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与实体在儒学语义中的诠释

"重实体轻程序"是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其背后则是功利主义的动机,而中国儒家文化推崇人文主义,反对功利主义,因此,我们需要对儒家经典重新解读,从儒家文化中寻觅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道路,真正实现法律资源的本土化。     

再论中国古代数学与儒学的关系——以六至七世纪学者对于礼数的不同注疏为例

本文通过分析贾公彦、孔颖达、甄鸾、李淳风等对于《仪礼·丧服》"去五分一以为带"的注疏、注释,揭示出诸家对于礼数的数理解释不尽相同。具体来说:一、贾、孔等遵循注疏儒家经典的做法,把数学知识作为儒经的一部分,他们对于礼数的理解是依据汉字结构,其算法实施不需要筹算;二、甄、李等则重新组织儒家经典以适应当时数学著作的体例,他们从数学的角度去理解礼数,其算法有一个筹算过程。从历史语境来看,这发生在甄鸾扩展数学应用范围,以及唐代政府注疏儒经和注释算经活动的背景下。本文认为我们需要拓展中国古代数学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数学与儒学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据《周礼》所载,周代九数是周礼的一部分;之后,九数发展为以《九章筭术》为代表的相对独立于儒学的数学体系;另一方面,至唐代,学者们通过注疏儒经也发展出相对独立的数学体系。因此,诸家对于礼数的不同注解反映出:儒经数学是儒学天然的一部分,算经数学则是相对独立于儒学的知识体系,尽管甄鸾、李淳风等通过《五经筭术》试图重建数学与儒学的紧密联系。     

浅谈汉代墓葬形制的变化

汉代的墓葬制度在我国古代墓葬制度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是因为它的数量巨大,更重要的原因是汉代是椁墓向室墓发展的转折点。本文梳理了从椁墓到室墓的发展脉络,然后分析了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之一就是汉代生死观的变化,其中儒学的兴盛起着重要的走用。     

儒学开始“以德治国”

学者建议将儒学用于干部培训。 2010年6月29日，北京大学宣布成立儒学研究院。该院由83岁的北大资深教授汤一介出任院长。汤一介表示，“应该在当前研究儒学，要研究发扬什么、抛弃什么、吸收什么，实现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武汉大学国学院长郭齐勇则建议将儒学思想用于干部培训。     

论儒学的人文理性及其当代价值

儒学既重人文,又尊理性,是高扬人文理性的哲学。儒学的这种品格是儒学思想长期发展的产物,它已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和社会生活中积淀下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正确看待这一传统,发掘儒学的这种文化内涵、道德伦理,必然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     

浅析中国传统建筑的礼制思想

文章以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的礼制思想作为基础,分析传统建筑中具有代表性的宗庙建筑、城市都邑和帝王陵寝三个例子,从建筑文化的视角来理解建筑与礼制思想的辩证关系。     

从主观文化类同到文化利用——科学之于基督教与科学之于儒学的共同特征

当科学作为外来文化与基督教和儒学分别相遇时，基督教和儒学的捍卫者采取的反应十分相似：无论是基督教父的“希腊哲学源自《旧约》”说还是中国儒士的“西学中源”说都是先让科学“认祖归宗”，这在客观上确立了科学在本已文化中的地位；基督教父的“婢女传统”和中国儒士的“中体西用”说则进一步限定了科学与本己文化之间的从属关系。从“希腊哲学源自《旧约》”说和“西学中源”说到“婢女传统”和“中体西用”说，反映了一个从主观文化类同到文化利用的文化交流过程。     

儒学对唐末五代北方民族将帅的影响

唐末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的战乱、动荡,打破了以前鲜明的民族畛域,汉人大量北逃,北方民族则乘乱内侵。这使汉文化如潮水一般涌入北方民族社会。其中,汉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对北方民族成员尤其是将帅、君主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儒学理念尤其是伦理观逐渐由浅入深地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打下了烙印,使他们逐渐摆脱了愚昧及原始性,而接受了儒学倡导的孝、忠、礼、信等伦理、政治观念,逐渐汉化。这对于民族融合的进一步深化无疑意义重大。     

与时俱进的契丹族杰出政治家－耶律楚材

本文通过对耶律楚材辅政二十年的记叙，说明政治家只有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唐代思想家与佛教僧人交往的原因 --读刘禹锡送僧诗

文章以个案分析,揭示了唐代思想家与佛教僧人交往的具体原因.刘禹锡与佛教僧人的交往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学习佛学方法,丰富发展儒家学说;二是在政治上失意时,事佛信佛,寻求精神寄托;三是与僧人特别是诗僧交往,多出于科学的求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