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etric Bridge Partition Problem: Partitioning of a Metric Space into Two Subspaces Linked by an Edge in Any Optimal Realization

Let G = (V,E,w) be a graph with vertex and edge sets V and E, respectively, and w:E → R ⁺ a function which assigns a positive weight or length to each edge of G. G is called a realization of a finite metric space (M,d), with M = { 1,...,n} if and only if { 1,...,n} ⫅ V and d(i,j) is equal to the length of the shortest chain linking i and j in G ∀ i,j = 1,...,n. A realization G of (M,d), is said optimal if the sum of its weights is minimal among all the realizations of (M,d). Consider a partition of M into two nonempty subsets K and L, and let e be an edge in a realization G of (M,d); we say that e is a bridge linking K with L if e belongs to all chains in G linking a vertex of K with a vertex of L. The Metric Bridge Partition Problem is to determine if the elements of a finite metric space (M,d) can be partitioned into two nonempty subsets K and L such that all optimal realizations of (M,d) contain a bridge linking K with L. We prove in this paper that this problem is polynomially solvable. We also describe an algorithm that constructs an optimal realization of (M,d) from optimal realizations of (K,d|_K) and (L,d|_L).     

俄国术语整理与标准化研究工作概略张金忠

术语的整理与标准化是术语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俄罗斯的术语整理工作,因起步早,研究成果多,理论观点丰富,而更加令人瞩目.文章就俄罗斯术语整理与标准化领域所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作概要的介绍.     

俄国术语整理与标准化研究工作概略

术语的整理与标准化是术语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俄罗斯的术语整理工作,因起步早,研究成果多,理论观点丰富,而更加令人瞩目。文章就俄罗斯术语整理与标准化领域所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作概要的介绍。     

"现实性概念的分裂"与自然科学基本范畴的确立

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就像科学强劲的双腿,而其坚实的立足点,则是自然科学基本范畴.古希腊哲学体系化时期,"现实性概念的分裂"对于自然科学基本范畴的确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种分裂所产生的张力推动西方科学思想分别在关注"一般原则"和"无情事实"两股思潮中前进并寻找新的交汇.自然科学基本范畴的提出,促进了数学方法和实验手段的有机结合,从而确立了自然科学的近代形态.     

Equant译名刍议

作为托勒密体系中的三大数学装置之一,equant point是匀速运动的参考点但不是等距运动的中心,因此应该译成“偏心匀速点”。Equant应该译成“偏心匀速圆”。     

