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文学之起源与谢灵运研究

关于山水文学的起源,大家常常会受到刘勰“庄老告退,山水方滋”话的影响,好象刘宋时庄老的玄言诗真的就告退了,到谢灵运的时代山水诗才正式兴旺、抬头的。我认为这句话并非全面对的,因为谢灵运诗中,不少都含有“庄老”的典故,有四分之一几乎是说理的。玄言诗在谢诗中并没有被抛弃。这恐怕是每个读谢灵运诗的人都有的感觉。至于说“山水方滋”,     

东晋玄言诗与佛教关系略说

东晋玄言诗风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佛教对当时文人浸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由于佛教的影响，孙绰、许询等玄言诗人一方面继承了郭璞五言诗创作以玄理入诗的作法，另一方面又扬弃了其中与玄理相伴的神仙家言，使得郭璞诗中尚有的“坎 咏怀”的内涵与“飘飘而凌云”的审美感受消失殆尽，导致《诗》、《骚》体尽、“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创作成为一时风尚。     

论谢灵运山水诗的清旷之美

谢灵运山水诗的“清”之美主要与其山水诗中的自然山水景物相对应,呈现为清新、秀丽、雅致、静谧、幽寂等美学特征;“旷”之美主要与谢氏山水诗中的说理部分相对应,且不期然而然地形成了谢氏山水诗独具特色的以“旷达”人生境界为根基的“旷”之诗歌美学风格。呈现为一种并未被前人所认识到的诗歌美学风格,即：“清旷”之美——清新空旷之自然山水环境与具有“旷达”胸襟之诗人主体紧密结合的产物,是物与人结合之后在山水诗中所生发出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诗歌美学风格。     

谢灵运与宗炳佛学理论之异同及其对文艺理论与创作的影响

谢灵运与宗炳同属晋宋之际文人，一为山水诗人，一为山水画家，由于对佛学的理解有所不同，因此对于佛法与山水自然之关系的认识也就有所差异。宗炳认为自然山水皆为佛之神明所感生，只有在澄怀息虑的精神状态下，才能“应目会心”，故提出“畅神”之说。谢灵运则认为山水与佛法的关系乃是色与空的关系，观照幽静空灵的自然山水之境即是体认自己朗然清净的真如佛性，因此通过观照山水体悟佛理，遂形成山水诗中的“玄言尾巴”。     

论玄言赋“有意无意之间”的叙写方式

魏晋玄官赋或重具体事物的描摹以点出玄理，或以生活指向来展开玄理阐发，具体事物与玄言玄理二者构成玄官赋的“有意无意之间”，这就是如何以文体的“有意”、文学形象的“有意”、探讨理论时进入审美状态的“有意”来把握玄学理论的“无意”；最后在文学作品中达到以玄学理论来把握现实生活的“有意”     

谢灵运山水诗解读

谢灵运是中国古代山水诗的奠基人,是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山水诗写作的杰出诗人,山水诗占他的传世诗作总数的2／3以上。解读谢灵运的山水诗,可从谢灵运山水诗的两种表现形式：叙事-写景-悟理的纪游模式与情景结构模式以及“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和“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自然神韵来解读。     

诗意的栖居——论张泽忠小说中的生态情怀

人类在自然中“诗意的栖居”,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最生动的阐释,也是人类在自然中理想生存的抽象概括。张泽忠老师在其小说中为我们呈现了人类“诗意栖居”的所在。在这个诗意的家园中有作者永远怀念的侗乡风情,更其有意蕴丰富的生态情怀。     

湛方生诗歌述评

湛方生是东晋文坛比较优秀的作家。虽留存的作品不多 ,却为东晋诗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山水诗以阔大壮美之景物表现了诗人同化于自然 ,拥抱自然的纯净、宁定 ,淡化了玄言的成分 ,走出了玄理表达的狭隘世界。其田园诗开魏晋南北朝田园诗风之先 ,以质朴通俗的语言 ,恬淡、宁静之景物描写 ,奠定了后世田园诗作之风格。他的咏怀诗比之同时期的同类作品 ,成就虽不高 ,但在表达人生的感悟 ,归思之情上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慧能禅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在概括慧能禅学影响中国文学的一般情况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不离不染”、“自识本心”和“顿悟成佛”对作家的精神、作品的意境和创作方法的深刻影响。     

