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现实主义的深刻体现——论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对杜诗的接受

在文学史上大多数人认为“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是学晚唐体,宗贾岛与姚合。但实际上他们学习的是杜甫的诗歌,宗杜而非仅仅贾、姚。他们直接学习贾岛与姚合,其目的就是为了学习杜甫。因为他们的才力与学识等决定了他们无法直接学习杜甫,但并不是像某些人认为那样不学杜甫,“抛弃杜甫”,而是间接学习。这只不过是学习杜甫、接受杜甫的特殊途径罢了。     

“梦”与“花”：顾城和海子诗歌创作之比较

“梦”与“花”，分别是顾城和海子诗歌文本中重要的意象。在“梦”的世界里，在“花”的掩映中，深藏着诗人的心灵追求和精神渴望。顾城在他的“梦境”中表达了对“未来”和“远方”的追寻，而海子诗歌的“花朵”开放在“返乡”的路途，“回望”和“留守”是他的精神姿态。顾城用“梦”建造了一个“童话世界”，海子则用“花”营造了一个“神性世界”，他们诗歌的书写方式就是他们生命的书写方式。“梦”与“花”，和他们所生活的现实语境分别构成一种“对抗”和“超越”关系。     

意象派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借鉴和学习

西方意象派在其发展探索过程中借鉴学习了中国古典诗歌,丰富了它的创作理论主张。意象派学习了中国古典诗歌中“意象叠加”的表现手法,并借鉴中国古典诗歌的选材和取意等,为英美诗歌的创作繁荣发展了新的形式和技巧。     

李白与杜甫诗歌比较研究

后世敬仰的“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是我国唐代的两位著名的诗人,他们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歌。李白、杜甫的诗歌思想有着一致性,他们同样爱祖国、爱人民,关心国家的命运,关心人民的疾苦。本文主要从诗歌创作方法、诗歌风格、诗歌表现意象三个方面比较了李白与杜甫诗歌的不同。     

论新格律诗派的形成、贡献与影响

新格律诗派的产生是继宗白华、陆志韦等对初期白话诗极端散文化的散漫倾向的校正之后的一次集中的艺术冲击。他们提出了著名的诗歌应有建筑美、音乐美和绘画美的“三美”主张。这些“格律”是不同于旧诗“格律”的．是一种在继承中国古诗、西洋诗格基础之上,运用现代白话语言的创造而形成的“新格律”,因而他们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新格律诗派逐渐为现代派所替代．但是却在许多诗人的创作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论第三代诗歌

“朦胧诗”后被称为“第三代”的诗人是新时期诗歌中一直未被定论的集体，他们以全面反叛中国新诗秩序开始，却没有建立起新的诗歌秩序，他们的创作活动将中国当代诗歌划分成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成为中国当代诗歌走向多元化、边缘化、个人化的分水岭。     

旨趣相同各具风姿——顾况、李贺诗歌“新奇美”之比较

顾况和李贺是我国中唐时期两位重要的诗人。他们生活年代有异。辈份不同，亦不隶属于同一诗派，然他们在各自的诗歌创作中，有一个共同的旨趣，那就是对于诗歌新奇效果的刻意追求。他们都驰骋惊天骇俗的神奇想象力，注意在字法、句法和修辞上精心锤炼，追求语言的传神性，同时针对不同的诗歌题材，交替使用“化常为奇”和“化奇为常”两种表现手法，营造诗歌“新奇美”。但鉴于顾况和李贺在生活道路、阅历、艺术个性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在追求诗歌新奇效果的实践中，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姿。     

中学历史辅助教学诗的诗设计与运用

在教学实践中进行教研教改活动，尝试将中学历史教材“艺术化”，设计“诗歌体历史”作为辅助教学，既符合传统的“施教”规律，又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殊途同归的目的，无疑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诗歌是学生喜闻乐见的一种独特的语言艺术形式，它的设计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l、必须根据现行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的规定进行设计．注重传授基础知识，渗透德育和培养能力，不得偏离《大纲》的总体设计和规定的任务，做到“纳举目张”．二课本是设计的源泉．教师必须具备熟悉课本和驾驭课本的能力，在设计的成品中应充分体现出源于…     

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潮中经世派的诗歌

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派诗人在“经世”、“务实”思想的指导下,在诗篇里阐述了当世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消除烟灾,抗击侵略,救危图强。他们才无所用,报国无门,感到极度压抑郁闷,经世之诗从呼天吁地转向谴责讽刺,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同古典诗歌相比,他们诗歌叙论成份增多,抒情成份在减少。他们关注的是救国扶危之术,而不是诗歌的审美特性,使得部分诗歌缺少精细的打磨,缺乏应有艺术锤炼。     

批判意识与反思意识——“归来者”诗与“朦胧诗”价值取向比较论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人生信仰，相异的个体生命体验、生命意识，他们用自己诗歌塑造出不同的“文革记忆”。在诗歌的价值取向上主要表现为对昨天的不同态度：“归来的歌”是一种明显的批判意识，在批判中确立自我的合法性；而“朦胧诗”有一种明确的反思意识，在反思中寻找自我的位置。     

南宋光宁两朝温州诗人群体研究

探究永嘉四灵诗派背后的地方诗学传统,可以发现,南宋光宁两朝温州诗坛由两大诗人群体组成：乾淳诸老而能诗者,光宗宁宗朝始以诗鸣者。前者以诗社唱和为纽带,将主流诗坛最新诗学思想带入温州;后者则吸取了前者重唐诗、讲求句律和苦吟的诗学经验。     

