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肉搜索入罪问题研究

＂人肉搜索＂作为一个新现象引起人们广泛地关注,有学者提议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应该追究网络＂人肉搜索＂者的刑事责任,新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并没有涉及＂人肉搜索＂是否入罪的问题。对人肉搜索现象法律介入必要性和刑法谦抑性进行认真分析之后,对人肉搜索采取刑法以外的法律规制更为恰当。     

浅谈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制定,可遏制当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现象,但司法实践中在认定此罪中存在很多争议和疑问,正确认定犯罪主体、“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等问题。才能对侵害个人信息的行为正确定罪判刑。     

风险刑法的基本问题研究

风险刑法是应对风险社会而形成的刑法观。它以防范风险为刑法的基本任务;重视行为本位和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在因果关系领域则主张客观归属理论。风险刑法虽然在化解风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也存在违背传统刑法基本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处罚界限不明确等问题。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我国刑法的对策不是基本立场的背离和机能的转变,而是对谦抑性的捍卫与犯罪多元治理的实践。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界定及其路径

在法益二元论视域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并不符合集体法益的内涵特征,集体法益说存在一定的逻辑缺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应当是基于公法法益观的个人法益——个人信息安全,兼顾个人信息的多元价值,回应网络社会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合理利用之诉求。     

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对中国刑法改革的借鉴价值及适用

可罚的违法性理论是大陆法系中违法性论中的重要内容,其以刑法的谦抑性为内核,以消极认定犯罪为功能.作为一个发展完善的理论,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引入,能够很好地解决我国现存犯罪构成理论缺乏出罪事由的弊端,同时对于未来的刑法改革也具有多方面的借鉴价值.     

如何看待犯罪圈扩大与刑法谦抑性的关系

刑法修正中不断增加罪名,扩大犯罪圈,造成一定影响,也在学界引起争议。刑法应该扩大犯罪圈;还是主张刑法的谦抑性,使刑法有其宽容性、经济性,本文从犯罪扩大的现象出发,结合谦抑性思想,阐述了犯罪圈扩大与谦抑性的关系。     

论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代替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刑法的谦抑性具有限制机能,在现代法治社会,这是刑法应有的价值意蕴。刑法的谦抑性表现在: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时,才能运用刑法手段。运用刑法手段解决社会冲突,应当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危害行为必须具有相当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其二,作为对危害行为的反应,刑罚应当具有无可避免性。一般来说,具有无效果、可替代、太昂贵三种情况之一,就说明不具备刑罚之无可避免性,此时刑法应当谦抑。     

从刑法的谦抑性看刑法修正案（八）

随着刑事法治的文明和人们价值观念不断趋于理性化。刑法谦抑的价值理念,越来越受到中外法学家的重视和倡导,并在刑事制度中逐渐得到了体现,在此大背景下,我国制定了刑法修正案（八）,在探讨刑法谦抑价值的有关理论问题的同时,并给予法治实践以指导,转变了刑法的工具性观念,倡导刑法的人权保障理念,确保刑法成为善良公民和犯罪人的大宪章。     

报复陷害罪若干问题探析

我国刑法规定的报复陷害罪对于确保公民的申诉、控告和检举权利的行使,不受压制和报复,监督国家工作人员严守职责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报复陷害罪的法律渊源入手来评析新刑法对于报复陷害罪的法益、主体范围认定、罪数问题以及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     

报复陷害罪若干问题探析

我国刑法规定的报复陷害罪对于确保公民的申诉、控告和检举权利的行使，不受压制和报复，监督国家工作人员严守职责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报复陷害罪的法律渊源入手来评析新刑法对于报复陷害罪的法益、主体范围认定、罪数问题以及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     

论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

前科消灭在许多国家的刑法中都有规定。我国刑法,目前没有＂前科＂之名,而且没有前科消灭制度,却有前科报告制度之实。这样的制度设计使犯罪者终生背负犯罪的标签,无法重新融入正常的社会。分析我国刑法在前科方面规定的不合理性,有助于立法者了解建立前科消灭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探微

