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商在中国近代金融转型中的作用——以王治臣经理广西银行为视角

在近代金融转型的过程中,山西票号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山西票号管理人员出身的王治臣利用自己的金融经营管理长项将广西银行推上发展之路,从中看出票号商对金融转型的助推作用,同时也暴露出一定的滞后性.     

从文化角度审视山西票号中断的原因

山西票号从产生到其灭亡所经历的100多年，实现了汇通天下、货通天下的奇迹，创造了世界金融史上的神话。然而山西票号却没有像其他国家早期金融机构那样自身转变为现代的银行业，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金融业的“断层”现象，从文化角度来审视，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个人信用和中庸之道思想以及中国文化信仰的功利性是重要的原因。     

山西票号兴衰之法律探析

山西票号,又称为票庄或汇兑庄,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出现的一种重要信用机构,对当时国内外经济、金融规范和制度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现代法律视角分析票号成功经验及制度弊端,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     

晋商票庄渊源之考证

山西票号曾执全国金融之牛耳，但晋商票号这一在中国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商帮究竟源起何时，在清史、民国史及野史里均未有明确的记载。编撰于民国六年（1917年）的《山西票商成败记》一书中，山西票号创设于清朝初年的论述较客观可信。元宝、银锭《目录》的实物反映出明末的特征，元宝、银锭《目录》的内容揭示了山西票号创设年代应该在清朝初期。大玉川、合盛元、大德兴茶庄成立之初便是茶业、汇兑、存贷兼营，这说明晋商票号与晋商茶庄一样诞生于清初。     

山西锦生润票号衰败考论

锦生润票号诞生在光绪二十九年,恰逢山西票号鼎盛时代,然而,也是山西票号"危机四伏"、衰败初露端倪的时期.锦生润票号于民国六年冬月主动"收歇",自有特别的"个案"的原因:锦生润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山西票号,与经营了百年之久的其它票号不能简单地相提并论,仅仅是晚清山西商人开设"账局"的发展和延续,或者是"账局"与专业化汇兑的"票号"的有机结合的"蓝本",属于一种新类型的票号.锦生润票号的衰败及其原因,也是票号发展历史阶段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论山西票号的股份制特点

票号是山西晋商的一个伟大创造,清政府时期,它在国家财政金融方面居于很重要的地位。本文首先简要分析票号的产生发展及演变,然后从票号资本的股份化、收益分配的股份化、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等方面对票号的股份制特点进行分析,最后论述对票号股份制特点的几点思考。     

中国近代城市关联:基于山西票号专门化金融经营的考察——以光绪二十八年《通年银流水账》为例

在山西票号整体性消失后的一个世纪里,学术界针对山西票号的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却也存在一些学术偏差.追寻原因,最关键在于史料的缺失与沿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套解、演绎、解析的方法论泛滥.最近十多年来,有关山西票号的原始文献——账册与信稿不断被发现,一定程度可以弥补上述缺憾.借助日升昌票号天津分号光绪二十七年腊月至二十八年冬月的《通年银流水账》进行综合考察,一方面可以深化和拓展以日升昌票号天津分号为代表的票号专门化金融研究;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探究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中以"白银货币空间运动的专门化汇兑"为纽带所形成的城市关联性问题.     

晋商激励机制对现代企业的启示

山西票号对员工的激励机制是多层次、全方位、充满人情味的,体现出票号对人力资本的重视,是票号辉煌百年的精髓所在。山西票号先进的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仁中取利真君子,义中求财大丈夫”的经营之道和全面的激励制度体系是值得现代企业借鉴和学习的。     

晋商激励机制对现代企业的启示

山西票号对员工的激励机制是多层次、全方位、充满人情味的，体现出票号对人力资本的重视，是票号辉煌百年的精髓所在。山西票号先进的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仁中取利真君子，义中求财大丈夫”的经营之道和全面的激励制度体系是值得现代企业借鉴和学习的。     

浅析山西票号衰败的原因

山西票号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之后,最终走向了末路。山西票号的衰亡有其自身弊端的影响,也有客观条件的影响。本文就山西票号衰败的五个方面的原因作简要的分析。     

清代晋中商人何以雄中称雄

晋商在山西有地域帮派之分。就晋商发展历程而言,明代称雄全国的主要是晋南、晋东南商人。晋中商人是在隆庆五年"封贡通市"后,才大量闯关东、走口外的。他们拓展了长城以北的市场,进一步扩大晋商的经营范围,逐渐超越了晋南、晋东南商人。进入清代后,晋中商人创办了票号业,施行了股份制,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创造了更辉煌的晋商业绩。     

