰山府君》传播较广,而泰山诗歌主要在翻译介绍,汉诗中创作少,研究也少;散文方面主要体现在明治维新之后游记创作数量多,而研究少.此外,对泰山旅游方面的介绍、研究,近代以来渐多,是未来主要的研究趋势之一.最后,对泰山石刻书法的欣赏和研究较多,还有一些研究泰山封禅的论文和日本学者翻译、介绍泰山的译著.     

攀附与重构——东莞企石黄大仙研究

黄大仙信仰从产生之初便不断被地方化，尤其是进入岭南之后与岭南地域文化发生的互动更使地方化得到加强．东莞企石黄大仙的攀附与重构表明了这样一种倾向：处于边缘地位的地方黄大仙传说不断攀附被认为作为中心的香港黄大仙，并力图与之建立关系，扩大自身影响以吸引信众，攀附成为某种正统性的要求．由于文化与历史资源尚浅，经济弱势的企石黄大仙古庙必须借用外界的文化资源来建构自身的合法性．     

佛教传入泰山的文物遗踪及文献记略

泰山地区是佛教传入最早的地区之一.从文物考古资料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学家综合考订东汉时期的佛教图像,在全国仅有六处,其中两处就在泰山附近（临沂、滕县）.九十年代,邹城又有佛教图案的新发现.这些佛教图案都出现在东汉时期墓葬的画像石上,表明佛教的传入已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否则不会进入人们的生活习俗之中.从文献资料看：高僧进入,佛寺兴建,时在东晋,但在佛典中有言汉明帝时佛、道斗法之事,就有作为五岳之首的东岳道士参与其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佛教进入中土的初期,在泰山的弘法已经对本土的道教构成了威胁。     

草明作品中女性话语与主流话语关系的转换

以草明20世纪30年代的短篇小说和四部代表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草明作品中女性话语与主流话语的关系。认为草明的早期作品呈现出女性话语对主流话语的寻找,从进城的农村女儿的视角描写她们物质的贫穷和对生存出路的寻求;后期作品呈现出女性话语与主流话语的重合,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角塑造符合主流期待的社会主义新女性。两种话语关系的转换是时代潮流和草明个人选择的结果,尽管女性话语和个人视角的匮乏使草明的作品在新时期遇冷,但终生为工人阶级写作成就了草明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地位。     

徽州历史文化资源特色数据库建设研究——以徽州古祠堂为例

徽州古祠堂是徽州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明清时期徽州宗法家族制度;为了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利用徽州古祠堂相关资源和历史文化,同时也是更好地对外宣传徽州文化,对徽州古祠堂相关信息数据化进行了研究,提出建设一个徽州古祠堂特色数据库平台,从特色数据库平台建设资源选择对象和数据库结构设计以及物理实现3个方面展开研究和论述,以期能够为徽州文化历史资源的保护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也为其他徽州特色资源数据库的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明清山东地方志中东岳庙的时空分布考

在传世的明清时期山东地方志中,记载了大量关于东岳神信仰的宝贵资料。从东岳庙的创建、重修时间到东岳庙的地理方位、修建原因等,都给人们研究明清时期山东各地关于泰山神信仰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依据。就地方志所载信息对东岳庙在时空传播与分布上试以探析,以明了山东各地的泰山神信仰情况。     

魏晋南北朝泰山祭祀考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正祀中的泰山祭祀产生了新的变化。从泰山所在地来看,除曹魏、北齐之外,泰山常规祭祀难以维系。而非常规的皇帝亲临祭祀、遣使致祭、祈祷雨晴等临时祭祀,不绝如缕。从非泰山所在地来看,随政权所在地而多处并存,或随首都转移而连动,成为这一时期泰山祭祀的突出特点,且制度建设相对较为完备。这一时期的不同政权几乎都努力争取并保持泰山的祭祀权力,以表明自己的正统性与合法性。这样,无疑为国家走向统一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     

从签诗典故看民间信仰的孝悌爱国教化功能

宿命的中国人经常将小到个人、家庭的祸福吉凶,大到民族、国家的兴衰存亡,都归结于冥冥之中的"天意"为了窥视神秘莫测的"天机",以便趋吉避凶,先民们发明了足以让世人叹为观止的种类繁多的占卜形式,而影响最大的应数抽签占卜。灵签在民间成千上万的宫庙中,几乎是无宫不有,无庙不在。求签占卜是人们最经常采用的窥测"天机"的方法。灵签对百姓的日常生活起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宫庙中的签诗典故一方面以虚幻灵光给抽签者以精神慰籍,另一方面签诗典故以其通俗化、大众化、浅显易懂的道德说教在社会上发挥着某些法律、道德无法比拟的社会教化功能,本文就试图从宫庙的签诗典故来剖析它的孝悌爱国教化功能。     

宁波与道教文化

宗教文化在宁波地区渊源流长，既有光辉灿烂的佛教文化，又有曾经非常兴盛的道教文化。四明山脉的洞天福地吸引了众多的道教徒遁迹山林、兴宫筑观，聚居修炼，其中就有葛洪、徐可复等著名道士，唐宋对道教的扶持也使得宁波地区道观林立，这些都是宁波发扬道教文化的宝贵基础。但发掘道教文化不能仅仅局限在道教界．而应该关注道教的广泛影响力，如道教与浙东学派的关系等。许多浙东学派的学者实际上与道家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宁波文化素养的养成，因此宁波在建设现代都市的进程中需要重视对道教文化的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