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AN）肾病中文名称之商榷

给大鼠注射puromycin aminonucleoside(PAN)所建立的肾病模型应该称为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PAN肾病),但在国内却多被误为“嘌呤霉素肾病”。本文就嘌呤霉素与嘌呤霉素氨基核苷的区别、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英文缩写的不同解读等予以辨析,并强调纠正这一流传多年的错误有助于开展国际学术交流。1.问题的提出早在1986年,北京医科大学章友康、王海燕、王叔咸等学者即在《中华肾脏病杂志》撰文向国内同行介绍了基于vernier的方案采取连续皮下注射法在杂系大鼠制作的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模型^[1]。虽然从字面看来该文的题目“用嘌呤霉素制作氨基核苷肾病模型”让人费解,因为事实上用嘌呤霉素是制作不出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模型的,但该文的内容分明是指用嘌呤霉素的衍生物即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AN)制作肾病模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后来国内学者几乎都将用PAN制作的肾病模型称为“嘌呤霉素肾病”^[2～4]。在有英文摘要的论文中可以确认作者所用的造模药物并非嘌呤霉素,而是PAN。其中一篇论文^[2]因无英文摘要而无从考证,但从其药物来源(sigma)及用药方案(10mg/kg,腹腔注射,连续1周)看基本上可判定作者所用的造模药物也是PAN。近年来国内学者对PAN肾病模型的兴趣日益高涨,这令笔者感到如果不尽快为该模型正名,必然导致更大的混乱,影响与国外同行的学术交流。2.嘌呤霉素(puromycin)与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AN)的区别嘌呤霉素(puromycin)又称为博罗霉素,是由白黑链霉菌(streptomyces albonigar)产生的一种抗生素,作为蛋白质生物合成抑制剂于1952年被发现。嘌呤霉素由对甲氧基苯丙酰胺与3′-氨基-3′-脱氧-N,N-二甲基腺嘌呤核苷结合而成,分子式为C₂₂H₂₉N₇O₅,分子量为471.52,曾作为抗菌药和抗锥虫病药、抗阿米巴药而使用。嘌呤霉素可取代结构类似的酪氨酸-tRNA进入A位,导致合成中的肽链从核蛋白体上脱落,从而抑制蛋白质的生物合成。因嘌呤霉素对原核、真核生物的翻译过程均有干扰作用,现仅用于实验研究或肿瘤治疗。嘌呤霉素的LD₅₀为静脉注射350mg/kg、腹腔注射525mg/kg、经口给药670mg/kg。嘌呤霉素分子中去除对甲氧基苯丙酰胺后可得其衍生物3′-氨基-3′-脱氧-N,N-二甲基腺嘌呤核苷(3′-amino-3′-deoxy-N,N-dimethyl-adenosine),又称为氨基核苷(6-二甲基氨基嘌呤-3-氨基-D-核糖)[aminonucleoside(6-dimethylaminopurine-3-amino-D-ribose)]或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uromycin aminonucleoside,PAN),分子式为C₁₂H₁₈N₆O₃,分子量为294.3。PAN的分子量较小,约为嘌呤霉素的62.4%。PAN的LD₅₀不明,只知道在颈静脉注射9mg/100g体重或腹腔注射15mg/100g体重的用量下是安全的。在大鼠PAN可引起与人相似的肾病综合征、局灶性肾小球硬化、间质纤维化等病变,是公认的用于研究肾脏疾病的良好动物模型之一。3.PAN肾病应称为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综上所述,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AN)是嘌呤霉素的一种衍生物,由于其结构和功能均不相同,不可混为一谈。嘌呤霉素本身是否具有肾脏毒性姑且不论,但其衍生物PAN在大鼠可引起特异性肾脏损害这一事实则已为几十年来大量研究结果所证实。因此,通过给大鼠注射(一次性颈静脉注射、一次性腹腔注射或反复皮下注射)PAN引起的肾病模型应该称为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或简称PAN肾病,而不可误称为“嘌呤霉素肾病”。显而易见,这决不是在文字上吹毛求疵,而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uromycin aminonucleoside)一般取其英文中3个关键字母缩写为PAN,因而嘌呤霉素氨基核苷引起的肾病称为PAN肾病。但也有学者只取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uromycin aminonucleoside)英文名称中的2个字头将其缩写为PA,而将嘌呤霉素氨基核苷引起的肾病(puromycin aminonucleoside nephropathy)缩写为PAN。在文献中PAN究竟是指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还是代表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需要加以鉴别。此外,PAN用量、给药途径的不同可使诱发的肾病有所区别,笔者推荐使用一次性颈静脉注射法在Wistar大鼠建立肾病模型,具体方法可参照有关文献^[5,6]。     

嘌呤霉素氨基核苷（PAN）肾病中文名称之商榷

给大鼠注射puromycin aminonucleoside(PAN)所建立的肾病模型应该称为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PAN肾病),但在国内却多被误为“嘌呤霉素肾病”。本文就嘌呤霉素与嘌呤霉素氨基核苷的区别、嘌呤霉素氨基核苷肾病英文缩写的不同解读等予以辨析,并强调纠正这一流传多年的错误有助于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多样性的再发现:从技术社会到生态社会

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最终要求我们放弃"技术社会"的发展模式,走向以尊重、保持和发展多样性为基础的"生态社会".技术社会的出现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生态社会的出现则是人类主体选择的结果.从技术社会向生态社会的转换,将标志着人的文化进化的一种成熟以及理性的完善.     