论温州民俗对"温州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温州模式”从形成到发展,和温州民俗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温州民俗是历代温州人民所创造、享用并传承的文化,它的“约定俗成”,对人们的思想以及生产、生活起着长期的潜移默化,甚至是不可抗拒和不可估量的影响,从精神因素中去探索,是基于全体温州人民对优良民族传统精神的发扬,如在创造“温州模式”中温州人所表现的勤劳耐苦精神,走南闯北艰苦创业精神,以及多次超前实践中表现的不屈不挠的顽强性格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等,都和几千年温州民俗文化对它们的孕育、影响有关,我们从“温州模式”的发展中,可以清晰地找到它们的轨迹,这正是温州民俗文化精神的延续和发扬光大。     

川陕苏区红色城市历史文化开发对策研究——兼论“红军精神”与“川陕苏区精神”

“红军精神”与“川陕苏区精神”是不同内涵和定位的两个精神实质，川陕苏区红色城市在其文化宣传中，长期用红四方面军“十六字”军训训词解读“红军精神”，并用这个单一、平淡的红色文化口号进行宣传，使川陕苏区红色城市文化氛围和文化自觉意识正在淡化，挖掘“川陕苏区精神”更多更深的文化内涵，重新进行红色文化名城定位迫在眉睫。由此界定“红军精神”与“川陕苏区精神”的内涵，对巴中地区开发红色城市历史文化十分重要。     

当前军校加强文化精神培育的基本思路

军校文化精神是军校对办学理念的追求、优良传统的继承、育人特色的彰显，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针对当前培育军校文化精神现实情况，军校加强文化精神培育的总体原则在于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石，以培育传统和履行使命为两翼；军校加强文化精神培育的根本措施在于确立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与塑造精神相互渗透的办学育人理念，形成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相互支撑的建设格局，以培育骨干队伍，打好军校文化建设持续发展的组织基础。建立和完善传统方法、时代方法和特色方法相互促进的体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晋商经营理念

传统法律文化在我国古代商业运行管理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其基本精神暗合了当时的商业伦理.晋商恪守诚信,灵活创新,敬业进取,黜奢崇俭,团结协作,同舟共济,以人为本、选贤任能的经营理念,蕴藏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之中,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论八一精神与南昌城市精神

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南昌城市精神提出至今,因宣传力度不够,并未达到广为人知、引导市民行为习惯的良好效果。八一精神是扎根南昌的革命传统精神,其民众知晓度和认同度均高于南昌城市精神。作为同属南昌城市文化范畴的两种精神,二者并不矛盾,且相互依托,交相辉映。南昌城市精神可以充分利用八一精神的美誉度来大力宣传自己,以扩大社会影响力,成为城市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罗马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罗马法流传至今仍不减其影响，在于其蕴涵的罗马法精神，罗马法精神主要包括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和理性精神，三者影响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法律的观点和对法律的研究方法，并且激发了当代人的社会主体意识。     

由徽商、晋商看京商

通过对历史上有名的徽商,晋商的经营意识,经营方式及精神,文化等方面特点的归结,找出京商与他们的共同点和不及之处,从礼,情,安,俗四个字上分析京城商业文化的门面特点,情意特点,心态特点和市井特点,试说明京商未来宾发展趋势。     

耐酸酵母菌的筛选研究

依据白酒厂对酵母菌生产性能的特殊要求,并针对酵母菌的生理特性,采用差异酸度的培养基作选择条件,分别从采集于白酒厂的黄浆水、酒糟、酒曲、窖泥等含菌材料中,经分离、鉴定、筛选等相关技术方法,选择耐酸酵母菌。结果表明:通过酸性梯度差异培养法,分离到的兼性耐酸性酵母菌能在pH≤4的环境下继续表现出较强发酵代谢能力,适宜作白酒发酵生产用菌种。     

摩罗精神的文学转化与实践——鲁迅讽刺精神另探

鲁迅的讽刺贯穿其创作始终.研究者除了发现其艺术来源之外,也应该关注其思想和精神来源.鲁迅不只是为国人译介摩罗精神,他选择的是精神界的启蒙、改造和战斗,讽刺是其武器.他有意识地读取的"摩罗精神"的本质是叛逆、反抗、战斗精神,这符合讽刺精神所需内核,也有功利性质的一致性,并且在自己反对旧文化的文学实践中转化为讽刺精神.从这一角度来看,鲁迅读取的摩罗精神与他的讽刺精神在文学上存在着相关、转化、实践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