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勋官的实际意义

唐代勋官的实际意义余新忠勋官是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一种与散官相近似的荣誉性称号。“勋官者，出于周、齐交战之际，本以酬战士，其后渐及朝流。阶爵之外，更为节级。”①唐代的勋官制度已相当成熟，从上柱国、柱国到云骑尉、武骑尉，自上而下共分十二级，以转为表示勋级的...     

《二年律令》所见“卿”与二十等爵关系新探

《二年律令》中出现了大量与爵位相关的"卿",将之视为秦或楚赐爵制中遗留的爵名,既缺乏充分的史料支撑,又与史实和原始简文存在矛盾;将其定义为二十等爵制中的爵档,亦稍嫌含糊。"卿"既不是二十等爵的一个爵名,也非爵档,而是来自于周代的爵位系统,被借用来发挥二十等爵的身份性功能。随着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的发展,作为身份标尺发挥功能的"卿"开始与二十等爵逐渐脱钩,转而与秩级挂钩,但在习惯上仍旧将"卿"用作左庶长到大庶长这九级爵位的代名词。     

释"吾与尔靡之"

《周易》“中孚”卦二爻爻辞为：“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日：“靡，共也。”王弼注：“……故日我有好爵，与物散之。”孙星衍《周易集解》引干宝日：“靡，散也。”其中虞翻释“靡”为“共”，属随文注释之类，不可取，因为从“靡”的词义系统中无由引申出“共”     

齐国功爵制的产生和发展

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自春秋初期就是东方强国。齐国士卒,以善击技而名重当世。齐国军队的战斗力,一向被世人所推崇,其原因主要在于齐国较早实行了功爵制。功爵制,即因军功或事功而赐给爵位、田宅、食邑乃至奴婢的爵禄制度。它是与血爵制相对立的封赏制度。     

两汉时期官吏的致仕制度

我国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官吏致仕的现象，西汉时期官吏致仕制度正式形成。致仕制度既是汉代官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代养老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汉代官吏致仕的主要原因是高龄导致的身体状况不佳。汉代官吏致仕，形式上是主动退休，实质上是在礼俗和制度约束下的被动退休。汉代官员致仕后回家养老的基本费用得到保障，保证其晚年生活无后顾之忧；而且很多官员受到政治礼遇，可以继续发挥余热。汉代官吏致仕后死亡时也享有一定的丧葬待遇。     

略论先秦诸子“通变”的史学思想

“通变”思想滥觞于先秦史官，而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则初步形成于先秦诸子。先秦诸子“通变”的史学思想的内涵非常丰富，它包括通、变、通变、变通的四层含义，他们以“通”的眼光来看历史的变化，承认变化的趋势性，重视变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通变”思想，反映出先秦诸子史学思想的重要特色。     

当代中美电视剧运作方式对比研究

当代中关电视剧创作与2000年以前相比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具体到运作方式上，中国以“制播分离”为主，美国以“制播联合”为主；中国长期实行“成片制度”，美国则实行“样片制度”和“有限定制”的方式，后者具有明显的优点，值得中国电视剧创作借鉴。     

试析陕西先秦青铜爵流与柱形态数据的关系及其功用

青铜爵的造型独特,尤其是口部的设计,前有流,后有尾,流与杯口之间有柱.柱的位置距流根处很近,绝大多数为双柱.作者通过测量陕西先秦青铜爵的流与柱的距离、夹角,以探究青铜爵流与柱的形态关系.将所得数据与先秦古人颅骨测量数据相比较,发现流柱间距与先秦古人的唇眉间距相吻合;流柱夹角与先秦古人颅骨的上齿槽角相吻合.这为青铜爵的饮酒功能提供了一定的数据支持.     

秦朝“以吏为师”及其相关问题考辨

“以吏为师”是泰国暴政的手段之一，这种畸形教育制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尊皋法家反对儒家是导致“以吏为师”的根本原因，分封与郡县制之争导致了“焚书坑儒”与“以吏为师”，“坑儒”事故使“以吏为师”的畸形制度进一步巩固。究其实质，“以吏为师”在于加强思想控制。“以吏为师”破坏了秦朝的文化教育，对先秦时期行之有效的“官”、“私”学之教育制度，也是一次致命的破坏。     

先秦史官述略

史官是我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其产生初期是与“巫”、“祝”等神职人员密不可分,甚至合二为一。作为中国先秦时期的一批贵族知识分子,他们隶属于政府,其职掌事务相当广泛,常常身兼数职,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他们是奠基人和铺路者,功不可没。但其政治地位随王室职能的扩大和事务分工的专业化而逐渐衰落。     

汉代伦理与制度关系的新诠释——《汉代伦理与制度关系研究》评介

伦理与制度的互相整合,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是中国古代社会和传统文化中极其突出的重要特征之一。汉代作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奠基时期,是伦理与制度稳定的互动关系初步形成的关键时期。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刘厚琴的新著《汉代伦理与制度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是在其博士毕业论文基础上增修而成的。全书27万余字,分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该书以儒学被定为一尊后汉代社会中伦理与制度的种种关系为研究对象,对伦理与汉代制度关系这一课题作了一次新的考察,尤其是对于汉代伦理制度化的社会实践对伦理的反作用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阐释。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通观该书,主要有四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研究旨趣新颖和体例系统清晰。伦理、制度的内涵相当丰富,其整合互动关系也是多方面的,该书选取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以忠为核心的政治伦理与汉代政治制度的整合互动关系进行动态研究。以往学术界对汉代伦理与法制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孝伦理对立法的影响及其引经决狱司法实践上,而对宗法伦理与法制整合的复杂关系鲜有系统地探讨。孝忠伦理制度化之社会实践对孝忠伦理的反作用问题则被学术界忽视。该书正文分上下篇,上篇“伦理对汉代制度的影响”,分伦理与汉代法制、汉...     