Embedding Quantum Mechanics into a Broader Noncontextual Theory

Scholars concerned with the foundations of quantum mechanics (QM) usually think that contextuality (hence nonobjectivity of physical properties, which implies numerous problems and paradoxes) is an unavoidable feature of QM which directly follows from the mathematical apparatus of QM. Based on some previous papers on this issue, we criticize this view and supply a new informal presentation of the extended semantic realism (ESR) model which embodies the formalism of QM into a broader mathematical formalism and reinterprets quantum probabilities as conditional on detection rather than absolute. Because of this reinterpretation a hidden variables theory can be constructed which justifies the assumptions introduced in the ESR model and proves its objectivity. When applied to special cases the ESR model settles long-standing conflicts (it reconciles Bell’s inequalities with QM), provides a general framework in which previous results obtained by other authors (as lo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GHZ experiment) are recovered and explained, and supports an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logic which avoid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oblematic notion of quantum truth.     

外来语词汇吸纳方法探讨

编者按 引进外来术语的方式是我国学术界长期研讨、探索的老问题。目前主要意见有意译、音译、音义混译、直接引用等。其中,采取意译的方式在我国一直居主导地位。当前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新事物、新术语层出不穷,加之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新形势,科技名词术语和社会语言生活呈现出新的特点,这对科技术语和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改进工作,更快更好地引进新术语,需要认真地加以研讨。为此,本刊组织书面讨论,通过百家争鸣,比较和分析,提取出较好的意见,为决策部门提供依据。本期先刊登几篇文章,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以后还将陆续发表有关意见。欢迎有更多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界的学者踊跃参加研讨。[1]“语言的开放性特点与稳定性特征的绝对性相比较来说,开放性只具有相对性,在语言诸多属性中,是与稳定性特性相辅相成的附属特性。”^[1]语言的开放性主要受政治、文化、经济、科技进展上出现的新思想、新事物所激励,不断地增加新词、淘汰旧词,使语言使用更为丰富多彩。我国内部条件的变化,例如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促使创造新词;外部条件变化则在对外交往中伴随外来事物的渗入而吸纳外来语。前者保持着民族性,而后者在长期影响下会引起语言的某些异化或归化问题。语言的开放性说明语言始终是活跃的,反映着全球性和时代特性,而词汇的扩展和更新将首当其冲。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成分。二、汉字汉语的生命力汉字汉语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与我国丰富文化遗产相结合,不断地潜移默化,适应时代的特点,既善于表达或发掘沉深细腻的情感,也善于记载和传播精确微妙的知识内容。到近代,汉字汉语面临时代的挑战“有过三次,看来这三次都解决了。第一次挑战是有线电报。……第二次挑战是打字机的出现。……第三次挑战是计算机的出现。”^[2]我们已经解决了汉字的通用键盘输入和终端显示,中文Windows操作环境和其他文图处理软件,以及开通汉语网络等一系列问题都已出色地解决。当然并不否认,计算机语言编程问题上全部依靠英文字符承担,这仅限于专业范围内的行家任务而已。“事实证明：计算机的出现和应用,不仅没有酿成汉字汉语的衰落,汉字编码的优势,有力地否定了所谓“掘墓者”的论断。