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与艺术--席勒"游戏冲动"说的合理内核、历史局限与文化意义

席勒富有创造性地提出“游戏冲动”说，将艺术判断与艺术创造视为沟通现实和理想，平衡感性和理性的桥梁和中介，从而使“游戏”与自由，与艺术具有了内在的相关意义和强烈的“超越性”追求。同时，席勒的“游戏冲动”说仍然受制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而与德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康德的美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对现实的“超越”往往以一种逃避乃至背向现实的精神慰藉为目的，带有精神“乌托邦”性质。因此，席勒的“游戏冲动”说又蕴涵着某种矛盾因子。就当代文化意义而言，游戏更接近于后现代的话语场，而有别于席勒以降的古典和现代主义美学理念和话语体系。     

席勒美学思想的矛盾及其意义

席勒美学始终表现着理想与现实、理论与行动之间的矛盾。他的美学思想中互相矛盾的两极，实际上是互相限定、互相补充的。作为精神自由而存在的审美活动，与对象是互相观照的关系，而不是欲学求的关系。只有将审美对象作为“活的形象”，人才可能是自由的。席勒美学的指向，是一个审美的社会的实现，而不是审美主体自我心性的愉悦的实现。席勒之后，西方美学发展中从现实退回到内心的理论是对席勒美学思想的误读。现代主义美学理论一味地向内心收缩，距离席勒的出发点越走越远。而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现代主义美学的修正，不过是又走到了席勒的终点。     

席勒的审美人类学

席勒的美学著作是对18世纪人类境况反思的结晶，也是发挥康德以人为目的的哲学和美学的成果，它的中心旨意是通过美和艺术使人成为完整的、自由的、真正的人。因此，它实际上就是从审美关系角度研究人的问题的“审美人类学”。席勒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审美人类学问题：美和艺术的人类学基础，美和艺术的人类学属性，美和艺术的人类学结构，美和艺术的人类学功能，美和艺术的人类学特征。     

游戏、自由与戏剧美--康德与席勒的喜剧观比较

从比较的角度，阐明康德与席勒喜剧观念的区别与联系。两位美学家都看到了喜剧与游戏、自由的内在关联，而具体的阐释和结论却迥然有别。康德注重笑作用于人的心理和生理机制的娱乐性功能，他所抽象出的笑的心理模式，揭示了审美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心理错位，同时也带有形式主义的倾向。席勒强调喜剧艺术通过独特的途径为人提供精神自由和完善人性的社会作用，将喜剧的任务确定为在人们心中产生和维护心灵的自由，并为此提出了可资借鉴的创作主张，同时他还揭示出喜剧性事物自身的矛盾及其与社会环境的矛盾。二者理论发现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们所构成的互补，更在于后者对前者的超越及其对后人的启示。     

刘熙载的文道观与王国维的非功利审美观

刘熙载是传统美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审美观是传统审美观在近代的延续,但没有从根本上冲破传统美学的理论框架.王国维作为刘熙载之后传统美学的真正变革者则在审美观、审美主体论等方面做出了革命性的突破.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王国维开放的治学心态和对西方美学观念(主要是康德、尼采、席勒)的大胆借鉴.     

和谐:席勒美育观的精神内核和思想指归

和谐,是源远流长的古老的美学范畴之一,有很强的生命力和表现力,在中西方美学中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谐为美,并没有在席勒美学中断裂,席勒在分析人性与美时主张人性的和谐、美的和谐,和谐是席勒美学的精神内核和思想指归。     

浅谈席勒的喜剧观和中国幽默喜剧创作

分析席勒的喜剧观，认为它主要强调主体从审美的高度上达到的对客体的超越性，并由此讨论中国现代话剧中的两个不同喜剧派别：讽刺喜剧与幽默喜剧的异同，重点探讨后者的创作特征。     

论席勒的审美游戏说

席勒的审美游戏说首先是以康德的先验论为基础，再对之进行了人性的还原；游戏冲击的关键是对外观的纯粹观照，从而也是对实在的离异。正由于这个原因，席勒所谓的审美世界才与整个社会的统一趣味相背离，从审美状态到道德状态只能是相互颠倒的幻想，审美王国也只能是幻影式的空中楼阁。     

谐趣:“感伤”式的美学关怀——论朱光潜《诗论》对席勒美学的借鉴

朱光潜在《诗论》中以中国诗歌为研究对象,论述了"谐"的独特艺术效果,创造性地借鉴了席勒美学中"游戏冲动"与《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的观点。席勒的游戏冲动理论背后有"审美王国"这一宏大的政治设想,朱光潜诗学中的文字游戏论则凸显了对诗歌文学性层面的关注;席勒的诗论是一种回归本心抗拒规范的理念,而朱光潜的"谐"突出道德伦理的诉求。朱光潜的"谐趣"说是一种植根于中国自身文化状况的儒家诗论,与他后期的精神实践论美学具有承接关系。     

席勒论悲剧和喜剧的人类学功能

作为一个以悲剧为主要创作体裁的世界大师级的戏剧家，席勒关于悲剧的理论无疑在西方戏剧理论史乃至世界戏剧理论史上是举足轻重的。他认为：悲剧是表现道德的目的性与自然的或道德的反目的性的冲突，通过痛苦使人获得道德快感的美学范畴，它是崇高，特别是道德崇高的集中表现，因此，悲剧的人类学功能就在于，通过激烈的目的性与反目的性的冲突使人的道德本性得到表现和高扬，从而使人性完全实现。席勒不仅专门论述了悲剧的人类学功能，而且把悲剧与喜剧进行了比较，并从这种比较之中悟出一个道理：从使人得到自由、使人性完整的人类学功能的角度来看，喜剧比悲剧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这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戏剧美学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