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向培良对郭沫若历史剧的批评

20世纪20年代,向培良在《中国戏剧概评》一书中对郭沫若早期历史剧《三个叛逆的女性》等提出了严苛的批评,认为郭沫若历史剧"教训"色彩浓重、人物塑造机械呆板、脸谱化等.向培良意在以此引进和宣传纯正的戏剧艺术观念,从戏剧创作和戏剧理论两方面正本清源.他的批评意见显然未能真正发挥效用,郭沫若在后来的历史剧创作中一仍其旧并有巨大反响,但这些意见为后人看待历史剧、认知戏剧提供了理性视角和思路.     

论郭沫若抗战时期历史剧主题的结构层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郭沫若一度消歇了的诗思重新勃发起来。两年多的时间中,他连续创作了六部浪漫主义历史剧,在他漫长的创作生涯中竖起了又一块世人瞩目的方碑。这六部历史剧题材的相似性、基本主题的一致性、以及题材和主题强烈的现实性,已经得到充分的历史评价。“借古鉴今”、“据今推古”,是郭沫若创作这几部历史剧的直接动机,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固定在这一视角上,是否限制了人们从郭沫若这一时期的史剧创作中去挖掘更多的东西?譬如强调主题的现实性,是否忽略了主题的丰富性和多层次     

端午佳节忆故友

每当阴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吃粽子或观赏赛龙船的时候,人们自然想起中国历史上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怀念《屈原》历史剧作者、伟大的文学家郭沫若同志,和把《屈原》搬上日本舞台的日本著名戏剧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河原崎长十郎先生。     

郭沫若历史剧风格之嬗变

郭沫若历史剧以抒情、瑰丽的浪漫主义为基调，但前、中、后三个阶段的创作风格却有一定的差异。前期的诗剧更近于同期的浪漫主义诗作，但有的短剧还不成熟。中期的《屈原》是浪漫主义的巅峰之作，《孔雀胆》则是一部具有转型意义的作品。其后，写实因素在郭沫若历史剧的创作中，不断有所介入并对创作风格产生了影响。     

谈易卜生对郭沫若的影响

易卜生《玩偶之家》与女主人公娜拉的形象给了郭沫若宝贵的启迪。他的历史剧代表作《卓文君》、《王昭君》《蔡文姬》中的主人公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娜拉的叛逆性格,是娜拉带郭沫若走近易卜生,而这其中的距离远近又与郭沫若本身的思想个性不无关联。从易、郭剧作中个人主义的人物风采,以及易、郭两人的女性观,探讨了易卜生对郭沫若的影响。     

略论郭沫若抗战时期的历史剧创作

本文对郭沫若四十年代初创作于重庆的6部历史剧的背景、主题、艺术风格及影响作了简要分析，揭示了它对中国人民争取民主和抗日战争胜利的内在意义。     

《孔雀胆》不能和《屈原》等并论——向陈瘦竹先生请教

陈瘦竹先生在《郭沫若悲剧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中,对郭老抗战时期写的六部历史剧,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在《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这六部历史剧中,贯串着反侵略、反分裂、反投降和反独裁的主题,充满着为争取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而斗争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象屈原、聂政、聂荌、如姬、高     

思想感情的真实——论郭沫若历史剧的真实性

对郭沫若历史剧的真实性,曾不断有人提出疑问,较近的一次批评,大约要数文汇报80年11月16日周振甫《积学、酌理与文艺批评》一文了。文章列举史料加以分析,说明历史上东汉蔡邕之女文姬没有嫁给南匈奴左贤王;曹操赎文姬只是把她从奴隶的地位中救拔出来,没有要她续《续汉书》;蔡伯皆《续汉书》稿子早已散失,无法续写,又指出剧情几处明显的漏洞。虽然文章对郭沫若的《蔡文姬》的真实性并未作什么结论,但人们读后不能不认为郭沫若写了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而且不合情理。     

艺术无禁区 巨笔写巨人——从曹操形象被否定谈如何看待历史剧

本文对学术界一些学者否定郭沫若历史剧《蔡文姬》中曹操形象塑造提出辩驳,认为在历史剧创作中应予作者以更大的空间和自由,从而提出历史剧创作的三个原则——独创性,假定性和当代性。     

艺术无禁区 巨笔写巨人－从曹操形象被否定谈如何看待历史剧

本文对学术界一些学者否定郭沫若历史剧《蔡文姬》中曹操形象塑造提出辩驳，认为在历史剧创作中应予作者以更大的空间和自由，从而提出历史剧创作的三个原则－独创性，假定性和当代性。     

郭沫若同志与历史剧《孔雀胆》

郭沫若同志对于文学领域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他对于历史学领域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他用艺术形式表现于历史题材的历史剧的贡献也是众所周知的.毛泽东同志读了历史剧《虎符》后于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写信称赞郭沫若做了很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又写信给郭沫若,称他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中国人民.”郭沫若同志的历史剧业绩和其他文学、历史学等业绩一样,永载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册.但评价任何事物绝对化是不符合辩证法     

