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生平及其诗风的变化发展

明朝嘉靖时期宰相严嵩虽被认为是一代奸佞，但同时也是一名诗人，其诗风形成和发展具有一条轨迹，循着这一轨迹，以他的诗歌发展变迁为研讨对象，探寻了他仕途出入的五个阶段对其诗歌内容和诗风产生的影响，从整体上对严诗在严嵩不同的人生阶段中所具有的价值和特点进行了初步概括。     

宋琬诗歌的艺术风格

宋琬是清初诗坛上的“国朝六大家”之一，在诗、词、曲、赋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尤以诗胜。他的诗歌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很难对其作品做单一的概括和评价。但如果从其整体观照，宋琬的诗歌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稳定的美学特征——“清刚”。     

反袁时期的诗歌

1912年到1916年6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反袁时期。无数革命党人以诗歌为武器，揭露袁世凯的反革命本质及他的皇帝梦，并且对筹安会六君子也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反袁时期的诗歌，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向现代诗转换时期最重要的一页。     

苏轼“以诗为词”涵义综论

苏词打破了诗词之间的界限，体现出词体不断向传统诗歌靠拢的趋势：题材上实现诗词合流，风格上诗词界限不断消弭，文本与音乐不断疏离，在功能上体现出由娱情向述志的转变，创作观念上诗词渐可等量齐观，技法上进一步向诗歌领域借鉴，这就是苏轼“以诗为词”的主要内容。苏轼之后词的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以诗为词”的创作方式，由“要非本色”逐渐为后来词人接受。     

吟走在夕阳秋风中的晚唐诗歌

晚唐诗歌出现在盛中唐诗歌全面繁荣之后，难以在更高的平台上再显辉煌，但“开掘”“通变”和独辟蹊径使其具有独特的文学史地位。以唐朝的社会、文化等为大背景，从诗人个人追求的矛盾性，世情、时事的深层次开掘，个性化创作世界的探求，审美意向的拓展和创新等方面解读晚唐诗歌特有的价值，让人们在炫目的余晖中体味晚唐诗歌的思想艺术风采与魅力，并认识领略其独特性贡献。     

从文学史发现文学的意义——以宇文所安为例

宇文所安通过对中国诗歌的阐释构建了一种诗歌理论以为诗歌辩护，其中心就是彰显诗歌的审美意义。在宇文所安看来，现代性的语境里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阐释的意义就在于为现代人提供一种精神价值，以对抗现代性对人性的侵蚀。因此，他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是阐释的，而不是考据的；是意义的，而不是文献的。这种方法虽然有误读的可能，但其启示是巨大的。它关注古典的当代意义；他的阐释将传统当代化作为目的，突出了古典诗歌具有的价值关怀：文学以人性为中心，尊重人的价值。     

数字的运用与中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精确化倾向

运用数字进行诗歌批评在中国古代诗歌批评中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方法，但并没有引起当代学者的注意和重视。其实，它在方法上是一种创新，同时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中国古代诗歌批评追求精确的一面。它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色，其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与诗歌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     

明代后七子诗学理论探析

明代后七子是明代重要的诗歌流派，其诗学理论在中国诗歌理论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是向诗歌本体的复归，研究他们的诗歌理论，对于当代学理论的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生代”诗人创作的文学史意义

新生代诗人的诗歌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朦胧诗的滋养,但更多的是反叛和背离,并进行反动性书写。"新生代"对"新诗潮"的反动性书写实际上标示了他们张扬个性、关注人的本质的一面。"新生代"诗歌在诗向个人回归的进程中有它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另一方面,诗歌过于关注琐细的日常生活,导致了诗歌高远阔大意境的缺失,而诗歌回归日常生活本身也给诗歌染上了些许卑微的色彩。     

布莱克《伦敦》探微

布莱克《伦敦》探微杨小洪迄今为止，国内对布莱克诗歌的研究，向两个方向展开：一个焦点是他早期的诗集《天真之歌》和《经验之歌》，着力揭示诗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抗议；另一个焦点是他后期诗歌的神秘，力求在布莱克诗歌的神话中探求人类文化深层的内涵。前者在方法论上...     

