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路径探赜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是实现城乡可持续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有效途径,两者之间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新型城镇化能为乡村振兴提供战略支持,乡村振兴能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升内核驱动力。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仍面临一些问题,如农村人口加速流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太多、农村产业基础薄弱等。应从城乡融合发展的高度统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建设,消除城乡融合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障碍,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化水平评价体系构建研究——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旅游业已成为山地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实现摆脱贫困任务的主导产业.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在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该文以旅游业发展迅速且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尝试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生态环境5个维度构建旅游城镇化水平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给五个维度下37个指标进行权重赋值,测算出2010年－2018年恩施州旅游城镇化水平评价值,诊断旅游城镇化进程中的限制性因子.最后,根据评价结果提出提高恩施州旅游城镇化质量的策略及建议,以期为我国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化水平评价提供参考依据.     

突出环境优势和地方特色 发展欠发达地区园区经济——以甘肃省为例

欠发达地区做大做强园区经济,必须遵循园区经济发展规律,从要素聚焦、产业集聚、诚信秩序等方面提升综合竞争实力,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甘肃省在＂工业强省＂战略的推动下,工业园区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推动地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投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贫困山区少数民族生态型小城镇建设路径探析——以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为例

都安山区少数民族经济打破低水平均衡状态,需要选择一种生态条件能够得到充分保护和利用、基础设施项目资金投入效益明显、有利于要素和产业集聚的城镇化模式。发展这种生态型小城镇要在建设重点集镇和创业园、引导人口集中的前提下,走出一条有民族特色的产业化道路,发展循环经济。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从经济、人口、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城乡统筹和生态环境等6个方面建立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2003年、2009年和2014年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市域间新型城镇化水平差异明显,西部差异大于中部大于东部;2)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从东西方向上看,东部发展水平较稳定,中西部发展水平波动明显;3)新型城镇化中高、中等、中低和低水平区都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状态,但低水平区的连续分布状态有逐渐被“冲散”且面积减小的趋势;4)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水平五个类型区的影响因素各异,总体差异较显著.     

西藏旅游地城镇化建设问题研究——以林芝地区八一镇为例

受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西藏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城镇化水平较低。文章以林芝地区八一镇为例,探讨旅游业发展对推动城镇化建设的作用,剖析了其中存在的矛盾,并从注重弘扬民族文化,保持城镇民族特色;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推进生态文明城镇建设;逐步完善政策支持,促进人口城镇化等方面提出旅游业与八一镇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对策,为旅游经济大发展环境下的西藏城镇化建设提供思路。     

中国人口流动的区域特征及对城镇化的影响

从人口流动差异角度探究其对中国区域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并利用全国31个省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人口流动对东部和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起阻碍作用。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东部地区人口流入规模减小,人口流动对城镇化的影响由促进作用变为阻碍作用;中西部地区人口流出持续扩大,但人口流动对城镇化发展的负面影响减弱;民族地区人口流入规模增大,人口流动对城镇化影响由阻碍作用变为促进作用。文章的政策含义是:区域城镇化均衡发展是中国城镇化持续发展的动力,东部地区依靠人口流入推动其城镇化发展的作用减弱,城镇化建设应更多注重本地区农村居民市民化和城镇化的质量上;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增强经济实力,减小人口流出规模有利于提升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持续性;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和民族地区开放对于提升民族地区城镇化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甘肃省民族地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问题研究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新时期我国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文章认为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镇化发展滞后的甘肃省民族地区应有重点地选择一批集镇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大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一条符合欠发达民族地区实际的城镇化道路。文章在阐述甘肃省民族地区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其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难与障碍,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     

共同富裕视角下民族地区城乡融合水平测度与评价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重塑民族地区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实现共同富裕,已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目标。基于国内外城乡融合的相关研究,从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空间规划、生态环境四方面构建民族地区城乡融合水平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对民族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民族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逐年提高,但增速缓慢;民族地区城乡融合水平差距逐渐缩小,但融合水平不高;民族地区城乡融合各准则层的水平有所提高,但融合水平总体上处于初级阶段;民族地区城乡融合的四个准则层中,空间规划最不均衡,公共服务最均衡,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位于两者之间。根据研究结论建议：民族地区城乡融合发展要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优化城乡空间布局,普惠共享公共服务,紧抓生态环境保护,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着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审视城乡关系,着眼于使市场在城乡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河南实际出发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尊重客观规律,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建立健全有利于城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在此基础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确认识和推进城乡一体化,促进产业集聚、人口集中、土地集约,争取较高的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大幅度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积极防治城市病,走出一条符合河南实际、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省域城镇化水平与旅游业发展实证分析

运用Moran’s I指数和空间关联局域指标测算中国省域城镇化发展的空间自相关性和局部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在此基础上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视角建立城镇化发展与旅游业发展的空间计量模型,研究旅游业发展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省域城镇化发展呈现明显的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性,空间集聚特征较为明显;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显示省域城镇化空间溢出效应能够显著促进邻近省域城镇化发展;省域旅游业发展有助于省域城镇化发展,呈现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研究

构建科学合理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是研究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基础.依据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基础设施城镇化、居民生活城镇化、生态环境城镇化5方面选取指标建立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层次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山东省17地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从而为各地区因地制宜地制定城镇化战略提供参考.     

