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话语的镜像表现——论中国“十七年”电影英雄叙事的性别话语

“十七年”电影中的性别话语作为一种文化话语是一种功能、运动和关系,其意义也在这些功能、运动和关系中产生、发展和变化,英雄叙事功能本身就构成一个复杂的话语系统。因此,“十七年”电影英雄叙事的性别话语研究就必须结合其他话语系统如意识形态、历史等,才能充分考虑背后的权力关系,即叙事运作的策略性关系。     

"性别复调"叙事模式及其文学体现

从性别研究角度看,投影在文学艺术中的有男权话语也有女权话语,还有两种性别话语彼此扭结、共存其中的“性别复调话语”。透视历史上的“凰求凤”、“人神恋”文本,对于研究者从深层次上把握作为文字叙事模式的“性别复调”,多有裨益。     

女性主义电影叙事的新道路——以女性形象解构视觉愉悦

在传统电影中由于话语权的缺失,致使女性形象丧失主导地位,呈现出单调、统一的特性。为了探究女性形象在女性主义电影中的重要性,采用穆尔维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以《跳舞,女孩,跳舞》和《伯德小姐》为例,讨论了这一话题的两个维度:一是女性形象如何通过女性的成长故事成为电影叙事主体;二是女性形象之间的关系叙事如何打破父权秩序,阐释了父权社会无意识对传统电影的影响及女性主义电影如何通过叙事解构视觉愉悦。由此得出: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电影叙事的核心元素,以女性形象解构视觉愉悦,是为女性主义电影叙事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多重维度的女性性别形象建构——解读玛利亚·埃奇沃思的《贝琳达》

和其他女性作家一样,玛利亚·埃奇沃思一直被遗忘在父权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她的作品在国内至今几乎无人论及。《贝琳达》是埃奇沃思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贝琳达·泊特曼在英国伦敦社交界寻找幸福婚姻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建构自己理想的性别形象的故事。小说展示并审视了父权文化下四种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建构:"悍妇"、"激进女权主义者"、"家庭天使"以及"玩偶"。而通过对这四种女性形象建构的审视总结,埃奇沃思为贝琳达建构了不同的具有独立和理性的女性形象,并以此展示了自己对于女性形象建构的独特看法。     

论《中国佬》的“反话语”写作

美国主流社会长久以来对华裔的种族歧视采取一种非性别化的形式,通过对华裔性别化的再现将华裔文化异己化,进而将华裔永远排除在美国社会和历史之外。关国白人对华裔最严重的、也是最令华裔愤怒的刻板形象就是华裔男性女性化形象。针对这种白人主控话语权,华裔处于失声、无权状态的局面,汤亭亭进行了“反话语”写作,话语表述策略、人物形象都力图摆脱白人主导话语传统,重塑华裔的阳刚气概。     

叙事作品三维结构的文化基础与精神特征

在叙事作品中，三元鼎立的角色模式的历史文化基础是以“儿／父／母”三元为核心的父系家庭及建立于其上的男权社会与男权文化，其文化元编码是“三”而不是“二”，这已为许多文化研究所证明。这种文化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对于父权社会的神话等叙事作品的角色构成。三元鼎立模式比二元对立模式有更好的描述能力。     

论《欲望号街车》中米奇的男性危机

本文以《欲望号街车》中的米奇为对象,通过介绍父权社会中对男性身份的铅版定义以及男孩成长为男人受阻的原因,分析其遭受的男性危机。这类男性人物虽然外表阳刚,但是因心理上尚未脱离对母亲的依恋,缺乏男子气概。因此符合父权文化推崇的男性形象,无论从客观还是主观,都必将遭受性别不确定的困惑。     

文学翻译与文化变形

文本植根于社会历史语境，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而翻译则是文化身份的再现，受制于源语、译语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东西方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影响了文学翻译的文化再现。在西方的叙事话语里，东方被塑造成了一个相对西方而存在的神秘落后、可供驯服的异国他乡。受这一虚构神话的影响，文学翻译中往往展现出一幅歪曲变形的东方形象，这体现了西方强势文化对东方弱势文化的歧视与压制。     

杰克·伦敦小说中的性别话语

杰克·伦敦小说在描写微妙的性别平衡中展现了鲜明和尖锐的性别话语特色,这与当时美国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杰克.伦敦在二十世纪初的文学活动时期正是美国社会新女性试图主导社会的关键变化阶段。只有充分认识和理解了美国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才能理解伦敦小说中的性别话语,才能真正领悟隐藏其中的价值观。     

论“17年”知识分子叙事的启蒙话语及其艺术张力

站在无产阶级立场,通过塑造与自身具有同构性质的知识分子形象来演绎和论证知识分子改造的时代主题,籍此凸显进而实现自身急切的工农兵身份转变的政治意图,是＂17年＂作家普遍的创作诉求。但在实际过程中,其创作仍然草蛇灰线般延续着五四启蒙思想,从而与追求本质真实的主流话语叙事规范发生龃龉。＂17年＂知识分子叙事整体性艺术张力就此产生,极具文化内涵和审美阐释空间,在讲述话语的时代令人耳目一新。     