论近代“宋诗派”宋诗接受理论体系

在晚清多元化的诗坛格局中,宋诗派以独特的审美宗尚而独标笤颖。道咸诸公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祐诸大家为职志,同光体诗人宗三元、主三关,打破分唐界宋的畛域,力求会通唐宋。宋诗派从宋诗接受范型、美学视角、终极目标以及宋诗学史体系的建立等四个维面,建构了宋诗接受完整的学理体系。     

论宋人对刘禹锡诗歌的经典诠解与吸纳

刘禹锡作为中唐独具特色的诗坛大家,其诗能于韩孟、元白诗派之外独辟蹊径,影响了晚唐乃至整个宋代诗歌。而刘诗传播的高潮时期正是在宋代,因而宋人在刘禹锡诗歌的解读过程中所透露出来的诗学观值得关注与探讨。宋人刘诗观可概论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政治讽刺诗：欲拒还纳之“怨刺”;其二,咏史怀古诗：精警深微之绝唱;其三,民歌体乐府诗：“奔轶绝尘”之天籁。可见宋人经过初期长达百年的仰视与模仿以后,已能冷静地阅读和分析唐人诗歌,从而拓展出了一套宋人自身的有关唐诗学理论。     

宋初“晚唐体”诗人辨析

最早提出宋初＂晚唐体＂一说,并对其成员进行勾勒的是宋元之际的方回《送罗寿可诗序》,今人多从此说,然学界也有异议。笔者将现有文献史料和诗人诗歌创作实践等结合起来考察,认为将＂九僧＂、寇准、林逋、魏野、潘阆、赵湘归属于＂晚唐体＂应属无疑。宋初还有很多诗人受＂晚唐体＂影响,其诗具有＂晚唐＂风味,但这些诗人作品大多散佚,仅凭几首佚诗残句以及古人的评论,难以考征其诗风归属。     

李调元辑《全五代诗》选目正误

李调元辑《全五代诗》百卷,首次对五代诗歌进行了断代的整理辑录。但该书收录的诗人中,有些则属于唐人或宋人,明显超出了"五代诗"的断限范畴。通过对该书误收的十八位唐代诗人和四位宋代诗人生平事迹进行考察,就其选目失误作出全面的辨正,应该说是很有必要的。     

论朝鲜朝宗唐诗人群汉诗创作及影响

16世纪中叶后,在朝鲜朝思庵朴淳"诗学盛唐"的倡导下,出现了白光勋、崔庆昌、李达三大宗唐诗人。其后,除了士大夫文人群体外,这种宗唐诗风甚至波及到庶民阶层,这一阶层不仅包括以刘希庆、白大鹏为代表的平民诗人群体,也包括以许兰雪轩、李玉峰为代表的女性诗人群体。刘希庆与白大鹏互有酬唱,二人齐名,"并称一时",并受到了诸多士大夫文人的褒奖,成为宗唐的平民诗人中的杰出代表,特别是刘希庆的诗歌还能结集出版,可以说是平民诗人的汉诗创作取得成功的先例。许兰雪轩等女性诗人的宗唐创作不仅受到了本国诗评家的认可,其诗名还远播中国。     

“唐人选唐诗”对李杜诗歌的取舍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两座不可逾越的高峰,然而唐代人所选的十种唐诗选集对李杜诗歌的取舍却与后人对二人的推崇大相径庭.李白被选入的诗歌数量有限,被选入中唐以后的“唐人选唐诗”很少,而选录杜诗则少之又少,且被后世所推崇的代表作也不多,由此可以看出李杜的诗歌在唐代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究其原因,除了受选诗时间上的限制外,其根本在于李杜诗歌与当时社会的审美情趣不相符,或许这恰恰反映了唐人对诗歌的价值取向.     

论容美田氏土司诗人群对唐诗的接受

容美土家田氏土司诗人相当尊崇唐诗。他们或尊诗仙、学诗鬼、模义山;或模范边塞诗、拟作闺情体、寄情山水田园。这些土司诗人群对于唐诗的接受,与汉文化中心论、晚明时代文学思潮影响、土家文化与汉文化的共同性、土司诗人自身个性与遭遇有着密切关系。     

李东阳诗歌创作的转变倾向

李东阳的诗歌创作既沿袭台阁体的面貌,也展现出一定的转向,宗杜是他重要的诗歌主张,与七子派的文学主张相一致.其诗歌创作中别有一种倾向,即欣赏、学习宋代、元代诗人.作于不同年代的两批集句诗则印证了李东阳宗宋的诗学观念,说明其诗歌创作由唐宋元兼顾转向以唐为主,同时宗宋的转向.     

论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

北宋诗人崇尚唐人唐诗，以盛、中、晚三唐的诗人诗作为主。其形式主要反映在五个方面，即“别集整理”、“选集编选”、“唐集校注”、“诗话评说”、“序跋品评”；而于诗歌创作方面的具体表现，则重在相互唱和而成风气、汲取各种创作技法以为己用、继续乐府诗的创作等方面。因此，以崇尚唐诗为主流的诗歌创作，历史地成为了推动北宋诗歌繁荣与发展的一种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