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作家的文化类型对比——以茅盾、巴金和老舍为例

对于一个文学时代的风度而言,五四时代代表的是弥足珍贵的开拓精神,三四十年代代表的是建设中的雄浑气魄,那么在茅盾、巴金以及老舍身上,充分具备这种具有时代意义的开拓者和建设者的气魄。这点毋庸置疑,我们可以从外国作家的评价和角度加以印证。在五四年代的作家们之所以热爱国外文学,不仅仅只是易卜生和卢梭等人所引起的中外文学开放思潮,还加上了莫泊桑、契科夫等人怪诞思维。     

试论茅盾的创作

在“五四”以来的文学战线上,茅盾是杰出的作家和坚强的战士。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光辉旗手——鲁迅的战友,在许多年代里,为实践、坚持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道路,为文学服务于民族解放和人民大众革命的方向,坚实的奋斗着。象周扬同志说的:我们杰出的作家茅盾,是三十年来新文艺运动战线上的老战士,他对革命文艺创作是作了很多贡献的。     

文学是独创的——茅盾文艺思想学习札记

创新是文学保持生命活力并不断获得发展的唯一途径,也是作家苦苦求索的目标,因而如何充分发挥艺术创造力,实现艺术创新也就成为古今中外的作家、文艺理论家共同关注的难题之一。茅盾虽然没有撰写过专门探讨、论述文学创新问题的皇皇巨著,但是在他的众多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著作中曾多次涉及这一问题,他的富有特色的见解颇有启发意义。本文拟就茅盾有关文学创新的论述作一初步的阐述分析。 (一) 茅盾是在新旧文学对峙与交替之际登上文坛的。同其他五四新文学阵营的作家一样,茅盾热情地鼓吹文学创新,以此向复古守旧的旧文学开战。茅盾认为,中国文学之所以奄奄一     

“无心插柳柳成荫”——论《现代》杂志与30年代“现代派”诗的发展

探讨《现代》与1930年代＂现代派＂诗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现代》的编者在社会变动中采取自由主义和＂中间人＂立场,大量译介西方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诗歌。理论上的积极倡导和创作中的努力实践使得本不预备造成一种文学潮流的《现代》,却于＂无意＂中促成了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潮的崛起。     

《子夜》“主题先行”问题与吴荪甫形象之矛盾

＂主题先行＂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学者贬低《子夜》的重要原由,所依据又大都是茅盾自己后来对于《子夜》主题的阐释。但茅盾在写作《子夜》时,是否真的清晰而明确地预设了这一主题？这一主题与《子夜》的文本实际又是怎样的关系？将两者作对照,会发现并不很吻合,尤其在吴荪甫形象塑造上。茅盾在写作《子夜》时,很可能并未清晰确立他后来所述之＂主题＂,他的写作意图只是如《子夜》初版《后记》中所言＂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现象＂。解读文学作品,更应该从文本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作者自述出发。     

鲁迅、沈从文乡土小说写作观比较研究

每位作家都会选择一种文化立场来观照和构筑笔下的世界,从而形成其不同的写作观。在＂五四＂时期乡土小说作家中,鲁迅和沈从文代表了文化启蒙和描写乡土诗情的两级,论文从两位作家不同的艺术追求及作者相同的写作对象迥异的写作目的等方面进行了阐释。     

试论茅盾文学评论的特色

茅盾是我国“五四”以来,蜚声中外文坛的文学巨将,在中国新文学上的贡献卓著。他不只是以一个伟大作家的辛勤劳作,“刻画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艰辛历程,绘制了规模宏大的历史画卷”,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水平,而且以一个杰出的文学评论家的独到精深的文艺评论,指导作家的创作,提高读者的文学艺术鉴赏能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新文学事业的长足进步。我们认为:茅盾的文艺评论的确代表了     

茅盾论徐志摩

茅盾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之一,为文学批评与文艺理论的建设作出了极大的努力。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写过一些作家论,徐志摩是其中之一。文章以《徐志摩论》为基础,着重从阶级定位、思想评判和审美分析三个维度,分析了茅盾评说徐志摩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从而给予茅盾作家论以一个新的文学史地位。     

“律法者”的缺失与“象征界”的症候——1928-1930年旅日时期茅盾创作心理探析

茅盾的创作心理变化,既是独特的个人的心理体验,又是典型的20世纪中国作家的心路历程。在大革命失败后,隐居上海的茅盾的心理变化尤其剧烈,他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象征秩序",此时期他的作品也呈现某种"症候性"。他从1928年7月到1930年4月旅居日本,集中书写内心的苦闷,但从《虹》开始过渡到重新认可社会网络的重要性。他发现与另外一位女性交往同样无法建立两性间的"律法秩序",于是回到上海,加入左联,进行全新面貌的创作,成功地重建了"象征界"。     

1930年代反帝抗日文学综论

由于受现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作家对这种阶段性特征的认识等因素制约,中国新文学反帝主题的萌芽生长、兴衰起伏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1930年代的反帝抗日文学,经由革命文学的倡导时期到"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的爆发、再到东北作家群的兴起,不断拓展和深化,最终上升为中国现代文学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创作之一。民族独立与阶级解放主题的交叉融合、不同政治倾向的作家的共同民族情感的艺术表达,构成了1930年代反帝抗日文学的鲜明特征。     