恰恰相反,拥有占世界四分之一强人口的汉字汉语文化圈,更显出汉文化瑰宝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对世界文化圈的影响。”^[3]信息社会早已提出了计算机的语音输入和机器的语音控制,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解决语音辨识的这个新课题。迄今为止,各国的研究成果都未能达到准确可靠的辨识,在此领域拼音文字并不比方块文字优越,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在研究,都有成就,但都不成熟,不能进入应用。汉字汉语将和英语等拼音文字在较长的路程上并存竞进。“汉语也和其他民族语言一样,只会发展演变,而不会大规模地突变或彻底改变。”^[4]20世纪初随着洋货和外来语蜂拥进入,上海滩曾出现过一种食而不化的“洋泾浜”语言。随着我国经济、文化和生产上的发展,对外来文化和语言上的消化和吸纳,洋泾浜语言早已被淘汰,成为历史上瞬间的小插曲。汉语中吸纳了外来的咖啡、咖喱等生活通用词汇,但在科技领域许多术语都被更为贴切简明的汉语科学语词所取代,充分地说明了汉字汉语对外来语具有很大的吸纳和归化能力。三、当前外来语的吸纳方法汉语受到外来语的影响新的特点是,“本来属于某些专业领域的语言文字渐渐溢出自己生存的空间,而流入普通生活中,……这是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从这个大的背景下思考,关注标准化语言对汉语的影响就有其现实意义。”^[5]在信息网络、金融、商业和医学等领域的大量新名词和语词已溢出到广大的新闻媒体报导、通俗读物和日常生活中,往往行家们尚未明确界定的概念,媒体首先公开传播。其中有些较为得当者广为流传后,按约定俗成被定名采纳;但也有造成歧义或过分模糊,以至故弄玄虚或晦涩难懂者,以及一个概念多个名词者,总要淘汰一些,被较贴切者取代。当前对新名词吸纳方法,有如下几种(参见表1)。* 不译成分包括：1)阿拉伯数字、外语字母及其字符串：如数量表达、量的单位、分类排序号、编码号、数学式、化学分子式、主页网址、电子邮件网址等;2)专用名：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和社会团体名、工商厂家和公司名、产品的商标和专利名、操作系统软件程序和工具名、网络和网站名等;生物和药品的拉丁文名等;3)未译的缩略语;4)未译的新词。全音节直译和字面直译不受欢迎。汉语和英语的发音不同,在字节上不能一一对应,有的音节勉强换成汉语后相差太远。一个词全音节直译后,组成一长串怪调,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更不知所云。例如将音译的“厄戈诺米克斯”改为意译“工效学”,立即望文生义了。短音节简译和音译加注较受欢迎。例如卡介苗原文很长(bacille Calmette-Guérin),由于是卡默特和介兰两位法国科学家首先创制的,把两个人名简译成卡介,并说明其属性为疫苗,立即被普遍采用。又如“invar”译成“殷钢”容易接受。这是对外来语归化吸纳的典型方法,即“以借用成分加上本族语言中固有的构词材料构成外来词,例如啤酒、卡车……,其中‘酒’‘车’等都是汉语固有的构词材料”^[3],并且表明了此概念的属性。对通用名词用于专门领域,可加专业性修饰语作前缀,例如在电信中使用的桥(bridge),可译作“信桥”。活译远胜过死译,例如Laser按字面死译突出了“放大”的属性,但实际应用中利用了光放大功能的器件实现一个光辐射系统。活译成“激光”突出了光的属性,以“激”为前缀使其具体化一些,只用了两个汉字表达得何等贴切。只有对概念有了深刻理解的行家才能作出如此精辟的定名。这也说明定名上要对概念吃透,确保科学性,不必拘泥于原来的字面或原汁原味。半音半意者也可取,例如“安匝”、“玻尔磁子”等等,前一半音译,后一半意译。谐音者更妙,但创意者要挖空心思,使得音义兼顾,例如“声呐”、“基因”等,有例不少。这些译法,充分表现了我们汉字汉语的魅力和丰富多彩的表达潜力。自从颁布了阿拉伯数字纳入汉语的文本中以后,字符串纳入汉语文本中也已常见。当此网络信息的大潮下,文章中大量出现厂商和商标、软件和工具、网络和网站等专用名,以及大量缩略语,难于翻译,应接不暇。文章中直接搬用原生词,插入外语专用名已不罕见。关于专用名以往认为限于人名和地名,现在专用名已扩大到许多由外国商家自定义起名的,冠以大写字母或小写,或数字的名词或组合词,可拼读或不可拼读的缩略语等等,五花八门。这个潮流正是语言开放性的必然趋势,为此我们已不能花大量精力于牛角尖上,不要为外国人名、地名统一音译的死规则争论不休了,应该主动脱出,对大量的新的专用词不译为好。扩大专用名范围,包括网络、网站名,允许在汉语文章中直接搬用外语原生词的那些专用名词。尽管汉语文章中出现中外文混杂,但在构词、语法等主要方面仍然保持着汉语的民族性和传统特性。专用名按意译不妥,明明一个外国公司或外国专利的软件,翻译成一个汉语名词,岂不替他穿上汉服,鱼目混珠。专用名音译也不妥,吱吱哇哇的洋腔汉字一大串,绕口难读,自己不懂,洋人也不明。对某些专用名采用不译加尾缀的方法效果较好。例如磁盘操作系统可以写为“DOS操作系统”(OS虽有重复之嫌,但无关紧要,由于DOS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部分);视窗操作系统可写为“WINDOWS操作系统”。以此类推,文章中可以很方便地夹入“Pentium处理器”、“中文Linux系统”、“Web服务器”、“TCP/IP协议”、“IE－4软件包”、“Java语言”、“Archie工具”等等。缩略语中的专用名和非专用名应分别对待。专用名一般可不译而照搬。非专用语可按其完整词的全称译出。目前文章中对缩略语的处理方法已有新招,例如一篇文章中某个缩略语首次出现时用括号列出全称,以后只写缩略字符;对于译出词字数较长的译名,一般也只在文章最初出现时用全称,后面只写简称或缩略语。