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滇东南壮族土司设置背景初探

明清时期是云南土司制度施行的重要时期,封建中央王朝针对滇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滇东南设置土职、任用世袭土司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政治制度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明代桂西土司的“城头/村”组织及赋役征发

明代桂西土司地区的赋税之征有别于流官区,嘉靖以前,并无确切证据表明土司辖区如流官区般推行了里甲制。同时,桂西土司的内部组织结构亦有别于内地,其以"城头/村"作为基层单位,土官土目直接管领部民,部民亦兵亦民,当国家征调时,土官土目按"田"派兵,部民自备粮饷出征。朝廷对部民土兵无直接管理权,不过,却通过掌握土官官职的授予而有效地控制了土官,土官也愿意让渡兵力获取朝廷支持而稳固其统治。     

从土司的军事制度看壮族武术的发展

广西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大约开始于北宋时期，历时千年，是壮族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阶段。而土司职官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巩固统治，便组建自己的武装。称之为“土兵”，以便安土保境。这些土兵亦兵亦农，闲时耕田种地积蓄粮草，战时服从官府和土司的征调。土司的这种军事制度完全是当时特定环境下的产物，它对壮族武术的影响无论是表现形式、技击原理还是兵法战术思想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时又是中原武术和各民族武术的融合时期，武术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这对壮族武术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是巨大的。     

试析明代藏区土司的朝贡制度

朝贡制度是中国的封建王朝为处理与周边民族地区及海外各国的关系而建立的一种政治经济制度。明廷根据藏区土司朝贡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作为土司制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朝贡制度,依次来强化藏区土司制度,以便有效治理我国广袤的藏区。文章对于明代藏区土司的朝贡类型、贡道、贡期、朝贡者身份及朝贡人数、朝贡物品及赏赐等方面剖析,揭示明代藏区土司朝贡制度的内涵。     

唐崖土司覃氏世系及其征调述略

从元代起,封建中央王朝开始在土家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明代进一步发展至完备。唐崖土司是鄂西历史上以军事武功著称的几大土司之一,明季势力达到鼎盛。加强唐崖土司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研究,对深化和拓展鄂西乃至整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依据《覃氏族谱》和地方史料,对唐崖覃氏世袭及其征调进行初步梳理和讨论,以期对鄂西乃至整个武陵山区土司文化与民族文化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清代嘉绒地区土司的婚姻初探

嘉绒藏族在清代受土司统治，中央王朝在嘉绒地区分封了18个土司，这18个土司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导致嘉绒土司婚姻复杂性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嘉绒藏族土司的婚姻受嘉绒藏族婚姻习俗的制约，另一方面是因为嘉绒土司的婚姻是土司之间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的一个手段，土司通过婚姻的选择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本从嘉绒土司婚姻对象的选择入手，对嘉绒土司的婚姻与土司之间社会关系网落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广西“改土归流”的社会基础

广西的土司制度,是北宋王朝于1052年镇压侬智高的起兵以后,为了进一步控制壮族各首领,加强对壮族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而实行的统治制度。中经元、明两代,到清末民初结束,延续近千年之久。所谓土司统治,就是由中央王朝册封壮族的首领充任府、州、县的知府、知州、知县。这些府、州、县叫作士府、土州、上县,其官称土官,或叫土司,以区别于一般的府、州、县,区别于汉官。土官必须经中央王朝册封赐印,才算合法,必须隶属于中央王朝,输职贡,承调役。但可以永远世袭,并有权主宰其统治范围内的政治和经济,对其臣民有     

富州土司六百年

土司统治富宁长达六百多年,跨元、明、清三个朝代;土司制度对富宁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研究土司制度对研究富宁的历史有重要价值。     

方国瑜与土司制度研究

方国瑜先生以“南中泰斗,滇史巨擘”著称于世,其学术人品多有前辈学者著文称颂,然学术界很少提及其土司制度研究的论述,其实,方先生土司研究有三个特点：其一注重文献基础,其二注重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其三注重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论容美土司文学的国家认同意识

容美土司文学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美学内容,是土家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不仅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风起云涌的社会面貌,而且在皇帝景从、王朝认同、“正朔”守望、美政向往以及对于土司制度的否定等方面表现了鲜明而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通过容美土司文学研究包括国家认同感在内的民族心理方面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大九寨国际旅游区嘉绒藏族土司文化衍生的特质及保护利用路径

土司文化是元明清封建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政治文化。嘉绒藏区土司文化形成于元代,拓展于明代,改制于清代,残存于民国,终结于新中国建国初期。本文拟就大九寨国际旅游区嘉绒藏区土司文化的历史作用、文化内涵、文化特点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保护利用路径,其目的是为了把握土司文化的历史轨迹和历史文脉,打造和提升大九寨国际旅游区嘉绒藏区土司文化。     

试析元至民国时期滇西土司制度的特点及影响

滇西地处西南边疆,自然地理环境独特,为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央王朝在该地较早地推行了土司制度.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地理位置的特别、民族分布的现实、历史沉淀的作用使滇西土司制度形成了独具的特点.独具特色的滇西土司制度对该地区的历史与现实产生了深刻影响.     

