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共同体中人对自然有伦理关系吗？

生态伦理学的道德扩展的主张是不成立的，因为该主张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科学基础之上的。生态伦理学把人看成是自然共同体中的一个普通成员，因此认为人应当把只属于社会共同体中的道德扩展到整个自然共同体中，然而，事实是当把人作为自然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时，此时的人便仅仅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物种概念，遵从的也仅仅是自然规定性，因而不存在人对自然的伦理关系。因此，生态伦理学要坚持道德扩展的主张，就必须放弃人是自然共同体中普通一员这个前提基础。     

关于地理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

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应当与哲学分析保持紧密的联系，地理学在理论方面所表现出的进步的状况，是直接与它的学科基础问题被明确的程度高度相关的。文章就地理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地理学的时间和空间等基本问题进行了试探性的哲学讨论。     

生态学的科学图景——基于生态系统作为概念母体的多样性理论

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研究主题的分裂是导致其至今不能成为一门成熟科学和没有发展出一般理论的根本原因，消除这一障碍则构成了生态学走向成熟的逻辑起点。生态学究竟是以种群和群落还是以生态系统作为其研究主题，本质上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事实上，只有生态系统是与生态学的研究主题唯一相对应的实体存在形式，因此，基于生态系统建构一个统一的生态学的理论框架是可行的：首先基于生态系统作为生态学的理论框架的概念母体，可以实现一般意义上的生态学的概念分类体系的建构，它由纵向和水平两个分类体系构成；进而通过生态系统水平上的科学抽象，可以得到一个建立在生态系统间的不可归并性基础上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理论形式，即多样性理论。     

论人类遵循自然的三种方式

人是一个自我决定的文化存在物,因此,我们只能在这个意义上遵循自然,但是,由于我们在自身的进化中所表现出的不成熟性,因而我们对自然的遵循也同样表现为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变化过程．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我们便有了三种不同性质的遵循自然的方式：动物式的遵循、科学意义上的遵循和道德意义上的遵循．这三种遵循的方式是我们在自身进化的不同时期对待自然的态度的反映。     

从认知到行动:生态学与生态哲学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现代环境运动的兴起促使生态学、生态学哲学和生态哲学形成了从认知到行动的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三者分别在其中承担着各自独特的学科任务。然而,在这个逻辑链条中明显地存在一些严重问题,它们对这个逻辑链条的运行构成了阻碍。这些障碍就存在于生态学和生态哲学中。生态学中的最大问题在于生态学是否是一门成熟科学的争论,具体表现为传统意义的生态学与"新生态学"以及生态学能否或应当满足何种意义上的科学评价标准的争论。生态哲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科定位不清以及疏离科学、甚至反理性和反科学的激进环境主义倾向。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审慎对待和解决的问题。     

多样性:美学地理学的客观基础

地表事物的多样性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而且有同样重要的美学意义和价值，地表事物的美不存在于任何个别的事物之中，它只存在于事物多样性之中，地表事物的多样性是美学地理学得以成立的客观基础，也是人类审美活动得以开展的自然源泉，深入发掘和阐明地表事物的美学意义和价值，是地理学家的一项十分重要和持久的任务。     

我们在何种意义上遵循自然?

我们在何种意义上遵循自然是生态伦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以“自然”概念作为逻辑起点的研究所给出的一个结论是,在人为的意义上,人无论如何都无法遵循自然。但是,如果我们把逻辑的起点由“自然”转换为“人”时,我们就会发现,正是在人为的意义上才存在一个遵循自然的问题。以“自然”概念作为逻辑起点的讨论,显然忽视了人作为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及意义,因为,人本质上是一个自我决定的文化存在物,人就只能以这种方式遵循自然。由此,也就使这种意义上的遵循内在地具有了一个普遍的伦理向度。     

多样性的再发现:从技术社会到生态社会

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最终要求我们放弃"技术社会"的发展模式,走向以尊重、保持和发展多样性为基础的"生态社会".技术社会的出现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生态社会的出现则是人类主体选择的结果.从技术社会向生态社会的转换,将标志着人的文化进化的一种成熟以及理性的完善.     

地理学的终极关怀与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

地理学的终极关怀本质上是一个人文关怀，从地理学的角度看，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事实上就是人作为类存在物在地球表面这个空间系统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正是由于地理学的独特的研究对象使其在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具有独特的价值，这不仅可使可持续发展问题被包含在地理学的终极关怀之中，而且也将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地理学的科学图景。     

环境哲学的实质:当代哲学的"人类学转向"

当代哲学中出现的环境哲学,对于整个哲学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的出现反映出来的是哲学上的一种最普遍和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指示了哲学在整体上的一种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新的使命。文章认为当代哲学的“环境转向”,其实质就是哲学的“人类学转向”,或者说,它是哲学走向“人类学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先兆和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