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主义与联结主义人工智能的融合路径分析

人工智能的演化形成了符号主义与联结主义人工智能两条代表性进路.符号主义人工智能的优点在于推理过程透明、可解释,但存在不完备、框架问题和知识接收瓶颈等问题.联结主义人工智能的泛化能力和可移植能力强,但缺陷是算法不可解释性、过拟合等问题.符号主义与联结主义人工智能有着显著的融合可能性,在新一代人工智能背景下,两条进路的融合...     

人工智能“隐私”概念的困境

隐私的概念之争由来已久，隐私的定义与社会环境、不同的个体、文化等息息相关，极其复杂和模糊，使其不仅仅在理论上还在实践方面产生诸多分歧，造成当前的“隐私”困境。本文通过对隐私概念的演变阶段和性质的梳理，认为隐私在本质上是有争议的。从分析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与隐私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在实践上存在的隐私忧患，提出规范隐私概念是减缓当今“隐私”困境的关键途径，并给出一些可供参考的规范隐私概念的方法。     

类人型和机器型人工智能的科幻叙事（英文）

关于人工智能，可以讲述许多不同的故事。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好莱坞科幻电影发生了转变。许多早期的故事展示了对人与机器的身份认知困惑，原因是它们似乎变得出奇地难以分辨。而近来的那些故事更多围绕着失望与冲击展开，因为我们发现那些模仿以及胜过人类逻辑能力的机器所拥有的智能与人类的思考与感受大相径庭。本文接下来的观察旨在反思这一转变的重要性。一方面，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转变，即从人型到机械型人工智能，本身具有指示性。另一方面，这些电影与其说在探索两种人工智能的影响和可能的未来，不如说它们在反思文化环境，反思那些激发或限制人工智能研究的希望与恐惧。在科幻这样一个由符号与象征、事物与作品组成的世界中，人们有各种方式来理解及定位自身。就这点而言，科幻也因此可以为技术诠释学研究，即为尝试理解人工智能及其意义与重要性，提供一个舞台或表征框架。     

人工智能“合乎伦理设计”的理论探源

人工智能设计是为了满足设计主体的目的而制造人工物的过程,设计是合目的性与合价值性的统一,设计体现设计者的意愿,设计关注设计的目的、行为以及人工物的功能。与其他技术人工物不同,智能机器具有自身推理能力与自动决策功能,为了更好地设计人工智能客体,为了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功能,必须对其理论基础追踪溯源,对其理论来源与理论前提进行充分挖掘,才能保证人工智能设计在设计之初把人类规范与道德嵌入到智能机器中,才能规范智能机器的发展。     

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责任——如何填补人工智能时代的责任鸿沟?

针对人工智能时代“无人为智能机器的自主决策负责”的责任鸿沟问题，人们提出了“由人负责”“由机器负责”“由人机关系负责”三种解决路径。然而，这三种路径都面临着困境。原因在于：当前对责任的界定还模糊不清，尤其未对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责任进行区分。为了解决困境，需要对两种视角下的责任进行区分：第一人称责任与行动的动机相关，是自我规定的自律的责任；第二人称责任与行动的后果相关，是外在规定的他律的责任。在对两者区分的基础上就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境明确不同行动体的责任，从而填补责任鸿沟。     

从司马贺的“人工科学”观看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人工智能发展方兴未艾,其理论基础却呈现复杂的“未决性”,只有深入反思人工智能哲学基础及其历史演变,才有可能把握人工智能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贺所提出的“人工科学”观念,为我们提供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分析视角。一方面,人工科学作为一种复合性的科学观对于推动经典人工智能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这种科学观对于“总体性”地认识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仍然不乏可资借鉴的意义。     

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及其治理探究

当前,人们对待人工智能的态度呈现出某种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的倾向,这种截然二分的态度实质上是认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外在于人的技术,其结果是唯一确定的。然而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确定的,因为人工智能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外在的,而是相互构建和相互规定的,这种互动性是人工智能不确定性的根源,并且由于社会因素的融入和具体技术的语境性强化了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对人工智能不确定的治理需要遵循预防原则;对具体人工智能技术要进行评估,从技术层面、社会层面和全球层面进行治理,引导人工智能与人类协调发展。     

生物进化论与人工智能中的遗传算法

遗传算法的基本思想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和孟德尔遗传学说，它将问题一示成群体，根据适者生存的原则，从中选择出适应环境的个体进行复制，通过交换，变异两种基本操作产产生一代更适合环境的群体，最后收敛到一个最优个体，求得问题的最优解。     

人工智能改变医学的理性权衡——基于MIT/MGH乳腺癌筛查人工智能系统的考察

"MIT/MGH模型"是乳腺癌风险评估的最新人工智能技术,旨在提高乳腺癌预判的准确率.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变医学,相关行动者(科研人员、医生、投资者、患者、监管者)从不同的目的和价值出发,行为后果产生了不同层面的伦理风险,形成互相牵制的行动者网络,影响着医疗人工智能的发展.为推进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利益相关者应该通力...     