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兼论《三国演义》的历史真实性问题

最近几年,历史文学作品的创作在我国已经初步繁荣起来,出现了一批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较好地结合起来的作品,历史小说《李自成》、《曹雪芹》、《戊戌喋血记》,历史剧《王昭君》、《正气歌》、《秦王李世民》等作品,受到了读者和观众的欢迎,人们对这些作品给予较高的评价。与此同时,关于历史文学作品中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在学术界重新引起了一些争论,报刊上发表的许多评论,也常常涉及这个问题。为了促进历史文学创作的更加繁荣,本文拟以《三国演义》和郭沫若的历史剧如何处理历史题材问题为例,对历史文学作品中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问题,作一点研究,谈一些管见。     

文艺随笔

千锤百炼 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因此古今中外有不少著名的作家,如曹雪芹、托尔斯泰、老舍、曹禺等被誉称为语言艺术大师不是没有原因的。有人说郭沫若的作品,如新诗集《女神》、历史剧《屈原》等,象长江大河、奔泻飞腾、气势磅礴;茅盾的作品,如长篇小说《蚀》、《子夜》等,均细腻清丽、珠光闪耀、璀灿晶莹;叶圣陶的作品,包括小说、散     

王熙凤、郝思嘉女性形象比较

《红楼梦》和《飘》是两部不朽名著。虽然这两部作品的作者、年代和文化背景都不相同,但这两部作品中的两位女性——王熙凤和郝思嘉却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通过比较,我们了解到虽然两位女性在性格和处事方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社会背景和人们思想观念的不同,她们的最终结局也截然不同。     

平静外衣下的伤感内心——男权社会制度下女性的情感世界

《纯真年代》和《飘》是两部女性作者的著名作品,这两部小说从不同角度描绘了不同时期现实生活中男权中心社会中备受压抑的女性的情感世界。本文着重分析小说中两位配角的内心世界,从而揭露在男权社会制度下的女性价值尺度。     

论《女神》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

郭沫若是我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文学家,在诗歌、历史剧、散文、传记等领域内均取得了卓越成就。特别是他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中国文学史诗歌创作的新纪元。他的诗歌自由奔放热情澎湃,形式多变活泼,如诗人所说:“我愿打破一切诗的形式来写自己能够够味的东西。”(《沸羹集·序我的诗》)郭沫若的诗歌有的是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理想的向往。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引起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反抗;对未来、理想的描绘,鼓舞人民的革命信心。特别是后者在诗人的创作中表现更为     

论《尝试集》

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新诗集——胡适的《尝试集》——问世近七十年了。开风气之先,一空依傍,试作新诗,並且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这本来是胡适的光荣;可是,由于胡适后来思想上的倒退与政治上的反动,在一些人眼里,《尝试集》简直变成胡适的耻辱的又一标志了。《尝试集》出版于1920年3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比郭沫若《女神》的出版(1921年8月,上海泰东书局印行)早一年零五个月。这是     

郭沫若研究二题

一九二三年七月三日，郭沫若写了《道德与良心》一文，发表在同年七月七日《创造周报》第九号上。这篇文章对于研究郭沫若早期的伦理思想很有价值，但不知什么原因，作者所编的专集、文集和选集均未收录此文，有关研究郭沫若的论著、资料，也很少涉及这篇作品，实际上它已成为一篇佚文了。笔者撰写此文，试图对《道德与良心》作一简略的介绍、评论，希望能对认识郭沫若早期思想的特点有所帮助。因为郭沫若这篇文章篇幅很短，故全文照录如下：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刍议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共同特点,即:她们都把笔力集中放在表现时代女性的命运方面。在看似从容超脱实则深深进入地描写疯狂世界里的女性疯狂这一点上,张爱玲可以说是第一个。作为一位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张爱玲的小说以她独特的象征手法、丰富的意象、淋漓尽致的心理剖析和纯熟的语言技巧,塑造了四十年代中西文化媾合下产生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并由此深刻挖掘了产生这一历史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和心理根源。本文仅对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内涵与意蕴作一初步探讨。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开始于四十年代沦陷区的上海文坛。1943年以后的三、四年是她创作的旺盛期,在这期间产生了《金锁记》、《倾城之恋》、《传奇》等优秀小说;1949年后发表《十八春》、《小艾》;1952年迁居香港,发表《秧歌》、《赤地之恋》;1955年定居美国,又有《五四遗事》、《怨女》问世。纵观张爱玲的小说,她多以四十年代旧中国的沪港洋场社会为背景,描写在封建传统文化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相冲击、媾合下,一些特定的女性的惘怅、悲苦、疑惑、无奈,甚至心理的畸形与变态,从抽象的哲学意味上对人性进行探索,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包含着她对生命本体、人生价值的思考。     

论《对倒》与《花样年华》中的女性书写差异

刘以鬯的《对倒》于1972年开始在《星岛晚报》上连载,讲述了60年代香港一对陌生男女之间迥异的生命历程。导演王家卫受此小说启发,拍摄了他享誉世界的经典作品《花样年华》,讲述了60年代一对各自已婚的男女之间发生的婚外情故事。两部作品虽然在情节上没有直接联系,但在人物塑造上,尤其是对两位女主角的塑造上却不约而同地体现出某种相反的差异。本文尝试从身体和精神两个角度出发,就两部文本中对女性书写的差异进行对照分析,寻找这种差异背后所能窥见的两种不同的艺术形象审美及其背后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