许多缩略语不带母音,不能拼读,则很少音译(例外音译者也有,如“克格勃”)。可拼读者如果概念明确仍以全称的意译为多,个别按拼读音译者也有(如鹰式导弹HAWK)。按拼读音译者少见(如艾滋病)。凡是按拼音译出的缩略语词,应加后缀以表明其属性(如前例表明是导弹、病)。专用语和缩略语的音节超过4个汉字以上的,音译不如不译。以上列举的外来语处理和吸纳方法,归纳了现今许多报章杂志,包括《计算机世界》、《电脑世界》、《网络世界》等期刊上的有效方法,已被大众公认并接受。四、音译和意译的比较外来语汇历来音译、意译都用,无明确限制,各有利弊。列表如下(见表2)。在科学名词审定工作中,多数专家推崇意译,发表过如下的一些观点。“意译比音译好,音译必定会音节多而长,一个名词字数要精简,长了不好,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近代日本的科学名词照音译了,学生也不便记忆,而且读起来是日本音调,当用外文表达时,外国人也听不懂,这就是音译的副作用。”^[6]“在没有词的界限的汉字文章中夹杂一个用汉字音译的术语,的确不好栖身的,因为每个汉字本身都有意义,往往看不出这个音译术语是从哪儿起到哪儿止,念起来也很费劲,不受欢迎。……术语是我们词汇的一部分,移植进来后,还要生根开花,因此要照顾到中国化问题。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既不能标音也能转写,而要考虑采取一种折衷方式。”^[7]“订名时原则上不用音译(涉及外国人、地名或商标者除外)。……汉语的发音与外文的发音差别较大,特别是汉语的四声是其他语言中所没有的。如果音译的词过多,就会出现在科技文献中用汉语发音读外文的滑稽局面。”^[8]以上这些看法,都比较客观和中肯。在定名的实际工作中,我们不要过分地在音译或意译上认定一方,主要看效果。由于汉语表意性强,有时能按涵义(概念)选取简练词汇定名,能恰到好处地利用借音选取适当词汇定名。北京大学叶蜚声教授曾赞扬化学界在吸收外来概念时采用借音办法的经验,他认为“我们要搞仿译,即既非意译也非音译,即要垒球(soft ball)不要棒球的命名方法。”^[9]他提倡的仿译,即软译或活译,不要硬译,不要死译或直译。五、我们面临的任务1.认真做好外来语汇的吸纳工作从事翻译和定名工作的人员要发扬汉字汉语的固有特征,在外来语的吸纳和归化方法上要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巧为所用,保持民族性、兼顾国际性。“词汇发展的总趋势从量上看是新词的增长要比旧词的消亡多得多;新义的增加也要比旧义的消失多得多。从质上看,产生了意义更概括,区别更细微的词,既能表达高度抽象的哲理、原理,也能表达各种细微的物质属性。”^[1]复合词在增长,并逐渐双音节或多音节化。汉语术语的字数应控制在3～4字的限度,尤其基本术语,更应字数少,易于派生应用。由于方块的汉字和拼音语种在音素上不相对应,汉字不能像其他拼音语种那样采用同声换符方法,也不能仿照日语片假名音译方法。汉语拼音字符只能作语音学习、异读拼音和字典索引注音之用,一般不能当作文章内的汉语成分用。汉语对外国语的吸纳方法应如表1所列的①和②方法归化为汉语为主,并采用③方法不译,直接搬用为辅助,开放了语言异化之门。对于我国目前文化程度提高、学校重视外语教学的势态下是可接受的。英语在国际交往中有重要地位,尤其在计算机编程语言上的领导地位,但英语词汇并不是全部都最科学或最好。对其中某些取名不当的,我们命名时不应硬搬、死译。例如,包括天体运动在内的所有“力学运动”,英语统称为“mechanical motion(机械运动)”,现已很难纠正^①。又如大量地实现各种处理功能的“电脑”,由于当时从承担计算任务而创制出来的,命名为“计算机”,至今已感不妥了。(早期从用于家电中的微处理器出发译为“电脑”,正是歪打正着,或者说不拘泥于字面而活译,具有先见之明。)计算机与电脑之争,并不是译名上的不当,而是英语原生词造成的。2.认真做好科技术语的定名工作一个国家采用法律手段对文字语言的发展作必要的归导和调节作用早有先例,如规定官方用语、第二语言等。这种上层建筑的调控有其必要性。我国推行普通话,颁布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汉字简体字方案等都已见成效。国家的术语规范化工作不容忽视。近期全国科技名词委公布了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物理学等部分的新词推荐名,都很好,起到了归导作用。推荐了“电子邮件”之类术语后,“伊妹儿”之类戏嬉之词立即匿迹。本文虽然提出了少量外国语新词和较多的专用语、缩略语可以不译的做法,但在公布汉语推荐名后,有了确切的对应词,就可采纳使用。例如在专业书刊里,“WINDOWS”、“Archie”等原生词夹入混用,但其他场合就可用“视窗操作系统”、“阿奇工具”等统一术语了。全国范围的上层权威性机构承担术语规范化工作非常必要。有时译者限于知识面和理解角度不同,也欢迎规范化,使有据可依。在翻译工作中,尚在文理结构、情调气氛等其他方面仍给译者留有一定的自由度。我国历次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领域对术语定名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应予肯定,对语言的开放性始终没有企图施加约制,相反地促使汉语词汇更加丰富。附录：典型译名选例 --------------------第7页① 周其焕教授是航空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第11页① 力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时,已开始把“力学运动”作正名,“机械运动”为异名。——编者注     

