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优伶性别的历史哲学

在中国史学中，男性优伶大多呈现出一种政治化气质，而女性优伶则是一种演艺化印象。其实，这是一种本质主义论述方法。在实际历史状态中，男性优伶仍然时刻遭遇着压迫其退回女性化社会性别性格的社会势力，女性优伶也并非表明与政治无涉。这种史学策略，流露出一种“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包含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意味。     

中国史学对于女性优伶的想象和描述

在中国社会性别制度中，女性被定位为远离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似乎成了男性的专权。中国女性优伶却是一个例外，由于特殊职业性质，女性优伶必须进入公共领域，也使中国史学产生一种二律背反。其实，正是由于进入公共领域的女性优伶演艺活动，使女性优伶更加具有女性的特质，或者说更加符合公众男性的性想象以及想象的满足，由此，也就成为男性化的中国史家的意识和潜意识的关注目标，演艺也就成了女性优伶在史籍中的生动印象。中国史学中的女性优伶演艺描述，大多具有良好女性形象气质，而且，史籍中之女性优伶，不但有“色”，且多“色艺俱佳”、“色艺超绝”，是“声与色”兼有，甚至掩盖了在“色”乃至生理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女性优伶在史籍中的演艺印象，加剧了男女两性在社会性别制度中的主体和客体的原则关系。     

论优伶的社会性别身份

在中国社会性别角色的“男尊女卑”中,中国优伶性别角色存在着特殊的两性结构性质：男性优伶的女性化和女性优伶在“公共领域”里的男性化。前者使男性优伶也沦为与女性优伶卑贱同格,“男女皆卑”;后者使女性优伶成为一种公共欲望对象,并和男性优伶一起是一种色情消费的社会对象,从而构成为“卑贱者”和“色情者”的“文化象征”,构成了一种历史的性别死结。     

中国史学中的女性优伶伎艺描述

中国史学中对于女性优伶伎艺的描述,一是专工一行,除了工于行当,女性优伶大多擅长某项伎艺,或歌唱,或舞蹈,或做打;二是一专多能,多才多艺,具有全面演艺素质;三是具备一定文化艺术素养,能够吟诗作词,审音度律;四是师承和家传背景,许多女性优伶所以技高一筹,与前辈的指导与栽培有关,同时,家庭环境的熏陶渗透,家族内部的传授指点,对于培养一个出色优伶,自然也是一种重要成长因素;五是”明星制”的现象,自元代始许多女性优伶声名远播,以她们的高超演伎,以及相应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来吸引和招徕观客.     

体认神话与历史叙事的再诠释——《神话历史：一种现代史学的生成》

约瑟夫·马里在《神话历史》中提倡一种＂现代史学＂——神话历史,通观全书,神话历史是一种叙事模式,主张＂体认神话＂,探寻历史意义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还主张运用＂神话手法＂。约瑟夫·马里启示我们在现代历史和生活中发现神话历史。     

论男性文士对待女性优伶双重人格的精神分析

中国男性文士对待女性优伶,往往表现出一种分裂的双重人格特征。它包含着深刻而又玄妙的中国文化精神意义。由于男性文士身兼多种社会身份,使男性文士的每一种社会身份都是不纯真的,甚至穷则屈原,达则范进,构成了一个独特而又普遍的精神图谱。在处理与女性优伶的关系上,男性文士就不可能单纯从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出发,而必然涉及到社会身份的多重基体,乃至产生一种“摆弄”关系,一方面视之为情感和欲望的寄托对象,另一方面又持有戒备的理性情绪,既施之以诱惑,又缺乏真情的投入,男性文士对待女性优伶也就建构了一种表演性质的面具人格。     

李大钊史学理论研究

李大钊史学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一部分,始终是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工作者关注的重点之一,他对于中国史学史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史学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实践中,李大钊形成的史学理论对当代历史研究者有着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本文将从李大钊史学的性质、特点、研究对象、史学内容以及史学方法这几方面分别论述李大钊对史学理论研究的贡献,以及李大钊对辛亥革命、孙中山等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贡献、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历史理论和现实意义、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与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比较,进行分析和阐述。     

论理学对宋代史学的深刻影响

理学是一种哲理化的儒学,反映出宋代哲人对于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理性思考,具有形上本体论与道德伦理论双重属性,对于宋代史学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宋代学者既以天理为万物本原,又视天理为永恒不变的道德原则。他们关注纲纪伦常与盛衰兴亡的关系,重视道德伦理对社会治乱的作用,注意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进行道德评价。宋代史学在研究领域、史著体例、研究方法等方面,。越前人而形成新的时代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既与宋代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也与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相关,更与理学的流行有着直接的关系。     

