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秦王府“典膳所”青花瓷产地与工艺

秦王作为明朝镇守边塞的藩王之一,拥有很高的地位。秦王府日常用瓷代表了明代宗室亲王一级的用瓷标准和等级。为了解秦王府日常用瓷的来源和制作水平,对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收藏的明代秦王府"典膳所"青花瓷进行了科技分析:采用微区X射线荧光分析技术对50片青花瓷残片的胎、釉、蓝彩部位分别进行了成分测试,根据对成分数据的统计分析和比较研究,并结合外形貌观察、显微结构分析,对这批样品的产地和制作水平进行了分析和评判,发现这批样品全部为景德镇的民窑所生产,其胎质洁白细腻、釉层均匀莹润,唯青花发色较为多变、不够稳定,所使用的青料并非回青而是国产料。其整体制作水平与御窑产品虽有差别,但已经非常接近。该研究从一定程度了解了明代王府用瓷制度和明代晚期民窑的生产水平、产品体系,并为进一步研究明代青花瓷生产体系奠定了基础。     

中国历代官制简表(一)

我国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夏、商、周,产生了阶级、形成了国家,建立了统治机构,逐渐形成了一套职官制度。到了封建社会——战国,尤其是秦统一后的各代,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官制。鸦片战争以后,我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建立了一套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阶级关系、经济状况的职官制度。在有剥削和压迫的阶级社会中,各类官僚机构,都是统治阶级政权的重要组成部份。在古代和近代史上,有一些农民起义军也建立过短暂的政权,制定过一些职官制度。对于这些官制的历代沿革,本表按朝(年)代顺序予以编列和介绍。对一些有争议的说法,附会或讹传进行了考辨和订正。为了方便读者查核,注明     

清钦天监职官制度

清钦天监职官制度虽承前明旧制,但两百多年间,已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其职官构成、考选途径、升转方式、俸禄标准等方面多有异于明代.     

论明初法律的特点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而在明代法律的历史中,明代早期,主要是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又是整个明代法律的奠基时期,回顾这一时期的立法和执法状况,能够对明代法律的基本特色有比较充分的了解。明代初年的法律不仅有＂万世不易＂的正统法典,也有＂一时权宜＂的特别法和刑事政策。明代统治者根据具体情况,用软硬两手分别治理国家,以期王朝的长治久安。     

“华夷”观念在越南的影响与阮朝对周边国家的亚宗藩关系

＂华夷＂观念以及中越宗藩体制在历史上对越南产生过深刻的影响。19世纪前期,越南阮朝一方面继承了与中国的传统宗藩关系,另一方面也把宗藩模式应用到与周边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中,构建了一种亚宗藩体系。这种模式也是这一时期越南阮朝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和特征。     

明代职官与职业技术考试述论（上）

明代是我国人事制度出现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随着教育的发展，科举考试的制度化、经常化，国家在官吏的管理上，越来越重视考试的作用，将它作为国家甄别录用官吏的手段，逐渐扩大职官考试对象与范围，严格考试规章。职业技术民在发展。明代的职官考试，择优选择了大批人才，充实到各级政权机构中来，改善了吏治，加强了行政管理，促进了全民族化素质的提高。     

土司制度论

“土官”与“土司”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土官”一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词语，宋代开始成为统治少数民族的官职、官员的称呼。“土司”一词的原意是指统治少数民族的官府衙门，明代嘉靖年间开始出现。“土司”分为文武两个系统。明代中叶以后“土官”与“土司”被混同了起来。土司制度是以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机关——土司为中心而实施间接统治的政治体制，因此它不应称为“土官制度“，而应称为“土司制度”。     

司命千里——宋朝司理参军制度

宋初设置司理参军,是赵宋一代地方司法权整顿的重要措施,亦是地方属官体制改革的最重要手段。司理参军作为刑狱官的专职化,是宋代"狱贵初情"的重要表现,极大促进了宋朝州级司法"特于详断之初"的科学化;司理参军的设置,形成了"鞫司",亦使宋代司法参军检法职能专职化,形成"谳司"。二者作为曹官系统与推官、判官所在幕职官系统类似"判司"职能的环节化,共同完成了宋朝独具特色"鞫谳分司"制度的建构。     

“泰山守”与“泰山司空”:秦代泰山置官考

新出秦代竹简与封泥上,有"泰山守"与"泰山司空"之官名,二者皆为秦代管理泰山所置职官。"泰山守"应为守山之专官,而"泰山司空"则为管理泰山土木工程之官吏。秦代这一制度,为泰山设立专官之始。     

阮福映请赐“南越”国号之事考论

1802年阮福映请赐"南越"国号之史事,引发了清朝和安南的国号之争。此次争端,表面是清朝居于优势,实际上却是阮朝得利。这场开始于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的外交之争,实际上转化为宗藩关系和亚宗藩关系中的政治之争。在这场夹杂着政权更迭、正统之争、民族自主意识、邦交平等观念、区域秩序构建的争端中,阮朝的目的和结果固然重要,但是它提出诉求这一行为本身所象征的意义则更为重大。     

