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行政调解存在的问题与出路

公安行政调解对我国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发挥重要作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制度保障之一。但公安行政调解理论上存在不少问题,并且公安行政调解在我国实施了十几年后暴露出不少问题,文章试探找出其中的社会与法律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消费纠纷行政调解地方化之探析

消费纠纷行政调解是消费纠纷行政解决机制中举足轻重的一环,我国没有系统的消费纠纷行政调解立法,在解决此问题上,各地只能在立足本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消费纠纷的行政调解机制设置地方性规定,鲜明的地方化色彩成了消费纠纷行政调解机制的一大特色,其在促进地方消费纠纷的快速、高效解决上虽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是,这也对国家的统一立法与管理带来了重重障碍,如何有效解决消费纠纷行政调解地方化的弊端显得及其必要。     

行政救济中的ADR探讨——从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看行政救济途径的拓展

行政纠纷是引起行政救济的前提,行政救济制度的完善离不开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和发展。诉讼救济固有的局限性,使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和趋势。在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体系中,必须重视行政协商与行政调解、行政申诉与信访、行政裁判及私力救济等各种行政ADR的运用。     

论我国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之建构

调解是化解纠纷、维护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我国形成了事实上的司法、行政、民间调解的调解体系,然而并未建立起体系化的纠纷调解机制,尤其是对诉讼外的纠纷调解机制重视不够.诉讼外纠纷调解制度由于其高效率、低成本,消除纠纷的独立性、彻底性等特点,在整个调解制度框架中占据重要地位.     

完善价格争议行政调解机制的几点思考

针对当前价格纠纷日益增多的现状,价格部门要发挥公共服务职能,积极尝试开展价格争议行政调解工作,及时化解价格纠纷,避免矛盾激化,促进社会和谐。价格争议行政调解作为一项崭新工作,尚存在调解机构不健全、工作机制不完善、调解范围和效力有限、经费保障缺乏等问题。该文总结近几年工作实践和借鉴省内外经验,提出完善价格争议行政调解机制建议,推进价格争议行政调解专业化和规范化。     

关于制定我国《行政调解法》的构想

行政调解作为行政司法的一种调解制度,在处理行政纠纷和民事纠纷及经济纠纷等方面,越来越显现出重要作用。在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倡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有必要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调解法》。本文着重从行政调解的原则、主体、范围、效力等方面对行政调解立法进行提出建议,从立法层面对行政调解制度进行规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的行政调解制度。     

行政调解在环境纠纷中的适用与改进

本文阐述了环境纠纷调解制度根植于中国“和为贵”的文化传统,从权责配置、组织建设、调解程序、司法救济四个基本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环境纠纷行政调解制度。     

我国环境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完善探析

环境纠纷行政调解制度作为环境纠纷的一大利器，其本身拥有着环境诉讼所不具有的优势．对解决我国环境纠纷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其本身也有着不足。弥补这些不足．使环境纠纷行政调解发挥更好的作用。     

论环境纠纷行政仲裁的必要性

我国现有的环境纠纷解决方式即自行和解、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在处理环境纠纷的效果上并不理想。环境纠纷行政仲裁作为解决环境纠纷这一特殊纠纷的行政行为,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在我国建立此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调解机制与行政纠纷解决——一个基于法社会学视角的初步认识

多种非正式的协商、和解与调解机制在现代西方国家行政纠纷解决过程中被广泛运用,我国传统的以裁判方式解决行政纠纷的方式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制度变迁。借鉴法社会学关于“纠纷三阶段”理论分析,我国的行政纠纷解决过程引入调解机制不存在理论和技术上的障碍,应当尽快修改《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中排斥调解的有关规定。     

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非诉讼调解机制的建构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机制的构建及其有效运行,对及时、有效和妥善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稳定农村土地基本经营制度,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来说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应从构建有效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机制之必要性出发,着力解决土地承包纠纷调解机制构建中调解模式的设定、调解程序的配置和调解协议的效力等问题.     