我国的法律保护现状是重行政、刑罚保护轻民事保护。个人信息权兼人格权与财产权属性,有必要进行民法保护。在民事立法中,应当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及个人信息权;个人信息保护范围应该进一步扩大;要注重对个人信息的事前保护;应明确规定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刑法方面的保护也存在弊端,需要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犯罪的主体需要进一步扩展,罪状描述要更趋严谨,"情节严重"应该明确化。     

海峡两岸共同犯罪之比较研究

海峡两岸因刑事立法背景不同导致在共同犯罪问题上产生难以融合的差异。海峡两岸采用不同标准的共同犯罪人分类法——分工分类法与作用分类法,二者都不能圆满解决共同犯罪人的定罪与量刑问题。大陆刑法在确定身份与共同犯罪时,存在着按主犯的犯罪特征决定共同犯罪性质的法理误区。     

罪刑法定原则新论

现行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贯彻实施罪刑法定原则不仅仅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而且是一次深刻的刑法观念大变革,是刑法价值观念的重塑过程。笔者先阐述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及其基本内涵,接着分析了其在我国的实践缺陷,最后提出了完善该原则的几点建议。     

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诉讼阶段

渊源于古罗马的一事不再理原则，被近现代多数民主法治国家确立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尤其是近代以来，人的价值和尊严倍受重视，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将“禁止双重危险”作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理论基础，凸现一事不再理原则保障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之功能，最大限度体现刑事诉讼过程之正当性。我国刑事诉讼过程贯彻一事不再理原则，实现过程正当,具有重要意义。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能否采纳严格责任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频繁发生,防不胜防,使刑法理论上传统地依据过错责任原则制度定罪惩罚的责任原则难以适应新的形势要求,不足以有效地保护环境和人们生命财产的安全,不利于打击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我国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引入严格责任制度,不仅能够严惩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行为,而且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保健品欺诈的刑法规制

在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之下,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欺诈行为越来越多。对于这一社会问题,当前的法律更多是从行政责任或者民事责任的角度来加以约束,而这种约束的形式较为单一,且缺乏有效性。基于当前法律规制的困境,并结合保健品欺诈的常见类型,应从刑法角度以诈骗罪、生产及销售假药罪、生产及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该行为进行规制。在诈骗行为与其他犯罪行为发生竞合的场合,应以想象竞合犯来处理。此外,行刑衔接问题是当前刑法规制的前提性障碍,可以通过建立专案专办机制及严格把握罪与非罪之间的界限来加以解决。     

网络诽谤犯罪被害人调查取证的困难与对策

由于网络诽谤犯罪具有隐秘性的特点,加上我国刑事立法将诽谤罪规定为"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导致被害人追究网络诽谤者的刑事责任面临严重困难。作为对策,在刑事司法方面,人民法院应当对被害人难以获得的证据予以调取,公安机关应当对"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诽谤案件依法启动公诉程序。在刑事立法方面,应当赋予"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被害人选择向人民法院或者公安机关告诉的权利。     

论我国刑事搜查制度的完善

刑事搜查是侦查措施的一种,属于依靠强制力的国家行为。由于其可能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即住宅和人身自由不得侵犯的权利,故各国法律均对搜查制度予以严格规定。本文通过对刑事搜查的基本界定,阐述刑事搜查的基本原则,结合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刑事搜查制度的比较,将刑事搜查的分类予以明确,并通过了解与搜查相关的非法证据排除以及救济规则,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发现刑事搜查在我国立法和司法中的问题,借鉴他国合理合法的做法,为我国刑事搜查制度的完善针对缺陷提出一些建议。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刑法保护研究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出现了很多新内容,著作权侵权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著作权犯罪产生的危害更加严重。仅仅依靠民法手段、行政手段不足以解决严重的著作权侵权事件,加强著作权刑法保护,加大对著作权犯罪的规制力度,势在必行。大部分国家知识产权法及保护知识产权刑法均在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调整保护范围,将新的数字化、网络化的侵权行为手段纳入调整视野。所以。完善著作权刑法保护规范的关键是考虑如何使刑法更好地适应飞速发展的网络技术和日新月异的网络环境。具体说来,应扩展著作权刑法保护对象和犯罪行为方式,加大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