科学认识论的五形态及其对人工智能的意义

现代西方科学认识论的研究出现了五种形态，它们包括进化的认识论、自然化的认识论、认知科学、认知的神经科学和社会化的认识论等。它们对人工智能具有基础性研究的意义，人工科学只有与认识论相结合，才能得以进一步发展。     

人工智能巨风险研究：形成机制、路径及未来治理

在西方社会风险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人工智能巨风险(AI巨风险)”概念，认为在关注AI伦理及散发风险等问题的基础上，应对人工智能应用与传播过程中所可能引发的大范围、高强度、规模化社会风险问题给予足够关注，即人工智能在应用与传播过程中所引发的“巨风险”。主要类型如机器自涉式AI巨风险、社会系统侵入式AI巨风险、非对称破坏式AI巨风险等。“AI巨风险”的形成往往是多个密相关因素的共振式耦合作用，如技术能力强度、技术稳健度、技术应用向度、社会粘合度、政治/社会对抗强度、社会心理因素等。为防止AI所可能带来的大范围危害、遏制AI巨风险的形成，应积极构建“机器风险学”,从学理层面更深入分析AI巨风险形成的动力学机制，并在未来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坚持预防治理原则、技治管理原则、强约束原则、备份原则、协商原则。     

科学哲学与人工智能

科学哲学与人工智能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大课题。本在较为抽象的层次上分析了科学哲学与人工智能相关联的成因以及相互作用几个方面,并据此探讨了两之间加强互动对科学哲学的新发展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参差赋权:人工智能技术赋权的基本形态、潜在风险与应对策略

参差赋权作为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赋权的基本形态,揭示了人工智能对党政部门、社会媒体与公众、技术生产部门三大主体赋权过程及其结果的不均衡性特征。这种非均衡性的扩张和深化可能会导致社会遭受"技术利维坦"、"信息茧房"与"公民离散"、"技术鸿沟"相互叠加的社会风险。基于此,从技术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参差赋权的特征来看,防止参差赋权风险有赖于技术生产部门的自觉调整、社会价值的道德规范与国家权力的强制性规制共同作用。     

人工智能技术异化风险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探析

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刻改变着生产结构和生产关系,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和人类本性亦面临有史以来最大挑战和最深刻瓦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异化逐渐导致人类社会的异化,人类社会全面进入技术人类生活形态。由此带来诸多伦理和法理挑战,可能危及人类生存,甚至终结人类。根据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理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陷入“粗俗唯物主义”窠臼,人与世间万物都被抽象化、可计算化,技术理性超越人类理性,技术开始支配人类,人工智能技术异化趋势愈加明显。这需要法哲学为相关立法提供正确指引,用法律规制和引导人工智能技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运用方式,用法的价值约束引导人性欲望,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向新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迈进。     

儒道情怀的现代价值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中，儒家的“士不可以不弘毅”的人生态度与道家无为而治的“法自然”态度，曾以符合不同阶层、不同境遇的人们的实际需要，并行、交融、发展，促进了儒家情怀和道家情怀的形成。这两种情怀在思维方法论上，都以经世致用的功用性出发，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士人的思维方式，为他们不同的“应然”生存状态提供了一种理念支撑。体现在个人的认知、行为上，就是一种整体性思维的结果，成就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性关怀。这对于具体调整当今社会人们的不同心态，仍然有着鲜活的现代意义。     

问题与算法——从发现的逻辑看人工智能的局限

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是科学发现和知识发展的关键,而目前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的认知的关系的研究较少去探究两者在“提问”和问题应对方面的差异,因此有必要探讨“问题”与“算法”的联系。从科学问题的形成、应对直到形成理论的过程等来看,AI难以提出创造性的科学问题,而科学问题也难以单纯用算法解决。主要依据是：一些重要科学发现过程中存在假设“先于”观察的现象,以及问题形成和认知跃迁往往是非归纳、非算法的过程等等。因此,在科学发现的能力方面,基于算法的AI可能具有较大的局限。     

人工智能司法运用的技术效应与法理审思

人工智能司法的应用具有提升笔录、卷宗可靠性，提高审判质效、推动庭审模式转型升级，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促进同案同判的功效。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司法的发展也面临数据储备先天不足、算法呈现复杂性和隐蔽性、类案识别准确率偏低等技术障碍。本文以当前人工智能应用于司法领域的实践状况为基准，深入探究人工智能技术介入司法可能带来的冲击以及如何应对的问题。在基本立场层面，厘清技术与司法之间的关系，尊重司法价值功效，坚持技术中性理念。在技术保障层面，以算法和数据为着力点，推动人工智能司法交叉学科研究。     

a——国内一个不恰当的时间符号

时间单位年的符号a属于“中国特色”，英文中一般使用y（或yr）。中、英文两类期刊中用于表达时间的符号a具有不同的含义。英文期刊中a表示“之前”，是单词ago的缩写，它必须与其他字母相结合才具有时间符号的意义；中文期刊中则表示“年”，认为是拉丁文annus的缩写，被用作一个独立的时间符号。国内地学期刊中出现了一些与此相关的尴尬情形：包括与国际脱轨；岁符号冗长；年、岁概念混淆；语义不明等。建议用y（或yr）作为“年”的符号，而让a（或ya）作为“岁”的符号。     

建构友好人工智能

在人工智能得到高度重视并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中,我们应该努力建构一种友好人工智能,使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避免或减少负面影响。从政府管理层面看,需要加大人工智能社会影响研究,实现智能社会的公平正义,加强对人工智能科技的监管与调控。从技术层面上,需要保证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控性、稳健性与人性化,实现人工智能算法的公正性与透明性。从公众层面上看,需要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正确认识人工智能威胁论,克服人工智能技术恐惧思想。从关系层面看,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人工智能研究应该以"友好人工智能"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建构友好人工智能应该成为全社会的非常明确的努力目标。     

人工智能哲学的几个问题

人工智能哲学研究主要从哲学维度审视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发展及其现实应用，具有推进哲学研究领域拓展和内容深化的理论意义、引导人工智能相关科技伦理规范及人文约束的实践意义以及支持人工智能未来发展战略制定与实施的历史意义。人工智能哲学研究需要重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伦理学等维度的问题，未来应当关注正确处理人工智能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评判人工智能引发的科技和社会变革的意义、人工智能的奇点突破及其评价、人工智能在社会认识论中的应用建构、人工智能引发的技术运用与社会问题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