日本的神话历史与文化恋母

《古事记》、《日本书纪》中记载的神话历史可追溯到绳文时代的远古源头,当时的女神崇拜展示出日本独特的恋母文化之根。文章从考古资料中的女神土偶入手,结合日本从母系社会向父权社会过渡的史实,探讨日本神话中的母神原型,以及神话历史叙事中普遍呈现的女性中心世界,为日本文明特有的文化恋母现象找到源头和生成依据。     

超越话语性别叙事的维度--王安忆《长恨歌》的一种解读

《长恨歌》采用超越话语性别的叙事策略,更突出了王安忆创作的超前性、独特性,她为中国女性文学叙事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有益而又成功的探索。超越意在寻求心灵的对话与沟通,在沟通理解中更有效地传达话语。     

女性意识的缺席——论电视媒介中的女性形象

电视媒介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建构,表达了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角色的种种期待,以及男性话语对女性的想象和叙述。性别陈规下的女性类型主要有贤妻良母、职业女性和作为娱乐消费形象出现的女性,表现出性别不平等的角色定型现象。这种媒介所建构的女性单一形象对女性意识的提升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提高社会和公众的性别意识和性别敏感度,加强对社会性别问题的反省,是消除电视媒介中的性别歧视、改变传统角色定型,推进两性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     

浅谈权力话语对社会性别范式的驯化——以“丁玲文本”为例

丁玲在1927—1956年间的文本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的嬗变特征：女性叙事的逐渐湮灭、两性角色形象及重要性的日渐倒置、家庭要素由淡化到重现。结合丁玲在这段时期和中共党组织逐渐靠近并最终溶入的人生经历不难看出,上述变化与中共性别混同、鼓励阶级审视、要求两性阶级内联合的社会性别范式的逐渐渗透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因此,—了-玲文本”也就成为研究“权力话语”进行社会性别范式驯化过程的很好例证。     

中国故事,国际叙述;中国立场,国际表达——国家形象片《角度篇》的叙事框架分析

中国全面进入国家公关时代,国家形象宣传片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和手段.以框架分析理论为依据,着重分析了国家形象片《角度篇》叙事的3层次框架要素,认为《角度篇》是以“立足于真实,积极开展公共外交”作为叙事主题,在结构上着重突出文化软实力,淡化硬实力,在表达上采用西方世界容易形成优先式解读的符号和话语方式.真正做到中国故事,国际叙述；中国立场,国际表达.     

讲好中国科学文化故事：科技传播的对外话语与叙事逻辑

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和中美科技紧张的局势下,全球科技话语呈现竞争性格局,我国要构建一种有力的对外话语和战略叙事体系。立足于竞争性格局下的对外科技话语的实践定位,从对外内容的叙事短板、“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优势、官方多元叙事供给不足三方面对讲好中国科学文化故事的挑战进行分析,不难得出对策是建构以叙事符号、叙事结构、叙事语态“三位一体”的叙事体系,综合运用多种叙事策略,有理、有力、有节地讲好中国科学文化故事。     

取消“农民工”称谓的文化话语分析

取消"农民工"称谓是一种社会话语实践。结合历史和文化的语境,该话语清楚地显示了在不同时期谁在/不说话,说什么和怎么说。取消"农民工"称谓的真正话语主体是学术界和网络媒体,在整个话语传播过程中,缺乏农民工自身的话语。取消"农民工"称谓的话语为农民工构建了同一文化体下的他者身份。同时,话语主体还通过一系列的话语修辞策略构建了一个"边缘群体"的农民工形象,印证了取消"农民工"称谓的必要性。     

超越话语性别叙事的维度——王安忆《长恨歌》的一种解读

《长恨歌》采用超越话语性别的叙事策略，更突出了王安忆创作的超前性、独特性，她为中国女性文学叙事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有益而又成功的探索，超越意在寻求心灵的对话与沟通，在沟通理解中更有效地传达话语。     

生存还是毁灭——试从女性主义角度比较白先勇《谪仙记》与福克纳《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从女性主义角度比较两位风格接近的作家白先勇和福克纳的两篇短篇小说，这两位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有其相似之处，揭示出中西文学作品中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对父权文化的反抗。由于父权文化根深蒂固，这种“被迫”的、“不自觉”的反抗往往难以逃脱悲剧性的命运。与此同时，这种反抗也打破了父权文化不可动摇的神话。     

张爱玲小说文本中服饰话语的叙事策略——以《金锁记》为解析蓝本

服饰话语是张爱玲小说中的常态化美学呈现,此类话语的叙事策略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比照、暗示等策略来指涉服饰话语的内隐意义,进而呈现人物性格和形象;二是运用聚焦、绾结等策略来融合种种服饰符号,使之成为小说时空构建的基质。诸此策略的运用使得服饰话语成为张爱玲小说中观照人物性格的道具与平台,和建构叙事时空的节点与纲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