论新时期初小说“人”的觉醒

新时期初小说以人道主义话语对极左政治和极左伦理的批判,使其获得了不同于＂五四＂时期人道主义话语的独特意义与内涵。但＂人道主义＂的再次高扬,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新时期文学的人性复苏。本文通过文本的细致阅读,选取众多作家作品进行解构分析,试图研究新时期初小说＂人＂的觉醒。     

“未名四杰”的文学成就与贡献

＂未名四杰＂是五四后期重要文学社团未名社的主力军,他们对未名社的创立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文学翻译与创作促进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作品具有鲜明的皖西地域特色。在他们的影响下,涌现了一个在中国文坛活跃大半个世纪的霍邱作家群。     

试谈茅盾对十七年短篇小说的评论

茅盾对我国当代十七年短篇小说的评论,是这位伟大作家、批评家文学业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至今仍能给人们以教益和启迪,我们应该认真加以研究。一茅盾早在二十年代即倡导文学“为人生”,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作家作品。随着历史的发     

“律法者”的缺失与“象征界”的症候--1928-1930年旅日时期茅盾创作心理探析

茅盾的创作心理变化，既是独特的个人的心理体验，又是典型的20世纪中国作家的心路历程。在大革命失败后，隐居上海的茅盾的心理变化尤其剧烈，他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象征秩序”，此时期他的作品也呈现某种“症候性”。他从1928年7月到1930年4月旅居日本，集中书写内心的苦闷，但从《虹》开始过渡到重新认可社会网络的重要性。他发现与另外一位女性交往同样无法建立两性间的“律法秩序”，于是回到上海，加入左联，进行全新面貌的创作，成功地重建了“象征界”。     

延安时期女作家红色文本的别样美——论陈学昭《工作着是美丽的》

<正>延安时期,陈学昭并不是最为人关注的女作家。在整个文学史中,并没有看到她美丽的印记,甚至是在女性文学史中,谈到三四十年代女性作家时,也不见有关她的只字片语。陈学昭是有着"五四"作家、留法作家、解放区作家三重身份的杰出女性。不论是在其生活优越的年轻时代,艰难困苦     

茅盾与《文学》月刊

1933年7月,由茅盾作为隐形主编的《文学》月刊在上海创刊,它在国民党严密的文化控制下发展成长起来,在血雨腥风中不屈不挠,艰难地走过了五个年头,是新文学史上继《小说月报》之后、抗战之前寿命最长的大型文学刊物。茅盾拥有独特的批评观,他将编辑策略中的"名人效应"与"陌生效应"巧妙地结合起来,团结了各种风格流派的作家,成就了一批文坛新秀,使《文学》月刊成为30年代文学史上的"明星"杂志。     

掌控“她者”——1930年代上海都市文学中的厌女现象

1930年代上海都市生活、文化中摩登女郎的出现,冲击了既有的性别秩序,给都市作家带来了焦虑和恐惧。男性作家在文本中将摩登女郎物化、对象化和色情化,使其成为"恶"的代名词,从而在道德上凌驾、驾驭女性。文本中的厌女现象表现了男性再次掌控"她者"的努力,显示了文本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新时期文学概说》导论

“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在这里包含了“文革”后到世纪末的文学。如果把从“文革”以后到世纪末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文学的发展 ,它是一个创作主体不断发展的过程 ,但五四新文学传统一直若隐若现地埋藏在作家们的心底里。人的文学和现代汉语的审美形式 ,始终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两大传统制约着文学的走向。同时 ,在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整体影响下 ,中国作家们还重新建立了世界性的视界。 2 0世纪 80年代的文学与 90年代的文学有很大的差异 ,可以分别称作是共名时代的文学和无名时代的文学。学习文学史要求学习者大量地阅读与分析文学作品 ,不仅从审美的角度来提高赏析文学作品的能力 ,也从大量的作品阅读中来感受、理解和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     

勒马回缰写旧诗——"五四"新文学作家古诗词创作现象简论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新文学作家全盘否定古诗词,视古诗词为"死文学",主张建立一种新文学--"活文学".他们倡导白话新诗,对古诗词进行了坚决的否定.但是,在"五四"后期尤其是"五四"落潮之后,"五四"新文学作家却一改"五四"时期的偏激态度,重新开始创作古诗词,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肯定了古诗词.古诗词与新文学形成鲜明对比,这样新文学作家创作古诗词就成为一个比较特殊的文学现象.     

纪念姚雪垠诞辰一百周年：用生命创作——纪念姚雪垠诞辰一百周年

在姚雪垠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编发了这组稿件,隆重纪念这位享誉国内外的文坛巨匠。稿件的作者多为与姚雪垠交往甚密者。中宣部原副部长、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副主席翟泰丰,以与姚雪垠的谈话、信件,诠释了作家＂用生命创作＂的意义;俞汝捷曾担任姚雪垠助手多年,他以自己亲历亲闻追怀了姚雪垠高洁的人品;姚老的儿子姚海天对父亲母亲的回忆,让我们对姚雪垠的工作、生活、情感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刘增杰教授与姚雪垠交往近半个世纪,以其对姚雪垠全面的研究,认为＂姚雪垠一直生活于思考中,生活在创作状态中＂;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高度评价了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在悲剧艺术的运用和长篇小说结构美学的探索方面的巨大贡献;《文艺报》编审熊元义通过姚雪垠与茅盾围绕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问题和其他重要文艺理论问题的通信,指出其美学思想＂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文艺界的思想解放＂。立德立言,愿姚老精神长存,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