试论钟惺的诗歌理论与创作

综观钟惺诗论，巳隐然有着完整的体系且见解深刻。如在本质论的认识上，传统的“性情说”是种从表达和描述的对象上来界定的初级本质论。钟惺在此基础上，从历史和哲学的层面上，认识到了“审美性情”这种较为高级的诗歌本质论。其诗歌创作以独特的“幽深孤峭”的风格在明末诗坛刮起了一阵竟陵旋风。但相比之下，其诗歌实践与理论有相当大的偏差。本文试从社会和个人诸方面探讨产生这种偏差的原因。     

论张执浩诗歌的语言策略

张执浩是当下诗坛上一位比较重要的湖北籍诗人,其诗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对语言的精到把握。诗人以"梦话"作为诗歌的语言生成机制与突破口,能灵活运用拟人、隐喻等各种修辞来提升诗艺,并注重运用张力美学来调整词语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形成诗人独特的"离心诗学"。张执浩自如地运用各种语言技巧使其诗歌写作日益精进,但并不在语言迷宫里迷失方向,而是注重对汉语诗性特征的开掘。其诗歌写作拓展了诗歌语言的表现力。     

诗歌的翻译单位——意境

翻译单位的研究在国内和国外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诗歌作为文学形式中特殊的一种，必然有着自己的翻译单位。诗歌翻译有别于其它类型的翻译，对其的翻译必然会涉及到翻译诗歌背后的文化，同时，由于源文本中诗歌的形式是不可再现的，因此，诗歌的翻译不可能在词、词组或句子上一一对应，其翻译单位必然是在语篇的位次之上的，即意境。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特征

李金发在1925年出版《微雨》，标志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端，至30年代，戴望舒又成功地对其进行了整合，使之臻于成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主义诗歌最重要的意义乃是开辟了一条古今融合，中外融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路子。由于它的基本特征是“远离现实，深掘内心”，所以它在反映现实方面显得无力，但在艺术上的成就却令人瞩目。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特征是鲜明的，一是具有唯美主义倾向；二是抒发忧郁的情思；三是追求纯诗的理想；四是远距离审美。这些艺术特点被其他诗歌派别所吸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     

论李东阳诗歌的情感取向

作为茶陵派宗主的李东阳，在其流派成员中享有很高声誉，这不仅是因为他身居显位，更是由于其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吸引了派中成员争相仿效。在李东阳创作生涯中，他的诗歌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居首位。李东阳诗歌的情感取向主要是：闲适平和中的郁郁之气，逸情怡乐中的悯世情怀，日常情感中的真切自然和委曲求全中的苦闷心态。从其诗歌的情感取向可知，他既有对台阁体的继承与模仿，又有对台阁体的纠偏与抗争，其诗歌成就在明代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沈从文的现代诗风景

沈从文在新诗坛由“革命期”向“建设期”过渡的时期开始现代诗写作。他的现代诗大多以“我”为主，更多地触及个体的城市生存体验。虽然他的诗在诗艺上略显简单，但他的这些诗歌为我们打开了沈从文作为文学大师的另一面风景。在大量的情诗之外，他还写了不少抒发个人命运感受、讴歌自然与生命、批判都市生活以及记录自己病中思情的诗歌。     

论赵执信诗论——兼谈赵执信对王士禛的批评

赵执信对王士禛的批评，历来看法不一。王士禛诗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时代要求和统治需要，但自身也存在不足。赵执信对王士禛批评的本质在于对诗歌本质的认识上，赵执信针对王士禛诗歌及其诗论缺真的现象，非常重视对诗歌本质——“真”的认识，指出了诗之“道”的内在因子；针对当时王士禛诗论造成的负面影响，即诗坛形式主义、宗派主义风气的产生，又重视诗歌的表现形式，主张诗歌风格的多样化。从而表达了自己对诗歌的认识。     

平生未改真性情——谈刘禹锡诗歌特性

刘禹锡平生性格刚毅、豪放豁达,作品以诗歌居多,诗风富有创新、独树一帜,其性格和诗歌对后人都有深远影响。透过刘禹锡创作理念分析其性格特征和诗歌个性,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刘禹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朦胧诗意象的呈现与意境的缺失

意象和意境是中国传统诗歌的重要美学范畴。意境是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审美意象。中国新诗作为从中国古代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异质文化，在呈现纷繁意象的同时，缺失了古典诗歌天人合一的意境美。朦胧诗在将意象化语体进行到底的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反意境化倾向，但艺术上的反意境并不能阻止他们心灵上对意境的深深缅怀。     

关于严羽诗歌理论评价的思考

自严羽《沧浪诗话》问世以来,特别是明、清以来,学者们对其诗歌理论的评价分歧很大。这既有时代背景以及研究者个人好恶的因素,更和严羽诗学本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密切相关。严羽提倡诗歌的自律性,重视诗歌的本质特点,强调诗人对诗歌体会的主观能动性,是对我国诗歌理论的重大发展,虽有一些不足,但总体上应予以积极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