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家命运相依存共沉浮的金融家族——司南长篇小说《民国银号》中司马氏家族与中国政治变迁的关系分析

长篇小说《民国银号》从金融与贸易领域这一罕见独特的角度切入,叙写了清末民初乃至抗战胜利这一时期西安民间银号经营者的众生相,成功地创造了司马氏家族人物形象。司马氏家族崭新的经营理念从一开始就是为陕西辛亥革命领袖等筹措资金而激发产生的,其后不同时期的所有经营活动都与“政治”和“革命”密不可分。这一方面显示了司马氏家族追求社会进步的品质,另一方面也揭示出中国历史上政治与金融、商贸具有天然关系的传统。     

民国言情小说的现代性——以《玉梨魂》、《啼笑因缘》、《秋海棠》为例

民国言情小说是中国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反映，是社会现代化的实证文本。其现代性主要体现在：表现对现代爱情和婚姻自由的追求；以平民的视角展示生活世相；走向现代的小说艺术形式探索。     

略论民国《萍乡县志》的修撰及其价值

民国《萍乡县志》是由萍乡著名乡贤黄道腴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领衔编纂的萍乡地方志。这部县志是萍乡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记载民国萍乡史实的萍乡地方志,篇目分四大类,历时两年方成初稿。该志的修纂者黄道腴是一位史学功底深厚的学者、教育家。该志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因故失佚,现只存手稿残卷,但从中仍可看出其资料详实、内容丰富、准备充足、时代特征鲜明等特点,是研究萍乡不可多得的资料。     

论清末民国间《桃花扇》的京剧演唱与接受

清末民国时期曾有多位艺术家和剧作家以京剧改编和演出《桃花扇》。汪笑侬改编的剧作《桃花扇》曾在舞台上搬演过,但脚本未能流传下来。《申报》登载的该剧的广告是对该剧的剧情记载最详细的文献史料。贾璧云(1890-1941)曾以京剧编演《桃花扇》,剧名改作《侠妓桃花血》,分前、后两部(或称头、二本),多次演出于上海丹桂第一台。朱双云(1889-1943)编创的京剧《桃花扇》的剧本曾经出版过,但已佚失。1935年10月,该剧曾在武汉天声舞台由来自上海的毛家班和武汉本地的标准平剧团共同演出过。     

民国初期国民国家责任思想匮乏及其舆论批判——以1911—1919年《大公报》等报刊为中心

民国初期,针对现实社会中诸多国民国家责任思想匮乏之状,一些有识之士投书《大公报》等报刊,猛烈抨击官员漠视自身职责、士人们沉迷于逐利、民众漠视国事与消极厌世之风日炽等现象。同时,他们认为国民国家责任思想意识匮乏主要源自中外经济思想的消极作用、新旧社会意识的森严壁垒与近代文化发展的严重滞后等方面。而其危害主要体现为民主共和有名无实、整个社会日趋糜乱与共和堪忧国将不国等。他们呼唤广大国民增强主人翁意识,自觉履行其应尽之责,推动共和政治日臻完善。     

《白鹿原》中关中方言的运用方式与效果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在文学张力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小说的语言运用是小说的一大特色。在《白鹿原》文本语言里,关中方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忠实对文本语言仔细斟酌,在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里有选择地大量合理地运用方言,仔细斟酌,使其与普通话平分秋色,充分展示了人物形象,提升了作品的艺术特色。     

怪力乱神的多源汇聚——论《武王伐纣平话》的整体艺术构思及其民间叙事特征

儒家素有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武王伐纣平话》虽为讲史平话,但对怪力乱神的因素却情有独钟。该书具有鲜明的民间叙事特征,在整体艺术构思上呈现出由正史向野史传说偏离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主要角色的替换、神怪因素的激增、战争场景的铺陈等方面。这既是其集以往民间叙事中武王伐纣故事之大成的结果,也与其诞生时的文化语境和审美风尚息息相关。     

20世纪20～30年代云南边疆官员与知识分子心目中的辛亥革命——以民国《马关县志》撰稿人的倾向为例

在民国《马关县志》众多撰稿者的心目中,1908年的河口起义和三年后的辛亥革命地位都不高,极少成为关注和歌颂的对象,特别是河口起义反而被多数撰稿者当做＂叛乱＂对待。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这场革命虽然推翻了让人不满的清王朝,但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期望的进步,反而使国家和社会在革命后陷入了长期军阀混战、匪盗横行、经济和各种社会事业走向衰败、民不聊生的境地,在此背景下,生活在当时的人们对这场革命评价不高自然在情理之中。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回顾革命十年、二十年后经历者和见证者的感受,对于革命及其作用的理解无疑会更加深刻。     

《恰同学少年》对问题叙事模式的新突破

问题叙事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优良传统。针对当代文学问题叙事的偏颇,《恰同学少年》剧做了较好的辩证处理。它既是一部反映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问题剧”,又是一部成功塑造了诸多红色偶像的艺术杰作,实现了对当代文艺问题叙事的新突破,具有较高的文学研究价值。     