史学管理论

史学管理学是把管理学基本原理引入史学管理,着重研究史学管理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交叉学科。它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研究历史上的管理现象及其规律,相当于"管理史"之意(有人称其为"历史管理学");二是研究现实中历史学自身的管理现象及其规律,包括史学管理活动、史学管理体制、史学管理机制、史学管理观念四个方面,可具体设定为:史学组织与计划、史学教育与人才培养、史学信息与评论。后一部分应是史学管理学的重心。     

想象力与史学研究关系问题初探

历史学科的发展最根本的是要有创新,而创新又是以学科理论取得突破为前提的。中国学人多数注意到治史应依据客观真实史料严格考证,却忽视了史学所具有的活泼特性以及治史还需要发挥合理想象的一面。因此,对于史学研究中想象力的特性和想象力与史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其实,有见识的史学家早已在治史中发挥了想象并取得了理论突破。事实证明,想象力是学术研究尤其是史学研究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治史方法,应深入认识想象力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领域的新拓展看其发展方向和动因

中国古代音乐史领域在近20年来涌现出许多新的研究专题。对这些新的研究专题进行理论反思,有助于发现其动向和动因,有助于时下和将来更好地开拓。这些宏观的学理综合将推动古代音乐史研究科学、快速地发展。     

求真还是主善——大众化史学的现代抉择

中国史学的“求真”之志,原本就是一篇不合情理的谎言,渊源久远。迄于近代,它再次与“科学主义”合谋,将中国现代史学推向危机。其实,真实性不是史学的本性,历史编纂和历史研究都是一种“对象化”的精神之旅。所以,走出“求真”之误,以“主善”为宗旨,发展从善如流、择善而从的多元化史学,堪为现代史学出路。     

近30年中国大陆口述史学发展述评

近30年来,中国大陆口述史学发展迅速,学者对口述史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关于口述史学性质的“学科/方法”之争还在持续,实践中学者们多从方法角度开展研究。文学叙事型书写/叙史方式是当下大陆史学家进行口述史书写的主要方式。口述史学应努力形成明显区别于人类学等学科的学术理论、方法体系和公认的书写范式,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严格规范、特色鲜明的中国历史学分支学科。     

温州史学源流简述

温州史学源远流长，本文分南宋时期、清末民初时期、五四至建国后等三个时期论述温温州史学的发展，及以上各个时期主要史学家的成果和特点。南宋时期的温州史学有以下明显的特点：一是重事功。二是经史并治。三是推崇编年体，重视近代史。清末民初时期，一是继承宋以来浙东学派的传统。二是开始重视学术史的研究，重视乡邦文献的整理。三是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开始了新史学的创作。五四至建国后此一阶段的温籍史学家，虽执教南北各地，治史方向亦各有侧重，但他们有一共同的特点，受浙东史学和永嘉之学的影响。     

中国医学史与技术史中的父权制意蕴--评《性别视角中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通过介绍费侠莉、白馥兰对中国古代妇科医学史和技术史的研究，刘兵、章梅芳合著的《性别视角中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展示了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视角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价值。费侠莉通过对中医妇科在宋明之际发展的研究，白馥兰通过对房屋建筑、纺织技术、生育技术的历史研究，分别揭示了中医妇科和日常技术实践的父权制意蕴。该书展现了性别视角与人类学视角、反辉格和后殖民主义视角的联系，而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与传统的实证主义编史学的根本区别还在于所持的科学技术观的差异。     

取宏用精 开新启后——略论文廷式的治学特色

文廷式晚清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诗人、词人和史学家,被钱仲联先生赞为"晚清学者开派标宗者"。在晚清中、西,新、旧诸学交汇激宕的大时代背景下,始终坚持自己特立独行和通达的治学风格,在调和汉、宋,持平古、今,会通中西诸学的基础上,取宏用精,萃取新、旧和中、西诸学之所长,在宗教史和比较宗教学,史学以及诗词上,均能独树一帜,开新启后。     

人类学与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层面的同异研究

从科学编史学的角度出发,结合一定的案例分析,比较研究了人类学和女性主义视野下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在编史理论与方法上的同和异,认为二者在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综合运用,对科学技术史研究以及人类学和女性主义均具有重要意义。     

恰托帕德亚亚人类学与科学编史学研究初探

著名印度学者恰托帕德亚亚在所著《人类学与科学编史学》一书中,就人类学和科学编史学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对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关系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为科学编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主要是在论述作者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对之进行相关分析和评价,并对"用人类学方法来理解和研究科学技术史"的问题进行一些分析和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