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分类看术语学学科体系构建

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一个层级联系的复杂系统,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三者在这一体系中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各学科门类都可根据其研究对象、目的和对社会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们各自所处的地位在这一体系中为自身定位.文章梳理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分类的几种经典方法,其中着重介绍了钱学森先生的科学技术体系“梳型结构”的分类原则和大体框架,同时也为未来的术语学学科定位及其体系构建提出了初步的构想.     

关于生态学的学科体系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把生态学和环境科学视力两门不同的学科，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概念混乱。本文考察了这个问题产生的历史渊源，指出随着人类生态学的兴起，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界线已经消失，并提出了当今生态学的学科体系。     

构建建筑学科概念体系的思考

精确、完备、系统的概念体系是学科良好发展的重要根基。长久以来,建筑学科存在着基本范畴不清晰、核心概念不明确、概念定义模糊、概念关系不明、概念未成体系、概念使用混乱等问题,影响了学科的高质量发展、精细化研究以及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借鉴,也给广大建筑教育者和学习者带来诸多困扰。文章运用聚类思维,将建筑学科本体范畴的最本质、最重要、最稳定、最普遍的概念汇总,按照“建筑本体要素、建筑影响要素、建筑构成要素”的逻辑,对概念进行分析、比较、分类,形成较为系统化的概念和术语体系。通过概念体系的构建,旨在加强建筑学科领域概念使用的精确性与规范性,提升学科理论知识表达的科学性与严谨性,形成对建筑学科的整体、清晰认识,从而促进学科走向成熟、系统和科学。     

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和学科体系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定名为“自然辩证法”是思格斯作出的。思格斯的来完成著作《自然辩证法》的书名不是恩格斯自己定的，但是他在逝世前不久把他有关这一著作的所有论文和札记分成四柬时，把他最接近完成的亢篇论文放在第三柬内并冠以“自然辩证法”这～标题。他在第一柬中将札记的十一张对折页上，每一张都写着标题“自然辩证法”。恩格斯这一著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新领域，成为以后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分支学科的奠基性著作。     

近代中国地理学科高等教育的萌芽与发展

近代中国地理学科高等教育的起源可追溯到1876年京师同文馆开设的地理课程,在其后经历了京师大学堂的历史地理类、高等师范学校时期的历史地理部、东南大学地学系等不同阶段,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基本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科系名称和课程设置,至1949年近代中国地理学科高等教育体系基本上完成了近代化的进程。文章将近代中国地理学科高等教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876-1911、1912-1927、1928-1949,并从相关的地理学科高等教育法规、地理学科系名称和课程设置、师资队伍的变化等角度对中国地理学科高等教育发展的各阶段主要特点进行了概括和分析。     

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

术语学是一门综合性的新兴学科。建设中国术语学学科,对于指导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各学科领域,着力打造能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理论创新、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领和推动话语体系建设,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术语学学科的建构具有很好的历史基础,但总体来说,学科发展仍然处于较低水平,针对社会实践的高水准概念化、理论化引领能力较弱,学科影响力亟须得到提升。为此,我们要立足本土,放眼全球,着眼互通,系统推进该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力争尽快推动中国术语学走向成熟。     

以实施STS教育实现“融通文理”

北京大学孙小礼教授集十数年心血完成的力作《文理交融———奔向 2 1世纪的科学潮流》 ,于近日出版后 ,引起学界热情关注。以下汇集的是部分来稿。     

大学理念与国家创新体系——民国高教史给我们的启迪

面象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的大学担当着崇高的使命,理应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重大的作用,但中国的大学体制有三大弊端：（１）大学欠缺尊严;（２）大学的理念偏狭;（３）大学的操作僵死。     

关于中国术语学建设的构想

本文突出强调了术语学建设在当前所具有的空前迫切性。只有把术语学当作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综合学科来建设，才有可能切实地把这一学科的建设搞起来。加强术语学的理论研究与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学科建设的根本，而就术语学理论研究联合申报立项可以作为当前工作的突破     

在大学开设术语学课程的探讨

在国际上,术语学是一门成熟的独立学科,有完善的教育体系。而中国,虽已在术语规范的实践工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术语学研究和术语学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中国应争取在大学开设术语学课程。该课程不仅可以为中国术语规范实践工作和理论研究培养人才,还对提高学生素质具有重要意义,表现在：一是有助于培养学生热爱母语的品德;二是增加学生的科技素养和人文素养;三是传授系统的术语学理论,增加就业机会;四是有助于培养学生使用规范术语的习惯。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不能救国”——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演进

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序幕的"科学救国"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让位于"改良"与"革命"的"政治救国"浪潮。民国建立后,在实业建国和"政治并不能救国"的影响下,"科学救国"思潮再次勃兴,并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但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之际,"科学不能救国"的声音出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西文化论争中,科学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二是在政治革命实践如火如荼影响下,政治革命再次取代科学成为救国的工具;第三,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动,国人逐渐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是救国工具,它自身还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本质是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科学终于完成了从救国工具向追求真理的学术事业转变,回归科学本身。"科学救国"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演化,展现了学术与政治的一种关系:如果不是因为学术本身而是其他因素诸如外敌入侵或意识形态等外在力量使学术成为某种工具,那么,一旦这种外在因素与条件不存在了,学术作为工具的作用也就消失,最终恢复其本身的面目,其发展也就步入正轨。但吊诡的是,学术在中国大多时候总是作为一种工具被利用,不能显现其本来的面目。     