法院调解的法治化路径

法院调解是一项特色的司法制度。实践中,法院调解面临的三重困境对法院调解法治化提出要求。然而,作为实现正义的两种不同方式,法院调解与法治之间存在着冲突。要突破困境,调和冲突,就必须寻求法院调解与法治的契合点,对法院调解制度进行重构,方能实现法院调解的法治化。     

和谐人格、社会支持、自我控制与工作–家庭冲突——基于职业群体的3种模型比较

为了考察和谐人格、社会支持、工作–家庭冲突以及自我控制的关系, 基于相关理论, 提出3种模型(简单中介模型、以自我控制为中介变量的复合中介模型以及以社会支持与自我控制为中介变量的复合中介模型), 并比较3种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简单中介模型指和谐人格、社会支持通过自我控制平行作用于工作–家庭冲突, 以自我控制为变量的复合中介模型指和谐人格与社会支持分别作用于工作–家庭冲突,以社会支持和自我控制为中介变量的复合中介模型指和谐人格通过社会支持、自我控制作用工作家庭冲突。以北京市医疗行业、金融行业、销售行业公司的200名员工为研究对象, 采用社会支持量表、自我控制量表(SCS)、冲动性量表(BIS)和工作–家庭冲突量表进行研究。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表明, 以和谐人格和社会支持为预测变量、自我控制为中介变量、工作–家庭冲突为结果变量建立的复合中介模型拟合结果最好。自我控制在和谐人格、社会支持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中介变量的估计值为-0.043, 95%置信区间为[-0.071, -0.022]。自我控制可以中介和谐人格、社会支持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 以自我控制为中介变量的复合中介模型拟合结果最好。     

司法调解参与大调解化解社会矛盾机制探讨

以调解为手段解决民间纠纷是我国司法的优良传统,在我国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做法和经验业已成为全球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进一步充分发挥调解的功能和作用,探讨调解的发展新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司法调解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对接,三调联动构建大调解格局,为调解注入了新的元素。这一变革可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优势,使调解这一传统纠纷解决手段在新形势下获得新的内涵,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做出新的贡献。     

民间调解制度调查研究

作为调解的一种重要方式,民间调解在纠纷解决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社会转型期,进一步加强和改革民间调解势在必行。本文分析了民间调解组织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探索了建立健全民间调解组织体系和网络的方法,以求发挥民间调解应有的优势和作用。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调解效力规定存在的缺失与完善

为解决调解协议效力问题,突出调解程序在解决劳动纠纷中的作用,新制定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设置了劳动争议调解协议可向法院申请支付令等制度。但是,该法在劳动争议调解效力规定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构建探讨

和谐社会视野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建与创新,应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从基本原则、启动者、适用范围、法律效力、救济措施等方面全面推进。行政诉讼调解应基于自愿和合法原则,由双方当事人合意而启动,由法官居中主持,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终结诉讼的效力。当然,对于无效和可撤销的调解协议也应当提供必要的救济。     

浅析民事诉讼调解的时间性

诉讼调解具备时间性.研究诉讼调解的时间性有利于准确认识诉讼调解在纠纷解决上的范围和边界,正确处理调解和裁判的关系,从而提高诉讼调解成功率和诉讼调解质量.     

司法确认之申请主体适格问题刍议——以民事诉讼法(2012修订)第194条为切入点

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以基本法律的形式将非诉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纳入我国民事诉讼程序,赋予了当事人双方基于调解协议在规定时限内可向法院提起司法确认,以使其具有强制执行力。然而只能由当事人双方共同向法院提出申请这一规定的弊端明显:存在逻辑悖论、纠纷解决效率下降以及难以体现司法确认程序的优越性。为此,构建由一方当事人单独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的程序是使我国司法确认制度得以有效运作的路径,而这一路径有赖于建立相应的异议制度、细化不予确认的范围以及构建司法确认纠错机制。     

不确定性反应风格和未来取向应对的关系探究: 预期情绪的中介作用

探讨不确定性反应对未来取向应对的影响以及预期情绪的中介作用。研究1 探索不确定性反应、预期情绪和未来取向应对三者之间的关系, 研究2 探索不确定性反应和预期情绪对未来取向应对行为(理财行为)的影响。研究1 为横向研究, 不同行业204 人填写不确定性反应量表、预期情绪量表和未来取向应对量表。研究2 为纵向研究, 时间间隔为2 个月, 时间点1 发放不确定性反应量表, 时间点2 发放预期情绪量表和未来取向行为(理财行为)意愿量表, 两个时间点收取有效问卷113 份。不确定性反应的3 个维度、预期情绪和未来取向应对之间都显著相关。横向研究中用Bootstrap 检验发现预期情绪在不确定性情绪和未来取向应对关系中的双中介作用, 以及积极预期情绪在不确定性认知、期待改变和未来取向应对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纵向研究中用Bootstrap 检验发现积极预期情绪在不确定性认知、改变意图和未来取向行为(理财行为) 的中介作用, 预期情绪在不确定性情绪和未来取向应对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不确定性认知通过积极预期情绪促进未来取向应对增加, 期待改变通过积极预期情绪促进未来取向应对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