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综合改革 推进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

实现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高等教育领域深化综合改革的核心目标。大学内部治理的变革与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要着重突出大学作为治理主体的重要地位,构建科学决策、权力制衡、学术治校、民主参与、有效监督的大学治理结构,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建立基于治理过程控制,由内部评估和外部监督构成的内部治理自律机制。实现路径则在于高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师资队伍、资源集聚、资源配置、管理服务等关键领域体制机制创新的实践探索。     

中国创新有效的大学治理结构迫在眉睫

有效的大学的治理结构对促进大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有效的大学治理结构是办好大学的必要条件。中国的大学治理结构还存在许多问题,表现为大学治理没有独立性、学术权力弱化、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人事管理制度僵化与党政不分等。中国创新有效的大学治理结构尤为紧迫,政府要赋予大学以自治权,提高学术权力,建立能进能出的人事管理制度,鼓励社会参与大学治理,加快建立权力监督与制衡机制。     

大学章程与现代大学治理研究

一流大学,在形成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中,皆有集科学性与实用性为一体的大学章程。在当前高校改革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大环境下,增强综合实力,提升办学水平,就必须制定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大学章程。并将其作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在彰显特色的同时,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深化教授治学与民主参与制度建设。     

组织特征及治理机制对高管股权激励强度的影响

以中国A股市场2007～2010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高管样本数据为例,从高管个体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理论视角,在尽可能排除或减少财务资本产权影响的情况下,实证分析了组织特征及治理机制对高管人员股权激励强度的影响效应。结论显示,相对于非国有性质,国有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强度更高;企业成长性越高,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强度越高;企业规模越大、企业风险性越大、董事会独立性越高、股权集中度越高、资产负债率越高、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强度越低。     

关于大学治理现代化的思考与建议

大学治理是以治理理念为价值取向的各利益相关者平等参与、协商合作、共同经营大学的机制、方法和活动.通过对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内涵、重要意义及大学治理的历史演进的研究,对大学治理现代化提出一些建议,有利于推动大学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浅论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完善机制

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是建构现代大学制度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也是高校办学自主权落实与扩大的必由之举。只有正确地认识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基本指向,真正了解我国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缺陷与缘由,并有针对性地完善大学章程、实现教授治学、实施"教育家办教育",才能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从而强有力地推进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     

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权力运行机制

推动大学教育管理向教育治理转变,实现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当前大学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完善大学内部治理体系,需要建立大学内部权力的系统运行机制,全面提升大学内部治理能力。根据大学内部权力的三维结构,全面分析当前大学内部权力的结构失衡问题,提出不同权力维度的结构优化思路：即行政权力向学术权力横向分散,校部权力向院系权力纵向下移,多个权力主体博弈与权力制衡。根据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为保障内部权力的有效运行,需借鉴分权制衡理论构建大学内部权力的“三权制衡”模式,即需从科学分配大学内部治理权力、严格规范大学内部权力执行、建立大学内部权力制衡机制、加强大学内部权力运行监督等方面,围绕权力配置、权力制衡、权力执行等维度构建系统、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为实现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新加坡的大学制度与大学治理研究——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与大学治理的一个成功典范。一方面,通过弱化政府的控制和强化大学自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重构了与政府的关系,成为企业型非营利办学实体。另一方面,从行政管理、教授治学以及人事激励三个方面大力改革和优化了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完善了运行机制。在办学过程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坚持科研服务社会,鼓励创新创业,搭建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平台并充分发挥校友的作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办学模式和办学理念对我国推进高等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完善大学治理体系具有借鉴意义。我国高校要处理好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建立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     

控股股东关系联盟与企业实质性创新基于双重治理的中介作用

控股股东关系联盟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是否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具有积极的治理效应,研究中尚缺乏关注。采用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控股股东关系联盟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关系联盟能显著提升企业实质性创新;机制检验发现,控股股东关系联盟通过治理效率和信息传递两条路径对实质性创新发挥双重治理作用,即抑制了控股股东私利侵占、增强了分析师关注度,进而促进实质性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关系联盟对实质性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低股票流动性、高新技术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关系类型越多、强关系联盟规模越大、异质性越高,提升实质性创新的效果越显著。     

大学治理结构对大学创业的影响研究

以我国113所大学为样本,通过调查问卷,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大学治理结构如何影响大学创业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大学治理结构中,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院系权力对知识创新都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行政权力对大学创业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知识创新在行政权力和大学创业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外部治理机制对上市公司应计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2002～2004年深沪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基础,检验了外部治理机制对上市公司应计质量影响.研究发现:市场中介发育程度越高、法律制度环境越好,上市公司应计质量越好;市场化进程越快,上市公司应计质量越高.     