中华自然科学社与民国科学体制化的演进

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前身为华西自然科学社,1927年9月在南京中央大学成立,以"研究及发展自然科学"为宗旨,1951年宣告解散。作为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一个全国性、综合性科技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通过创办《科学世界》、编纂科学书籍、召开年会、举办演讲等途径,在宣传和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积极致力于中国科学的体制化。与此同时,就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科学研究路径、科学大众化等问题,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     

民国科学社团发展变迁--中国科学社社员的时空分布透析

创立初期,中国科学社不过几十人,到1950年3月社员已达3793人.中国科学社吸收社员颇为谨慎,在社章中对社员的种类、权利及其义务做了明确规定,保证了吸收社员的纯洁性,避免了"外行"干预和控制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社员在学科、籍贯分布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特征与趋向.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成立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1954年）出版之后，中国科学院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副院长竺可桢邀请并组织叶企孙、陈桢、谭其骧等学者对它进行了评介，科学院对李约瑟还进行了资助。中国学者对此卷既有高度的评价，也有具体的批评。中国科学院派遣代表团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又与李约瑟直接相关。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对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起到了促进作用。科学史学科在新中国诞生后迅速走上建制化之路，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特别提倡爱国主义的时代背景下，由于竺可桢等科学院领导的倡导和支持、李约瑟与苏联的积极影响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应用科学与应用科学革命

人们常说的“科学革命”,实际上指的是“基础科学革命”;应用科学对于科学、应用科学革命对于科学革命像是个婢女,处于从属的、被掩盖的和被漠视的地位;这实际上为近现代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脱节,以及为基础科学的大部分成果很难或几乎不可能转化为生产力,埋下了隐患。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成就排列表明,历次应用科学革命之后实际上都发生过应用科学的革命性发展,因而导致历次技术革命的发端,只是由于“婢女”被漠视,才使人感到科学与技术、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之间的关系好像断了线。文章根据搜集到的大量历史事实,加以排列,认为不论从历史事实还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逻辑关系考虑,都应该将这个空缺补上。为此,提出了应用科学革命与基础科学革命的区别、应用科学革命的必要性、应用科学革命的范式结构和历史分期。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看到：过去所谓的“科学革命”实际上是基础科学的发展和变革的产物;世界科学中心在国家间的转移经常是由应用科学的发展和变革引起的;所谓“大国崛起”不过是产业革命发展的阶段性变革的产物。     

从科学宣传到科学研究--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方略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在国家建设潮流影响下，“科学救国”成为时代思潮。创立学会团结同志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科学社循此在美国诞生。由于当时中国科学的落后现状及其社员自身能力所限，中国科学社最初选择了科学宣传作为科学救国的良方。然而只有进行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才能真正发展。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后，将社务重心从科学宣传向科学研究转变，不仅在舆论上鼓吹科学研究，社员们也身体力行，具体实践，并创建生物研究所，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科研机构的典范。这一新文化运动期间最为特出的“科学之音”，对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学院科学时代:知识活动的实现方式及规范体系

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走出神圣的学院殿堂,进入后学院科学时代。R＆D成为主要的知识生产方式,除了知识转化和知识分享这两个基础性规范外,与R＆D活动各个阶段相适应,后学院科学还存在一个规范层次体系:基础研究对应默顿规范和弱默顿规范,这是核心规范。应用研究对应价值性和伦理性规范,这是导向性规范。发展研究对应经济性、生态性和人文性规范,这是一组操作性规范。     

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演进——以米勒体系为线索

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由于多学科视角及各种研究进路的介入而呈现广泛且复杂的讨论态势。但是,以米勒体系作为线索,仍可探寻其理论演进的踪迹:"科学观"方面,从传统的实在论走向多元科学观的并存;"公众观"方面,对公众的多样化、主动性及其具体情境的认知;"理解"方面,对其内涵的扩展与自身情境的关注。     

李迪先生与中国科技史

李迪教授(1927.10.6—2006.10.30)是享誉中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家。他从研究数学史开始,逐渐把研究领域扩展到科技史的众多方向上,对中国数学史、天文学史和科学仪器史研究贡献显著,是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积极倡导者、组织者,在物理学史、地学史、医学史、机械史、中外科技交流史、科学通史等许多方面均有重要贡献。李迪先生以博学著称于科学史界,不仅长于发掘古代科技史料,而且也善于提出新观点和新见解。他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建立了一个重要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机构,并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科学史研究人才。     

后学院时代的科学奖励制度——基于齐曼"真科学"的考察

科学进入了后学院时代。为了促进产业发展,“科学-社会”系统建立了一套与产业科学相适应的激励体系即后学院科学的奖励制度。与学院科学相比,后学院科学的奖励制度具有奖励来源多元化、奖励形式多样性、奖励范围广泛性、奖励标准可操作性等特点。而且,后学院科学在把精神性奖励与物质性奖励结合运用的同时,更加注重物质性奖励在促进科技、产业与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