凌云壮族七十二巫调研究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凌云壮族七十二巫调音乐”中的七十二“巫”名称，麽公以古壮字抄写、传承因而相对稳定，巫者因靠“阴传”而容易留下个人主观痕迹。“岑大将军”应为泗城岑氏土司历史上有领兵打仗经历的英雄人物，“岑老太官”可能是泗城岑氏土司的族人或者家属，其地位和作用都不如“岑大将军”。在当地建立七十二“巫”微缩景点和对巫调音乐进行再创作，可以很好地把七十二巫调音乐发扬光大，并推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论壮族土司田地权利的转让——壮族土司田地契约文书研究之三

通过分析广西大新县改土归流前田地买卖、典当契约 ,认为壮族土司地区田地权利转让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救饥和还债 ,转让者主要是贫困的农民而不是土官 ,否认了以往盛行的改土归流前土官大量出售田地之说 ;田地权利转让程序受汉族地区的立帐问邻和订立契约制的深刻影响 ;田地权利转让价格受田地的质量、位置、性质及转让原因、政治局势等多种因素影响     

广西金龙峒土司索隐

曾经先后被越南和法国占领的广西金龙峒位于中越边境,在历史上受土司统治。文献与田野资料表明金龙峒土司是农姓的壮族土巡检司。金龙峒土司和广西腹地壮族土司一样,也经过了从监贰到弹压,再到最后改土归流的过程。从越南岱族土司的视角去研究金龙峒土司也将是一种宝贵的尝试。     

略论元明清时期中央与西南边疆政治关系的整合

元明清时期是西南边疆与中央关系构建整合步入正常化轨道的重要战略期。三代封建统治者对建构整合西南边疆与中央的关系十分重视,采取了多种举措来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控制,试图加快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如在政治上实行内地化管理体制,在民族地区则稍加变通。在唐宋羁縻之治的基础上,元代实行土官土司制度,明朝发展为土司制度,并进一步完善;清初继承明代的做法,对土司制度更加严格、规范,并适应形势发展适时改土归流,同时与边疆割据行为进行坚决斗争。封建中央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西南边疆成为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西南边疆与内地交通联系的畅通,为封建王朝中央整合与西南边疆之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壮族土司文化及其旅游开发价值概述——广西民族文化与旅游开发研究之一

当代壮族的聚启区与历史上实行壮族土司制度的区域是一致的。壮族土司文化之歌圩文化、社庙文化、审美文化、建筑文化、山水文化各有特点，可以将其打造成为广西3个旅游文化圈过渡地带中最闪亮的一环。     

道教在明代永顺土司的兴盛及成因

明代是永顺土司极力崇道可以从广建道教庙宇、在名字中添加具有道教因素的字号和道号、丧葬习俗以及民间传说等方面得以表现。究其原因,这与明代统治者尊崇道教、永顺土司区浓厚的"巫"文化传统和永顺土司短命的社会现实等背景紧密关联。在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促使道教在永顺土司区的兴盛,使其成为永顺土司彭氏家族赖以维系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行为,维护了永顺土司统治政权的稳固。     

冲击与回应:藏区土司和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研究——以董卜韩胡土司为例

在考证董卜韩胡土司几个实际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了明代藏区土司和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认为一批实力较大或地处偏远的土司虽然作为中央王朝治理边疆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为安边守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们往往对抗中央王朝,和中央政府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基本上处于一种冲击与回应的政治博弈状态。中央统治者对土司蛮夷与边吏二元价值体系下的政治思维,使土司集团始终处于中央王朝统治者政治视野中的政治边缘和对土司的歧视与不信任并存的状态。腐败的吏治不仅影响了中央政府在土司心目中的形象,而且也激化了中央政府与土司的矛盾,使国家化解这种矛盾的各项措施成了加剧这种矛盾的催化剂,也使国家在化解这种矛盾过程当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文野之别：容美土司治下的社会文化发展

容美土司是明清巴楚地区势力较强的一个土司,由田氏世袭。明清以来,容美土司在司内兴建义塾,倡导诗书礼仪,学习儒家文化;并广泛招揽优待外地技艺工匠,发展手工业,使得其治下的社会文化生产有了较快发展。这些变化与中央王朝推行土司制度一体相关,其实质在于将化外边陲蛮地纳入国家王化和教化,由野变文,以夏变夷,而这种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客观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