汉语史研究的新领域──古代军语研究

汉语史研究的新领域──古代军语研究褚良才刘勰《文心雕龙·程器》云：“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上下五千年，兵书武经，卷秩浩繁，军语兵言，汗牛充栋。前哲时贤于兹多有精辟之解，确估之说。借其零星散于古代各书之间，终无“铰结而珠联”，至今尚...     

嬗变的前奏——论《诗经》在先秦的流传与应用

《诗经》本是上古文学作品，汉代经儒家神化处理遂变文学作品为儒家经典。本文力图从西周时期的“以声为用”，春秋至春秋战国之交的“声义皆用”及战国时期的“以义为用”这三个方面来阐述《诗经》在先秦的流传与应用。以期揭示《诗经》变成儒家经典这一嬗变的必然性。     

试论汉代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重视孝道与《孝经》

孝道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迄今为止的学者在谈到汉代文化时，往往忽略汉代的孝道与《孝经》。文章认为，汉代文化的突出特点是孝道，汉代是《孝经》最流行的时期，《孝经》在汉代受到空前绝后的重视。与先秦、秦朝相比，汉代的孝道之风出现了新的动向：一是汉代皇帝高度重视孝道；二是《孝经》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三是汉代研究《孝经》的学者颇多；四是汉代对《孝经》的作用有所夸大。为什么当代学术界忽略了对汉代的孝道与《孝经》的研究呢?主要原因在于：历代学者的视野被风行于汉代的“五经”遮掩了。     

面对知识经济挑战的教育观念调整

一、知识经济只能诞生于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中　　近年来，“知识经济”的概念及其所指称的社会经济性状引起了政府和公众的普遍关注，各种推介、评价文章层出不穷。这使人不禁联想到８０年代初宣传“第三次浪潮”和“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对国人传统观念的冲击和对落实“改革、开放”国策的促进作用。而这一次的影响更加深远。如果与１００年前我国历史上的变迁对比，则“第三次浪潮”的宣传相当于１００年前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初，注意到西方之强盛在于船坚炮利之技术，而“知识经济”之传播则相当于其后才认识到西方强盛之本在其制度…     

复数域上非奇异矩阵A+iB的逆矩阵

我们知道一个复数域上的n阶矩阵总可以把它写成A+iB(此处A,B为n阶实矩阵),今若A+iB可逆,且其逆矩阵表为C+iD(此处C,D为n阶实矩阵),那么A,B和C,D是否有关系?其关系如何?本文就此问题作些探讨。由文[1]定理1直接可得推论1 若n阶复矩阵A+iB(此处A,B为n阶实矩阵)可逆,则引理1 若P为m×m(n≤m)矩阵,其秩为n,Q为m×n矩阵,其秩也为n,则n×n方阵PQ的秩为n 与文[3]的引理1证法相同,这里不再重复。引理2 对推论1中的A,B和任意一个2n×2n方阵u=(M_(2n×n)N_(2n×n))(此处M_(2n×n)的秩     

论东晋南朝时琪琅邪王氏之家风与家学

琅邪王氏是两晋南朝时期最兴盛的世家大族。以“与时推迁”为突出特色的家风，使其家族在频繁的王朝更迭中少受冲击。其家族化尤重礼法制度，在宗族内讲求孝友，于国家则擅长朝仪典制。在化思想方面又注重广泛的包容性，使其家族能够长时间充满活力，保持较高的社会地位。     

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是古代文官管理制度的基本环节,亦是传统行政法制文化的重要内容。历代统治者在国家的行政实践中,发明和创设了一系列文官选拔制度,诸如军功爵制、养士制、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等。尽管这些制度带有强烈的“人治”色彩,但其一些合理内核,如选拔方式多样化、选拔标准硬性化、选拔范围社会化、选拔程序规范化、选拔制度法制化等,对我们今天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和公务员的考录,仍然具有可资借鉴的价值。     

汉代绑架勒索案趣析

以经济为目的绑架勒索，一般人认为是经济发达的近代西方世界常有的事，殊不知，我国早在西汉时代就时常发生此类事件，究其原因，首先是与汉代商品经济的发达有关，其次是汉代“宗族横恣”；第三则是由于汉代吏治腐败。     

两汉食封制度三论

食封制度是建立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一种新的剥削形态,与西周五等爵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就其渊源看,应该是脱胎于商鞅变法以来所形成的二十等爵制,在新的历史时期又赋予了新的内容.本文结合<二年律令>,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封君食邑制度的兴衰对两汉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及封君经济地位的变迁和两汉封君食邑制度的性质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