先秦黄钟律管考——利用现代声学公式推测先秦黄钟律管管径的尝试

《吕氏春秋》记载的黄钟律管长度为三寸九分，而汉代后，古人普遍采纳黄钟九寸。为了研究先秦黄钟律管真实长度，对文献进行系统地考证，发现《吕氏春秋》记载的三寸九分黄钟律管应为清黄钟律管，发音当是九寸管的高八度。文献研究亦表明了先秦古人听声定律的事实，即三寸九分律管和九寸律管都为听声定律产物。由此，根据声学公式，结合文献考证，计算了黄钟律管的管径，结论为：先秦律管应是竹管，管径范围约是0．71寸。同时，考证了黄钟律管八寸十分一说和八寸七分一说，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可靠。     

《三家星经》可以复原成一份完整的星表

敦煌文献P2512号中的《三家星经》缺漏了8座星官,并有一些讹误,依《开元占经》补齐这8座星官后仍缺1星。潘鼐和邓文宽依晋、隋两书《天文志》将其中的天将军列为12星,比《开元占经》多1星,补足了这所缺的1星。受其所缺的1星应在所缺漏的8座星官中的思路的启迪,依《开元占经》中的夹注及按语、日本若杉家本《三家星官簿赞》、朝鲜《天象列次分野之图》等多种文献列文昌为7星,比《开元占经》多1星,仍列天将军为11星而补足了所缺的1星。此外,神宫1星是在《三家星经》之后出现在天文星占典籍中的,应视为中国传统星官的历史嬗变。     

简讯

2004年8月16日至18日，第四届海峡两岸测绘发展研讨会在长春市召开期间，海峡两岸测绘学名词委员会召开了《海峡两岸测绘学名词》审定会。共有23位两岸测绘学专家参加会议。会上，海峡两岸测绘学专家对7000余条的测绘学名词中有争议的名词和新对照增补的测绘学名词逐条审定，对两岸分别提出准备删除的名词逐条进行讨论。这次会议对终审稿基本达成共识，将经过两岸专家再次审阅，年底定稿，明年出版。

