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滑稽人物的讽谏艺术

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刻画了一群社会地位低下,但能言善辩、诙谐幽默的滑稽人物群像。这些滑稽人物常采用以隐喻显、欲擒故纵、优孟衣冠的方式,用微言婉语来进谏,表现出了非凡的讽谏才能。比喻、反语等修辞方法的运用大大增强了滑稽人物讽谏的说服力。     

论扬雄辞赋的讽谏意识表现与形成原因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的辞赋家，其赋作中表现出明显而强烈的讽谏意识。他在赋中开辟的多种讽谏手法，均服从于作者重视并自觉以讽谏为目的的创作思想。扬雄讽谏意识形成与其受汉代经学思想的影响，又恰值西汉王朝末世，以及他务实尚用的文学思想和沉静深思的性格特征都有关系。     

赋者古诗之流：《诗经》传统与汉赋的讽谏问题

通过对赋文学的特征的梳理以及对荀子、宋玉赋特点的讨论,足可证汉赋继承了<诗经>传统,并且汉赋的繁荣是汉代皇帝及汉赋作家自觉继承和发扬诗经传统的结果.     

"情性"与"讽谏":一个艰难的诗学选择--汉代诗学话语的文化阐释

以《乐记》、《毛诗大序》为代表的汉代诗学,其本体论与价值论之间既有着尖锐的矛盾,又有着内在统一性。这种话语建构方式,是由士人的现实处境和士人自身的主体精神所决定的。作者认为,在大一统政权形式下,汉代士人一方面表现出了对君主专制权力的惧服和维护,一方面则又暗暗融入一种君权制衡策略。这种制衡策略体现在诗学话语建构中,就是在非功利性、无目的性的“情性”说与具有十足的工具论和目的论意味的“讽谏”说之间,经学家们设立了“天”作为逻辑中介,从而将两种看似矛盾的诗学主张巧妙的粘接到了一起。     

诸侯式微与汉赋由讽谏向颂美的演变

汉代郡县制和封国制并行,汉初诸侯几同战国,文士奔走其间,楚王刘交及嗣子郢客、吴王刘濞、梁王刘武、淮南王刘安均以招纳文学之士驰名。汉代散体大赋形成的标志性作品《七发》创作于景帝时,作者枚乘有战国策士遗风,其渊源肇自楚辞的"讽谏"思想成为汉赋的重要特征之一。武帝时实行"推恩令"、盐铁专营、铸币权收归中央等改革,其执政后期,诸侯实力大损,殆同郡县。随着诸侯的式微,在皇权的笼罩下,文士殆同俳优,汉赋的"讽谏"思想也大为减弱,其文体向"颂"的方向发展。扬雄居西南僻隅,沿袭汉赋正统,其否定文学创作的观念正是赋学新思潮与旧观念冲突的结果。     

对汉赋讽谏意识弱化的再叩问

汉赋的讽谏意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逐渐增强。在武帝以前,文人们重在抒发怀才不遇之情,借以表达对国家用人制度的不满;武帝时期,以颂为讽;西汉后期,赋家使用推而隆之的手法,开始有针对性地劝谏,但是也没有表达出对社会政治的强烈批评;东汉前、中期的赋家,对社会的政治批评开始抬头,并为东汉后期猛烈的社会批判拓开了道路。因此,弱化讽谏,只是针对个别辞赋而言,它不能代表整个汉赋发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