民间视阈下抗战本相的还原与沉思——论季桂起长篇小说《长河谣》

新时期以来,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松动,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特别是后现代解构主义理论的引入,文化呈现出一种多元状态,历史也被"碎片"化。知识分子重新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历史,努力探寻历史的本相。抗战历史因为其特殊性,从未淡出知识分子的视野,始终是知识分子关注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近年来,民间抗战历史的真实情况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知识分子的关注,当代学者季桂起就是其中一位。他的长篇小说《长河谣》以全景式的架构、写实式的描绘、波澜式的叙事和历史性的诠释[1]生动再现了鲁西北平原的民间抗日战争生活图景,试图再现并还原被宏大历史叙事和主流意识形态所遮蔽的民间抗战历史本相,同时寄予了叙述者对战争、人性、儒家文化和民间伦理的深层思考。     

欧茨小说《中年》的叙事策略解读

欧茨的长篇小说《中年》巧妙运用各种叙事手段塑造了一个救赎者——亚当的形象,表现了作品的“精神救赎”主题：现代社会中年人如何摆脱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通过细致分析《中年》的平行结构、多视角叙述和自由直接引语等叙事特征可以揭示作品在表层叙述下的深层含义以及小说所蕴涵的主题意蕴。     

宏大叙事的消解——从《在路上》到《挪威的森林》

在20世纪,尤其是战后的世界文学中,传统的宏大叙事很大程度上不再受到赞美和宣扬,反而成为了被消解、被颠覆的对象。美国作品《在路上》和日本作品《挪威的森林》就是其代表。究其原因,这种现象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美日两国战后经济高速发展,同时政治变得保守,人们精神世界空虚,人情冷漠,信仰丧失,迷惘困惑,不再相信崇高,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两部作品应运而生。     

失落的希望——解读彭闪闪的长篇小说《转身》

作家彭闪闪在其长篇小说《转身》中,以一个新移居澳大利亚华人家庭的房产交易引发的官司为主线,描绘了一群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和情感历程.小说中的人物,或由于对异国的生活和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或由于以物质和欲望为主导的人生观,导致他们人生的希望以不同的方式失落.小说提醒人们在跨文化生活中,要努力了解和学习异国的日常经验和文化习...     

悲哀的推移——从《明天》、《祝福》谈鲁迅小说叙事的特点

鲁迅小说之所以感人,主要由于作者掌握"悲哀的推移"的原则,透过巧妙的组织布局,将小人物一生的悲欢集中浓缩于某个事件或某个象征之中,不仅让读者为之动容,更产生深刻的批判力量。细读《明天》和《祝福》这两篇小说可见,鲁迅始终聚焦在小人物莫大的悲哀上,从容而曲折地叙述人物内心在希望与幻灭之间不断起伏交错,悲哀之感推移变化终至于绝望。另外,从《明天》到《祝福》,亦可看出鲁迅小说创作由简趋繁的发展变化,鲁迅在《祝福》中将知识分子与小人物的题材综合组织起来,既刻画小人物的悲哀,也传达知识分子的困惑与无力感,更为全面而复杂地展现社会文化的困境。这变化显示了鲁迅小说从《吶喊》到《彷徨》的转变,呈现出鲁迅思想焦点转移的轨迹。     

《云中记》的思维方式和小说叙事特征探析

阿来创作的小说《云中记》,其思维方式不同于其他地震文学体裁的当代小说,具体体现在：多线索的篇章结构,带有民族特色的时空观、世界观,以及阿来自己的科学意识。在这些思维方式的引导下,《云中记》的叙事特征呈现出既有科学时空观的主导性,又有苯教时空观的分线索叙事效果。而从宗教信仰角度解释的小说主人公阿巴,其结局也相较其他的地震文学,更增添了人物的主体悲剧性。     

《创世纪》的叙事艺术——浅析《创世纪》中的公开型叙事者

《圣经》是基督教的宗教典籍,它本身也具有非凡的文学意义。在《圣经》众多的文学体裁中,叙事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对《圣经》第一章《创世纪》中的公开型叙事者进行了分析,从而揭示了它所取得的叙事艺术成就。     

见微而知著——论《左传》的叙事视角艺术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作品 ,被誉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考察《左传》全书 ,可以看出《左传》的叙事方式主要有三种 :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和纯客观叙事 ,这些叙事方法的运用对后世叙事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后退的方式前进——评鬼子的长篇小说《一根水做的绳子》

广西作家鬼子的长篇小说《一根水做的绳子》以另一种姿态呈现出新的话语。作家在小说中以优美流畅的文笔讲述了一段纯情的生死爱恋,表达了对人性和爱的意义的思考。这种思考在作品主题、叙事方式和意象使用方面有所表现,并以回到古典的方式实现了另一种前进。     

民族主义的“范本”——陈铨长篇小说《狂飙》解读

陈铨在抗战时期创作的长篇小说《狂飙》,以两对青年男女的恋爱纠葛为主线,穿插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表现了沐浴五四风雨的青年一代在国家民族危急关头从个人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化的过程.陈铨将自己的民族文学观的核心理念——“民族意识”深植到文本中,从人物设置到情节的推衍皆为此中心服务,可以说《狂飙》就是陈铨民族文学的范本.这种过强的功利主义,使文本不可避免地成为作者观念的传声筒.     

论小说《山楂树之恋》特殊的爱情叙事方式

艾米小说《山楂树之恋》在网络时代迅速窜红,甚至让无数名利场上的大腕人物为之潸然泪下,被称为"史上最干净的爱情"。它之所以能获此殊荣,是因为其在爱情叙事方式和审美特质上打破常规,实现了男女性别的角色反串、精神恋爱的高调礼赞、身体叙事的边缘淡化以及革命意义的反向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