(李玉英)     

论作为知识的技术标准

如何认识技术标准是有关技术标准研究的最基本问题,已有研究主要从经济学、社会学等视角来认识技术标准,往往忽略技术发展规律对技术标准的影响。本文从技术知识论角度,将技术标准看作一种技术知识,具体探讨技术标准作为编码化知识的特征以及技术标准与人工制品之间的关系,从而开拓对技术标准认识的全新视角,为解决技术标准研究领域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本体术语学:把术语和知识本体统一起来的范式

术语在现代知识社会中肩负着基础性的作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应用对术语学理论研究提出新的挑战。信息技术要求术语具有其计算机化的代表物,而旧有的普通术语学理论满足不了现代术语实践的状况;西方的术语学理论家在术语学与信息技术、术语学与知识工程相互碰撞的实践中,构想了“本体术语学”这一术语学理论的新范式,这一构想在具体的术语学实践中产生了积极的成果。文章旨在介绍和分析“本体术语学”的理论渊源和学术成果。     

理工科研究生对转基因食品认知态度的调查

通过对928名理工科研究生的调查结果,他们对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食品均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认知,对待转基因食品的接受态度仍然表现出一定的分歧:对转基因生物进行科学研究持"支持"和"谨慎支持"意见的比例共计为75.2%,而持"反对"和"谨慎反对"意见的比例也占到20.6%;在价格相当的前提下,表示"会优先选择传统食品"的比例为99.3%,也有12.1%的人表示即使转基因食品的价格再低也决不会购买,比例均与欧盟、美国和北京普通社会公众的调查数据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人名汉语拼音的变通方式及其应用情况