“产城人”视角下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和影响因素研究

从"产业""城市""人口"三个维度构建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对近三年16地市的城镇化数据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数据多元回归模型,探究安徽省各类地区产业、城市、人口因素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城镇化质量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不同区域城镇化质量差异明显、且在"产城人"方面发展不均衡。不同地区新型城镇化应分类发展,加快构建省域城镇化发展的协调联动机制及相关补偿机制。     

公共交通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影响的实证研究

公共交通作为承载庞大城镇人口的重要基础设施,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具有改善城镇人居环境、促进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支撑作用.基于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我国1998—2014年公共交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与作用进行探讨.研究表明:公共交通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即公共交通车辆运营数每上升1%,城镇化率将提高1.83%,私人载客汽车对新型城镇化无促进作用.研究还发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明显带动了公共交通客运总量和私人载客汽车拥有量的上升,但对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拉动作用较不明显.     

区域旅游产业集聚化转型升级发展路径及其动力机制研究

工业化、城市化推动了大众休闲、大众旅游规模化市场形成,从而促进了旅游产业集聚化发展。基于产业集聚理论,对旅游产业集聚路径与动力进行规范分析和经验总结,发现旅游产业集聚除受到产业集聚成本-效益机制约束之外,还明显受到核心旅游品牌溢出效应的影响,形成品牌形象吸引-集聚机制与品牌价值延伸-溢价机制。在此动力机制作用下,区域旅游产业集聚化转型升级经历了基于核心旅游资源的资源组合集聚（景区组团式集聚）到基于度假住宿接待的要素配合集聚（要素配套式集聚）,再到基于产业链延伸的产业融合集聚（产业集群式集聚）等三个阶段,推动旅游产业集聚业态从＂资源景区组团区＂到＂度假游憩综合体＂再到＂旅游产业园区＂发展,从而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     

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

乡村旅游通过集聚效应、结构效应、投资效应、生态效应等动力共同作用,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生态等方面全方位推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新型城镇化通过市场需求与供给的双重拉动,带动乡村旅游在规模、品质、效益等方面的发展.基于此,构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与耦合模型,对2010—2016年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互动性、协调性强,在年际变化上,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波动上升;苏南、苏中、苏北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度存在显著梯度差异,其中苏南地区两系统互动性最强,其次是苏中地区,最后是苏北地区,三大区域历年耦合协调度存在差异,其中苏南地区最高,属高度耦合,苏中、苏北地区属中度耦合;江苏省大部分城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已经进入高度耦合、良性发展阶段,并且耦合协调等级逐步提高,根据各市变化特征的不同可分为优势互动型、持续增长型、波动增长型、滞后发展型四类;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政府支持等因素的共同影响.要促进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就要推动二者深度耦合,各地均衡发展,并且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当的耦合模式.     

农村金融发展与城镇化动态关系研究

在城镇化进程动力机制分析的前提下,分别对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基于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得到以下结论:农村金融发展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之间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农村金融的发展对我国的城镇化金融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发育良好的农村金融市场以及通畅的传导机制有利于我国农村生产要素的集聚和再分配,推动城镇化的进程;农村金融的发展对我国人口城镇化的影响要强于产业城镇化的影响;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同样会促进我国农村金融中介的发展.     

珠江三角洲园镇融合研究——以狮山和松山湖为例

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佛山狮山镇和东莞松山湖为例,利用广东省2015年土地利用数据和两个城市2016年社会经济数据,从空间结构融合、城镇化发展质量与管理体制整合等方面,分析园镇融合的特点和模式,并探讨园镇融合发展的内外动力机制,得到如下结论。1)园镇融合是产城融合在村镇尺度上的一种形式,其内涵包括体制整合、空间与功能融合以及城镇化发展。2)狮山采取园镇合一逐步更新发展模式,空间上核心带动组团发展;松山湖则采取新区统筹规划的发展模式,形成功能分区组团发展空间结构。3)园镇系统受到内外部动力共同作用,融合发展,其中外部动力包括全球化、土地财政和国家区域政策调整。作为统筹力、发展力和支撑力,制度、产业和城镇化要素构成推动园镇融合的系统内部动力。4)作为主要的外部动力承担者与内部动力实施者,地方政府主导园镇发展。狮山在镇域尺度重构制度、产业和城镇化要素,推动逐步融合;松山湖基于统筹规划、利用制度与产业集群的地方化以及高质量的城镇化来促进园镇融合发展。狮山和松山湖的园镇融合改变了珠江三角洲村镇原有城乡混合、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推动“产–城–人”相协调的城乡融合发展。     

产业集聚区与城市协调发展问题研究——以鹤壁市为例

产业集聚和城市发展是相辅相成、良性互动的.产业集聚为城市发展集聚生产要素与产业;城市功能的基本作用是聚集物质和人力资本、消费市场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根据产城融合发展"作用圈"模型,城市要为产业集聚区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人才和技术支持、出台财政扶持政策和税收扶持政策、降低产业集聚边际成本.产业集聚能为城市发展带来人口集中、资源集中,能为城市建设筹集更多的建设资金,能直接扩大城市规模和带来规模效应.     

基于熵权法的平顶山市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

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具体内涵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生活质量5个方面构建了具有27个指标的测度评价体系,利用熵权法对2009—2013年平顶山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平顶山市新型城镇化具有良好稳定的发展态势,综合发展程度一直呈稳步上升趋势,但在生态环境建设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突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