论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与优化

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和本质。治理结构改革的目的是民主和效率,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科学地界定学校内部各种权力及职权关系。通过对我国高校政治领导权力、行政管理权力、学术权力、学生权力和民主管理权力等五大权力的内容、性质的分析,探索高校领导权、行政权和学术权的治理平衡与耦合机制。实现党委领导是核心、校长负责是关键,教授治学是根本,学生权力和民主权力是基础,制度建设是保证的治理结构的优化。     

美州立大学 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启示

现代化的大学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应是有着多元化治理主体、网络化治理结构、理性化治理制度、民主化与法治化治理方式以及市场化治理手段的涵盖大学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的系统制度安排。美国是当今世界科技最为发达的国家,其州立大学的科技创新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与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有着直接关系。美国州立大学科技创新治理经验为：在先进治理理念指导下,实现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结构的网络化、治理制度的规范化和理性化以及治理手段的法治化和市场化等。地方高水平大学是我国科技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借鉴美国州立大学的科技创新治理经验,构建现代化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     

大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国家大力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是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表征,彰显了大学对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积极响应。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指导,基于扎根理论编码分析法构建大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的理论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内在动机、参照群体、自信程度、参与环境均对参与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参与意愿显著影响参与行为;外在补偿、外在压力及参与能力对参与意愿的影响不显著;组织支持对大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行为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因此,为提升学生参与内部治理效果,推进大学治理现代化进程,高校应着力培育学生参与的内生环境,多方位激活学生参与的内在动力;科学构建制度体系,优化学生参与行动框架与结构要素;加强组织支持建设,消解“行政化”现象对学生主体性的抑制。     

现代大学治理“十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高校综合改革提出了新要求,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确立了新目标。高等学校应主动适应这一新变化,积极落实高校的主体责任,合理划分高校内部权力关系,健全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尽快实现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分析

通过治理结构变革来推动技术创新,是增进企业活力、改善绩效的重要途径。以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为研究主题,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通过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管理层激励以及资本结构等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国有持股比例越高越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进行;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规模对企业技术创新投资的影响不显著;股权集中度越高,技术创新的投资越高;管理层激励与技术创新的投资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企业负债率与技术创新则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相比回归分析的统计方法,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同时容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含测量误差,还可以估计整个模型的拟合程度,因而对结构方程模型的运用增加了研究结果的精准性和说服力。     

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协同中的应用、问题与对策

随着信息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以现代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社会生活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尤其是社会治理过程中,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主体、行为、能力、效果,实现社会治理协同现代化能力提升与体系转型.但人工智能为社会智力现代化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得传统的治理方式面、技术风险与行政挑战.因此,需通过智能技术与智能人才的统一、技术理性与治理张性的统一、伦理重构与法理纠正的统一等三个方面的路途探索不断改进人工智能与社会治理紧密契合,让科技为人类社会谋福.     

论社会治理视角下人工智能辅助立法决策的实践路径

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促进和保障作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与立法活动在不同层面上的耦合,为推进科学立法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目前,人工智能辅助立法系统已经开始应用于立法实践并参与社会治理,其具有精准确定社会治理对象、整合多元利益诉求、推进社会科学治理等功能,在发现和分析社会问题,转化和整合社会价值等方面具有独特技术优势。但实践中,该技术的应用仍面临着一系列技术性、规范性及伦理性难题,需要从秉持技术审慎创新的理念、建立数据信息检验机制、提高算法透明性和可解释性、厘定立法者与人工智能的关系等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从而服务于以立法智能化发展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日本大学的治理经验对建设和完善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启示

日本大学有着完善的外部和内部治理结构,保障了民主管理、教授治校的良性运行,成就了他们高等教育强国梦想.其大学治理经验对我国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具有启示意义.但制度往往是内生的,世界上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优越的制度安排,任何制度都是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建设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只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借鉴他人、立足创新,才能走向理想的彼岸.     

人工智能时代的乡村治理及其应对策略

人工智能已经被广泛运用于乡村治理领域,并呈现出进一步发展的态势。与传统乡村治理相比,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整合乡村治理资源和调整乡村治理结构,并为推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提供科学决策和治理依据。但是,数据质量低下、传统决策偏好的影响、数字基础设施薄弱以及算法决策本身具有负面性等问题,成为阻碍人工智能与乡村治理有机融合的重要因素。因此,建议统一数据标准,强化数据资源的有效整合,提升决策者的算法素养,促进乡村治理决策的智能化转型,完善数字平台建设,提升算法决策的科学性以夯实乡村治理基础,强化对算法技术的控制,保障人工智能算法功能的有效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