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野中的“国粹派”和“学衡派”

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在诸多问题上的对立虽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的对立并不是一种向西方学习的“趋新”与回归中国传统的“守旧”的对立，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一样也是“趋新”者，无非两者所“趋”之“新”有着显著不同罢了。当我们回首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时，国粹派、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思想资源，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     

论“学衡派”保守的现代性诉求

"学衡派"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一个代表,它具有独特的现代性特征。由于历史语境的误置、评价标准的错位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学衡派所体现的现代性特征长期与封建复古主义等联系在一起。     

清末民初文化保守主义的学理与实践——以国粹派与新儒家为例

国粹派和现代新儒家是清末民初之际两大文化保守主义派别。他们所坚守的价值以及他们的实践都值得关注，从两者的不同中抽绎出相同之处，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如对文化传统的选择问题。     

“回归”传统的文艺复兴——新文化派和学衡派关于传统文化的论争

“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者们的争论实际上是西学与西学的一场争论,他们的思想来源都来自于欧洲。关键是“学衡派”的主要成员主张要从西学的角度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内在性,以传统文化弥补西方文化的功利性,弘扬中国文化的美学特质,所以他们提出了“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他们强调对西方学说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然后慎重择取。在一定程度上说,“学衡派”具有更健全的中西文化观。     

貌似公允中的西方眼光：学衡派与中国现代文论建设

在新与旧、西化与国粹两军对垒、剑拔驽张的激烈氛围中，在非此即彼、非敌即友的二极对立思维模式中，人们长期对学衡派作了严重误读，学衡派的实质是一种来自西方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的眼光，在西方眼光与学术上与新文化运动主流并无二致，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支流；但在具体操作方法上，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有着歧异与不同：在引入西方文化上，反对失于一偏。在对街中国固有文化上，反对对传统一概涤荡的激进言语。他们在主观上试图超越两极对立的思想来探索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出处。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其实质仍是一种西方眼光。     

文化冲突中的"学衡"派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学衡”派坚守“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知识分子特有的社会良知,学理性地探究中国转型时期的文化走向,试图找到一剂“良方”,为建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树立了中西文化冲突中一面革命改良式文化主义的旗帜。     

略论白壁德新人文主义与学衡派之关系

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作为学衡派的精神导师,对学衡派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学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吴宓在介绍白壁德学说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限于当时国内学术界的状况,吴宓的努力没有引起足够的反响,但其介绍应当说是有意义的.     

“学衡派”与《学衡》之兴衰

《学衡》从创刊到结束，历时11年，其间经历了开端、发展、停刊、复刊、坚持到落幕。除却经济、历史、文化背景方面各类因素的影响，学衡派同人及其他撰稿人群的人事更替，也左右着《学衡》之兴衰。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论争:错位还是对位?——兼谈“思想史论”的写法

"五四"时期,新文化派与学衡派是相互对峙的两大文化派别,也是历来学界研究的热点。关于二者的思想比较,有学者撰文指出两派论争有着"仁"与"礼"的"错位":"学衡派强调的是儒家的仁,新文化派攻击的是儒家的礼"。本文乃是对"仁""礼""错位论"的商榷。本文通过对史料全面把握、深入分析,认为两派的争论其实没有错位,其论争焦点落在对"礼"的"节制"作用评价上。     

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文化——陈寅恪及学衡派诸子眼里的杜威

作为杜威学说在中国的最佳代言人,胡适的文化理论和文学实践都证明他不愧为杜威最好的中国学生.相反,同样留学美国的吴宓、梅光迪和陈寅恪等学衡派诸人,却拒绝了杜威,转而以白壁德为精神导师.同为谋求振兴中国文化的精神救药,为何他们的选择产生巨大差异?通过对学衡派有关论著中对杜威学说的评述(包括他们私人记录中的相关议论文字),可以读出他们做出上述文化抉择的原因,以及当时的中国社会为何没有接受白壁德学说的原因.     

唐宋词中术语词和词牌的翻译

唐宋词属于诗歌形式,却与诗歌不同,它是一种独立的文类。正是如此,在中西学界翻译术语中的词与词牌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译文,这种局面既不利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也阻碍了中国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推广。基于此,极有必要对这两个术语的翻译进行探讨,即在进行术语词翻译时,可直接采用音译法来体现词的独立性;而在翻译术语词牌时,由于词牌名已不再反映其相配的音乐,译者应根据实际内容自译题目则可。     

词牌的文化特征与英译策略

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词牌,作为词的曲调,词牌的背后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将以文化翻译观为基础,讨论词牌的翻译。并通过对不同译文的比较,探索词牌英译的方法。     

试论“三言”中的孝悌之义

冯梦龙创作的“三言”以情反理,“反理学”是“三言”的精华,但并不是“三言”的全部,“三言”部分作品蕴含了中华传统伦理的精髓——“孝悌”之义。“三言”中所描写的孝悌之义有三种：大孝大悌、愚孝愚悌、不孝不悌,我们应当在批判、分析的基础上继承中华民族的这一传统美德。     

论李杜成为我国古代诗人第一的原因--为纪念李白诞生1300周年、杜甫诞生1289周年而作

李白杜甫之所以成为我国古代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诗人第一，天才加勤奋是基础；多种思想兼收互补，以儒家思想为主是其重要因素；强烈持久的爱国主义激情则是其根本原因；长期的漫游和漂泊是其重要条件。     

从庄严寺观到扰攘市井——《三言二拍》寺庙道观的世俗化特征

在《三言二拍》中，有大量关于佛道题材的描写，其中对于佛道两教的宗教场所寺庙道观，也相应有很多显现。而小说中的寺庙道观，也已逐渐由传统的精神寄托的有崇高感的场所，变成了信徒与众生相交相与进行各种活动和僧尼道士们满足自身欲望的场所。寺观庙宇与人们的世俗生活密切相关，被用作读书场所、避难所、旅馆等。《三言二拍》中寺庙道观的世俗化倾向是宋明以来宗教世俗化的折射，也是明中晚期社会思潮在作品中的反映。     

呼唤民族自信——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

重建民族自信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课题,近现代以来,中国各个阶级的文化势力和派别都曾为此提出方案主张并进行过文化运作,其中声势较为浩大的要数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但最终取得成功的则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彭湃农民运动理论在广宁的实践与发展

1924年,彭湃曾两次去广宁指导广宁农民运动,并且都取得重大成效。这得益于彭湃既有的成熟革命理论,这些理论在广宁革命运动中得到了充分发挥。回广州以后,彭湃又将这些理论做了进一步发展。所以,广宁农民运动是彭湃革命生涯中的重要阶段。     

论《水浒传》中"将"的语义与用法

《水浒传》中的“将”字语义和用法呈多样化,与明末白话小说《三言二拍》和现代汉语中的“将”字用法有不同之处,分析研究这些异同,找寻出“将”字从古代汉语的动词向现代汉语的介词发展演变的轨迹。     

固守传统、背弃传统与融合开新——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三次转向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三次转向：其一是固守传统文化的内在理路，坚持中体西用的保守主义，文章把这种文化态度称为固守传统的零度转向；二是背弃传统文化，认为西方文化是先进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落后文化，这是背弃传统文化的180度转向；第三种文化态度是一种融合古今中外思想的开放的文化态度，既珍视传统文化，又要走出华夏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偏见，走出体用二元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形成一种开放型、学习型的文化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