试论唐代宫廷宴饮风俗及其影响

唐代宫廷通过征收赋税、内官进奉、外官进奉和外蕃进奉等手段使得国库丰盈，这样唐代宫廷就有余财频繁地举行宴饮活动。唐代宫廷宴饮的主要类型有节日宴会、皇帝游宴、皇家醣宴、庆功宴、朝会及伴随祭祀活动而举行的宴会、宫廷内宴、皇帝为任命的外官饯行宴、皇帝迎接外蕃的宴会。唐代宫廷宴饮中主要的佐乐活动有行酒令、乐舞表演、百戏游艺节目表演等，这些活动一方面有效地调节宫廷宴饮气氛，另一方面也使得唐代宫廷宴饮风俗具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唐代宫廷宴饮风俗作为一种上层丈化，为唐代社会各阶层所效仿，同时这种风俗也被五代直接继承。     

南阳古代书院的起源与发展

南阳古代书院起源于宋朝,元朝稍有发展,明清时期书院的官学化逐步加强,至晚清,集官学、书院、科举于一身,沦为科举制度的附庸。     

明代藩王继承中的特恩现象

随着藩王绝嗣等问题的出现,明代统治者以特恩的方式予以解决。但特恩藩王数量的激增导致明代宗室危机日益严重。嘉靖、隆庆和万历时期王室试图通过完善藩王继承制度来杜绝特恩。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特恩的发展,但制度的根本缺陷使特恩现象始终成为明代宗室的一大弊端。     

论《桃花扇》是忠清之作——兼评徐振贵《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

《桃花扇》中的几个时间都是经过精心设定的,表明孔尚任既有对历史的沉思,又有对现实的关怀。清初官方断明亡于崇祯朝,是亡于闯贼、亡于权奸、亡于门户,承认明朝及崇祯的正统地位,并祭祀明陵、礼葬崇祯、褒奖殉难诸臣,不承认弘光朝,而《桃花扇》的观点与官方一致,所以剧中祭崇祯及殉难诸臣并不意味着反清。“入道”即避乱,是暂时的,最后的结局是老赞礼下山颂圣。因此,应认为《桃花扇》是一部忠清之作。     

明中后期贬谪官宦与广西文化

明中后期，王学动摇了程朱理学的禁锢，使得言路放宽，朝廷内部分门立派，党争日烈。由于明代的官制，言官成为党争中首当其冲的牺牲品。贬谪广西的官宦多数因谏言被贬，而忧国忧民，敢于斗争的品格，使他们普遍得到后世史官的高度颂扬，为广西文化事业所做的贡献也使他们青史留名。     

论《金令史美婢酬秀童》中的胥吏金满形象及其价值取向

在《警世通言》中收录了一篇名为《金令史美婢酬秀童》的小说,主要描述的是县衙中的胥吏金满谋取管理库房之职务的经过、任职后追赔库银之事。文章将金满任库吏期间库房失窃、拷问秀童、缉捕窃贼这些情节一一铺展开来,以反映明代胥吏的狡猾、大胆、残忍,加深了人们对明代胥吏的认识。另外,金满等人物的言行也折射出明代市民阶层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     

明清小说对科举教育体系变迁的表现

与科举关系最为密切的莫过于教育,科举选拔人才,教育培养人才。明清教育的兴盛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科举。人们的科举观念和态度,在教育中有着相应的反映,明清教育体系,从官学到私学,从教育体制到教育主体无不表现出以科举为核心的各种状态。学校、私塾、书院原本相互补充的教育体系,逐渐发展为秉持应考科举的同一理念,各级教育的体制与实行形成了巨大反差。     

明末王武纬出使朝鲜与“联鲜图奴”之议

明朝末年，已成为清朝藩属国的朝鲜仍派人与明朝进行秘密联络。于是，一些明军将领便产生了“联鲜图奴”的想法。崇祯十三至十五年，副总兵王武纬先后三次率船队由登州出海，与朝鲜方面建立了初步的联系。但明朝在明清战争中居于劣势，并不能提供强大武力支持朝鲜公开反清，朝鲜与明朝并未能达成正式的盟约，“联鲜图奴”之议最终只能流于空想。     

略论明代江南市镇的启蒙教育

有明一代,江南市镇的启蒙教育空前活跃,其形式包括官方倡导的社学和民间兴办的私塾、义塾、家学等,教学内容普遍以基础知识传授和道德礼仪训导为主,并形成了一套颇为有效的运作模式。与前代相比,明代江南市镇的启蒙教育不仅普及程度明显提高,而且教育目标也发生变化,在面向科举的同时,越来越多地成为市镇居民提升自身文化素养的重要途径,从而对市镇的持续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赵翼家世探疑

关于清代著名史家、文学家赵翼的家世问题,一般均从《瓯北先生年谱》或《西盖赵氏宗谱》之说,认为其“本宋室后”。笔者近年来细读瓯北诗及相关史料,提出不同意见。即赵翼乃宋人赵拧之后,赵拧与宋宗室没有瓜葛。赵翼自号瓯北之缘由,众说纷纭。赵柿之祖湘,已“家于衢”。衢,乃浙江衢州。瓯江,即永嘉江。衢州恰在瓯江之北。笔者认为赵翼以此自号,乃示不忘祖宗之意。这则从另一层面证明,他似系宋赵柿之后,而非宋宗室之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