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广东香山县的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

明代的香山县,伴随着生态环境的变迁,其社会生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香山农业经济迅速增长,成为珠江三角洲粮食生产基地。宋代时的移民聚落已发展为土著社会,逐渐兴起的宗族成为乡村的基层组织。然而势家豪强与外县巨族对土地的霸占,流民与海盗横行等社会问题也不断涌现。明嘉靖以后,香山著名文人黄佐制定的《泰泉乡礼》,对香山乃至珠江三角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品官家庙制度在山西的礼仪实践——给David Faure(科大卫)教授的一个补充和对话

David Faure(科大卫)非常看重宗族制度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的价值,其一生主要精力都用于考察珠江三角洲地区自明代中后期以来借助推行宗族祭仪而融入帝国一体化的进程。作为一个学人,他希望自己在华南社会所获得的经验和理论也适宜于中国其他地区,尽管他一再申述中国地方社会具有多样性历史进程。但是,在考察山西时却并没有找到严格按照品官家庙制度实践的案例。本文给他提供了一个支持,希望能弥补其缺憾。另外,本文从实践主体追逐象征意义角度出发,认为科举仕宦宗族之所以坚守品官家庙制度而不做"百世不迁"之宗,乃是追求一种身份,一种文明化手段,并向帝国表达忠诚。由此,笔者提出"文化配套工程"概念来解释汉人宗族祭仪。     

族谱与宗族边界

族谱作为宗族的重要文献 ,确立并强化了宗族边界 ,即血缘边界、地理边界和伦理边界。血缘关系是宗族边界的天然基础 ,地理边界是宗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而伦理边界则是宗族团结、一致对外的凝聚力依据。族谱和宗族边界不仅在宗族中具有重要作用 ,而且对于社会的安定和团结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和意义。     

从螺江陈氏家谱和清代硃卷看宗族士绅化

宗族、科举、士绅这三者有很密切的互动关系,宗族通过科举不断的向上流动,产生了许多拥有功名和官职的士绅。而士绅在取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后,反过来又加强宗族的建设,帮助族人提高科举能力,将自己的荣誉通过朝廷的封赠制度封赠给自己的父祖辈,使得宗族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当宗族建设完成后,其科举成绩不断提高,宗族逐渐完成士绅化,宗族的士绅化使得家族、宗族制度逐渐成为传统中国王权政治的广泛和重要的社会基础。     

20世纪农村宗族变迁研究综述

农村宗族几经变迁，尤其是20世纪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在此阶段，农村宗族的定位如何，农村宗族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以及当前农村宗族复兴的原因，这些问题都需要密切关注。研究这些问题，对人们更清楚地了解中国的宗族和农村具有重要意义。     

近30年来农村宗族研究述评

宗族是我国农村最古老的组织,在生产力不发达条件下对人类的繁衍、生存与发展作用巨大,新时期仍将继续发挥作用。近30年关于农村宗族的研究涉及到农村宗族产生的原因、改革开放后农村宗族的复兴、农村宗族变化、农村宗族功能等多个方面内容,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农村宗族进行了探索,但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同时,研究结论也存在争议,对待宗族的态度不客观,对农村宗族的存在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居多。跳出传统静态思维,结合历史和农村的现实,用一种包容辩证的动态思维看待宗族,所得出的结论将会更为准确客观。     

论清代宗族法三位一体的社会控制功能

清代宗族法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宗族法的最高成就。前人对宗族法的研究多囿于宗族内部,未窥全豹。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自下而上地全面探讨清代宗族法借助家长专制、祭祀之礼、宗族力量实现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全方位的社会控制,有助于了解封建统治延伸到基层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历史过程,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有着重要的认识和借鉴价值。     

义序:昔日“宗族乡村”的民俗节庆

20世纪 30年代林耀华先生就对义序宗族进行了研究 ,80年代中期以来 ,义序的“宗族”活动渐渐恢复 ,90年代末期重新扩建的“义序黄氏宗祠”大功告成 ,为庆祝宗祠的竣工举行了一系列的宗族乡村的传统庆典。从为时 6天的庆典活动可见 ,义序这个昔日宗族乡村的“宗族”关系正在变容中进一步复生着。研究者们对现代宗族问题应该加以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综合考察的研究     

显赫一时:明清以来高平孝义祁氏宗族研究

高平孝义祁氏宗族,号称"山西南祁"。明季由山西洪洞迁居高平孝义。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特别是清朝以来,家族人才辈出,地位显赫,俨然已经成为高平地区的大姓望族,官宦世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祁氏家族进行了一系列的实体宗族建构活动,包括修族谱,营坟墓。本文主要以高平孝义祁氏宗族为个案研究,摆脱以往宗族研究的模式,一方面从宗族建构过程出发,利用家谱、碑刻、坟墓等资料,重点关注祁氏宗族自身发展历程和宗族建构过程。另一方面,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宗族实践观的运用,探讨明清以来华北宗族自身发展的脉络,深化我们对华北宗族的重新了解和认识。     