性灵说溯源

考察整个南朝文学文论,发现“性灵说”在南朝已初步形成。以范泰、谢灵运等为代表的南朝作家所言说的“性灵”,是指生命本真的自然天性,包括心灵本真的自然情性。从而奠定了“性灵说”重真性情、崇尚自然与个性的核心思想。“性灵说”在南朝初步形成,佛教大乘涅架学佛性论思想的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谢灵运是以“性灵”体现佛性的一个典型。南朝“性灵说”体现了对人“心”的重视,重视体现人本真情性的“心”的灵动与活力。     

表灵物莫赏 蕴真谁为传——大谢诗审美特质论

如果以综合有序的语义结构和完整自足的审美客体观照谢灵运诗,便可借前人“深秀”一语总括其审美特质。谢诗通过锤练章法句法字法及用典法彰显诗艺与诗蕴的双重深厚而形成深美特质;通过繁富的物象、逼真鲜明的意象及自铸的语象达成状溢目前的诗境而形成秀美特质。二者作为谢诗审美特质的两翼,又深深植根于作者原初的创造意图与过程中。     

东晋门阀政治与玄言诗的风格特征

东晋政治格局的典型特征就是门阀政治,士族在各个领域都掌控着话语权,文学领域也不例外.玄言诗“淡”之风貌与门阀政治下士族名教自然合一的人格建构以及门阀政治营造的社会环境有深切的关系.     

东晋门阀政治与玄言诗

东晋以其门阀政治的格局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形态发展完备的一个朝代。士族在各个方面都掌握着话语权,文学领域也深深烙印着士族的痕迹。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决定了玄学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也相应地导致了玄言诗在东晋流长久远。而且,玄言诗能够在东晋文坛上几乎一枝独秀,也与门阀政治格局下,政权的掌控者与文学话语权的掌控者合一这种形态有关。     

陶渊明诗歌玄学意蕴表现特征论

关于陶渊明作品受玄学影响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陶渊明不可能不受玄学思潮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渗透在他的诗歌当中。陶渊明在他的诗歌中对玄理进行了意象化、情感化、生活化的表现。     

刘颁及其诗歌散论

刘颁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文人,也是新余文化名人。他学问博洽,著述丰富,尤其在史学方面贡献突出。刘颁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也很大,他一生写下大量诗歌和散文。刘颁的诗歌从题材上大致可分为六类：郊游诗;写景咏物诗;交游、赠送诗;酬唱诗;挽悼诗;咏史诗咏怀诗。     

试论秦观诗与“元祐体”关系——以《和东坡红鞓带》为例

元祐体是指苏轼文人集团于元祐年间以京城为主的唱和活动所形成的诗歌风格,突出表现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特征。受此风气影响,秦观元祐诗也有较明显的元祐体特征,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内容,也残留着元祐体的一些弊端。但总体而言,秦观此期具有明显元祐体特征的诗歌并不多,成就上也无法与苏黄比肩,故世人谓其诗不似宋诗,但秦诗也规避了宋诗过于追求奇字、险韵、僻典等缺点,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对20世纪以来“诗缘情而绮靡”说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是与传统“诗言志”相对的诗学理论,它体现了古典诗歌的抒情特质。20世纪以来对“诗缘情而绮靡”的研究主要围绕“缘情”、“绮靡”的含义以及“诗缘情而绮靡”说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诗论中的地位及影响等方面展开,对一些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于继承中有所创见。但对“诗缘情而绮靡”说尚缺乏系统全面的专题性研究,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与其在诗歌发展史程中的地位颇不相称。     

说不尽的昭君 咏不尽的情怀——元以前昭君诗的演变及内蕴试析

昭君诗的内容随时代不同而发生变化。昭君诗的立意主要有三种：单纯咏史；借古抒怀；借古咏今。昭君诗内容、立意的发展演变，体现了咏史诗由单纯咏史向诗本体的回归。昭君诗对其它咏史诗和整个中国诗歌产生了影响，诗人们“求新”、“求异”的精神给我们文学创作以启示和借鉴。     

乐感与画意--从心物关系看古诗到律诗的审美趣味转变

古诗演进为律诗,不仅是表层语言形式上的格律化,更是情感对象化和形式化.诗歌是心与物的复合体,诗歌的乐感来自情感的宣泄、心灵的律动,画意来自物象的自我呈现.从心物关系角度看古诗到律诗的审美趣味转变过程可知,先秦汉魏诗富于乐感,六朝诗胜于画意,唐律诗将二者合流,达到心物在更高层次上的融合.唐律诗意象的精深正有赖于六朝之际对物象的普遍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