摘要 如何以汉语拼音正确表达我国论文作者人名的问题非常重要。国家语委过去制定的几个相关文件颁布以后,中国人姓名的拼写有了规矩,但仍不能适应文献著录和计算机信息检索的要求。为了规范数据库中重要检索和评价项目的数据格式,提高检索和数据处理的效率,我们制订了《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试行）》。该规范对汉语姓名拼写法作了变通处理。执行以来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建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采取措施,尽快对原国家标准做出适当修订。
作者姓名是学术期刊中的重要数据之一,它在目次页、正文、作者简介和参考文献等多处出现。正确著录作者姓名,不仅体现出对作者辛勤劳动和著作权的尊重,也为准确进行数据检索和进行有关评价打下可靠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学术交流与日俱增,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外国学术界对中国作者的认识首先是通过姓名的拼音,因此,中国作者姓名的拼写,必须规范化,必须具有唯一性。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前,中国人姓名的罗马字母拼写十分混乱。“威妥玛式”拼写法虽然比较流行,但是它在语言的技术性上相当不完备^[1]。1974年以来,《汉语拼音方案》和《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相继公布,确定了中国人名汉语拼音的基本原则,并在新闻出版、通讯、广播以及外交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执行,联合国和国际标准化组织也相继认可。1996年,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了国家标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GB/T 16159-1996)^[2]。在其4.2.3节中对汉语人名的汉语拼音作了如下规定：“汉语人名按姓和名分写,姓和名的开头字母大写。笔名、别名等,按姓名写法处理。Li Hua(李华) Wang Jianguo(王建国)”这一规定由于没有明确姓和名的先后次序,没有对姓给予特殊的表达形式,没有考虑双名读音和缩写的需要,因而在实际执行中产生了许多混乱,特别是不能适应文献著录和计算机信息检索的要求。《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CAJ-CD)是我国第一部大型集成化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是国内外规模最大,检索功能最强的数字化全文数据库。为了规范数据库中重要检索和评价项目的数据格式,提高检索和数据处理的效率,编辑委员会于1998年10月制订了《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试行)》^[3]。鉴于论文作者是数据库中最重要的检索字段之一,因此,在该规范中对于作者人名的汉语拼音列了如下条款：“中国论文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按GB/T 16159-1996示例,应姓前名后^①,中间为空格。参照ISO 690^[4],姓氏汉语拼音的全部字母均大写,复姓应连写。名字的首字母大写,双名中间加连字符。如：ZHANG Ying(张颖);WANG Xi-lian(王锡联);ZHUGE Hua(诸葛华)。”以上规定的特点是：(1)姓氏的全部汉语拼音字母均大写,以识别区分作者的“姓”和“名”,避免姓与名混淆颠倒,有利于文献著录、人名索引编制、及计算机作者检索。(2)双名之间加连字符,以方便不熟悉拼音规则的读者正确读音,亦有助于计算机自动抽取名字的首字母,并正确构成名的缩写形式。如：“刘锡安”的汉语拼音,若为“LIU Xian”,则读者可能会误读为“刘贤”,并缩写成为“LIU X”;若为“LIU Xi-an”,则既可正确读音,又可正确缩写为“LIU XA”或“LIU X.A.”。对于复姓由于不存在缩写,而且数量也有限,故不加连字符。鉴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将在全国数千种期刊中推行,影响很大。为谨慎操作,我社特将此方式上报给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语拼音与正词法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在征求了有关专家的意见后,复信同意我社试用上述变通方式。1999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印发了《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从1999年4月开始,我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规范》的宣传贯彻活动。据统计,在我社入编的5400种期刊中,当文章中有英文信息和作者的汉语拼音时,有69.8%的期刊完全执行了上述变通方式。有些期刊,执行着自认为合理的拼写方法。如：名前姓后^[5－8],双名中第二个字汉语拼音的首字母也大写^[5,9,10],双名中第二个字汉语拼音的首字母也大写,但双名中不加连字符^[11],复姓中也加连字符^[12]等。针对拼写方法的繁杂混乱,专家学者们纷纷发表文章,提出自己的看法与建议^[1,5-34],要求尽快统一。2002年7月,我们对1994年以来发表在《科技术语研究》、《编辑学报》、《中国翻译》等刊物上的30多篇讨论中国人名汉语拼音方案的论文进行了分析和统计。发现与变通方式意见一致或接近者占80%(意见接近者指双名的第二个首字母也大写,如WANG Jian-Guo。)有的作者其实并未研究过我们的变通方式^{[9,10,12,13,26,28,29,33]},但他们的看法竟与我们完全一致。文献[33]不仅赞同变通方式,而且建议将其精神延伸到汉族作者四字姓名的五种基本形式中。参看附录表,可对这些文章的观点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在这些论文中涉及对《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有关人名拼写规则变通方式的意见大致有两种：(1)认为《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中的人名拼写变通方式符合对外交流和学术期刊文献信息交流的现代化,积极作用显而易见。应处理好现行国家标准与《光盘版》变通方式的辩证关系,并在适当时机考虑在两者基础上取长补短,建立新的统一的相对稳固的国家标准,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2)认为尽管在GB/T 16159－1996《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等现行标准的有关条文中存在值得磋商和有待完善之处,但这毕竟是国家标准和政府文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自行其是。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制订专项标准,结束混乱状态。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国家语委1998年复文支持下,《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所采用的人名拼音变通方式已经在实际试行中获得大面积的推广,少数未采用者也是碍于已有的标准文件不便违背,并不是反对变通方式的本身。因此,我们建议国家语委尽早通过法定程序对现行法规进行必要的修订补充,制订中国人名汉语拼音拼写的专用规则。我们将全力支持和配合,使这项关系到我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和子孙后代的大事,早日达到规范和统一。注：1)√——同意;×——不同意。2)关于“名的首字母大写”,因意见一致,未列入表内。 ① 实际上,姓前名后的做法早在1987年公布的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GB 7713－87)第5.1.2节的责任者姓名附注汉语拼音的规定中即已采用。     

立足西部 注重人才 面向未来

本文是固体润滑国家重点实验室在2009年11月10日“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实验室工作经验交流报告。     

Fitting an extended INDSCAL model to three-way proximity data

The INDSCAL individual differences scaling model is extended by assuming dimensions specific to each stimulus or other object, as well as dimensions common to all stimuli or objects. An alternating maximum likelihood procedure is used to seek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s of all parameters of this EXSCAL (Extended INDSCAL) model, including parameters of monotone splines assumed in a quasi-nonmetric approach. The rationale for and numerical details of this approach are described and discussed, and the resulting EXSCAL method is illustrated on some data on perception of musical timb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