农村政治发展视野下的宗族和宗族文化分析——以武陵山区农村为例

宗族是我国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宗族一旦被赋予种种文化内涵后一定会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作用。宗族势力是宗族和宗族文化偏离正常轨道的产物,对农村村民自治、农村基层政权及农村法制建设具有不利影响。正确看待宗族和宗族文化问题,对宗族在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中所起的互助作用要给予肯定;对宗族组织传承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行为要进行辩证分析;对农村宗族势力对农村政治生活的不当干预要加以有效遏制。推进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逐步消除宗族势力存在的经济根源;及时掌握宗族和宗族文化动态,化解宗族矛盾和纠纷。     

论徽州宗族内部关系

地处皖南山区的徽州,其地宗族遍布,人丁繁多,加之严峻的地理环境,使得徽州人民之间交流更为频繁,这种交流除宗族与宗族之间,但更多的是宗族成员内部之间的关系处理。处理好各自宗族内部关系,才能使得宗族变得更为繁盛强大。宗族社会为了规范子孙的日常行为,通过制定相关的规条以及彼此之间签订文书合同以追求成员之间和睦共处。通过对宗族继承关系、睦族关系以及宗族内部纠纷处理来阐述宗族内部关系,并将族规家法的制定与签订文书合同相结合的形式来严格要求族内子孙,使得宗族达到千年不紊、万年不乱,宗族成员守望相持、疾病相扶、患难与共、互帮互助,宗族纠纷内部消化的目的。     

20世纪上半叶徽州宗族活动考察

辛亥革命后,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对徽州宗族产生巨大的影响。考察这一时期徽州宗族活动,可以勾画出宗族活动变迁的大致轮廓。     

宗族的功能及其历史变迁

中国农村传统宗族具有组织、协调、教育和文化等诸方面的功能；宗族功能有正负两方面的双重社会效应，其功能的发挥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新中国成立后，宗族的功能经历了超强社会控制与单一权威格局下宗族功能的萎缩、社会转型与多种权威互动格局中宗族功能的复兴、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背景下宗族功能向城市延伸的历史变迁；对宗族的功能要有正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积极引导，使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节奏合拍。     

论华北宗族的典型特征

对华北各地的祭礼习俗的历史考察说明，华北宗族的外在物化标志，即起着功能性作用的宗族聚合手段很少见，但在宗族的象征文化方面则呈现较显著的迹象。与华南的弗里德曼式的宗族相比，华北的宗族是表达性的、文化性的，或者说是意识形态性的。当然，从完备的宗族要素角度来审视，华北宗族是一种残缺宗族。     

客家宗族与村庙——以赣南井前村井塘庙为例

文章以赣南井前村为个案,从乡村社会的信仰仪式与宗族关系的视野入手,分析了该村庙与宗族整合的方式,并指出以井塘庙张公、赖公信仰为中心所形成的跨村落、跨宗族的祭祀圈既是不同宗族之间的粘合剂,又是地域乡村联盟形成的基础。     

“行政主导型”村治下的宗族活动情况──江西省泰和县藻苑村情调查

本文以江西省泰和县藻苑村为典型个案，对农村的宗族和村治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笔者通过调查发现，该村的宗族活动并不普遍，八个自然村中只有照溪刘氏有过一些宗族活动。但同时也发现，宗族观念还是广泛存在。笔者还考察了藻苑村的村级组织和管理，如果按照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划分，该村属于典型的“行政主导型”村治。从村干部对宗族的态度和实际行动也可以看出，该村的宗族力量与村级组织的关系属于“服从村政型”。     

乡村宗族变异与现代社会的适应——以武鸣县横塘人为例

随着20世纪80年代社会的转型,宗族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的拐点。文章通过对武鸣县汉族的一个支系——横塘人（平话人）的宗族进行调查发现,尽管现代宗族的传统物质要素缺失严重,但是族人关注更多的是宗族文化的发展。进而认为这是建立在旧宗族形态基础上的变异体,并长期适应着现代社会的变迁。     

太平军在徽州活动状况及其对徽州宗族的冲击

清末之际的太平天国战争,是徽州数百年未曾遭受的战乱,对徽州宗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近代徽州宗族衰落的关键点.但是,学术界对这次战争与徽州宗族兴衰关联的研究比较匮乏.在丰富的徽州地方志和族谱资料中,可详见太平军在徽州活动状况以及这次战乱在人口、经济、祠堂、族谱和庙宇等方面对徽州宗族的破坏和冲击.     

“传统聚落”内的民俗体育与舞蹈——宋江阵的宗族文化符号研究

"传统聚落"最为显现的特质之一即宗族文化,以宗族文化滋养下的闽南传统聚落表现出一种山水情怀与宗族纽带的精神气质.宋江阵是闽南地区传统聚落的典型宗族符号,与宗族文化呈现着千丝万缕的纽带关系,表现着深刻的的审美情趣与较高的文化价值.     

私利与公序：清中后期宗族与国家在械斗中的对抗与结局

在清中后期,宗族间对土地、水利等资源的争夺不断加剧,械斗日趋频繁,严重破坏社会公共秩序,造成大量人身伤亡与财产损失,尤以东南地区为剧。在械斗中,宗族与国家有不同利益诉求,形成对抗：宗族维护本族私利,放纵甚至支持械斗;国家维护公共秩序,试图控制械斗。两者对抗的结局是国家向宗族妥协,宗族械斗无法得到有效控制,致使很多地域社会趋于碎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