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开放竞争中企业战略合作动因的短期分析

为显示企业进行战略合作的动因，在短期假设和有限开放竞争市场条件下，应用军备竞赛模型和与之对应的军事同盟模型对企业单纯竞争与战略合作两种战略行为的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分析说明，当两企业进行战略合作时，其在稳态下的市场份额均高于其在单纯竞争时稳态下的市场份额，即战略合作不仅可以使原来作为竞争对手的两企业实现“共生”，而又还可以“共荣”，从而证明合作可以带来正面的效益。所以，企业进行战略合作的动因来源于合作的效益。     

引导基金模式下的政府补偿及其激励效应

在激励理论的分析框架下研究了亏损补偿、收益补偿和政府收益固定三种补偿方式对创业投资规模和效率的影响. 主要结论包括: 亏损补偿会削弱创业投资家努力投入的激励, 从而既不利于提高创业投资效率, 也不利于扩大创业投资规模; 而收益补偿和政府收益固定补偿具有相同的激励特征, 它们可以在促进创业投资合作关系形成的同时兼具扩大创业投资规模和提高创业投资效率的功能. 并且当政府对创业投资家的激励成本相同时, 收益补偿方式对私人投资者的吸引力更强. 同时, 由于可能破坏创业投资家和私人投资者的有限责任保护, 政府收益固定补偿方式的可实施性得不到保证.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中公共资本对私人资本的补偿机制

通过求解私人资本投资于创业投资基金的最优投资策略,对公共资本对私人资本的四种补偿机制的激励强度进行了比较.主要结论包括:只有当创业投资基金的期望收益/风险特征不足以吸引足够的私人资本投入时,公共资本对私人资本的补偿才是必然的;承诺对私人资本的亏损进行补偿可以激励更多的私人资本投入,但承诺对私人资本的收益进行补偿则极易产生相反的效果;让私人资本独自承担创业投资基金的亏损和收益会减少其对基金的投入;当预期激励成本相同时,若创业投资基金的预期风险较高(低),则亏损补偿机制的激励强度要高(低)于亏损保底.     

不确定条件下最优投资时机和最优投资规模决策

运用实物期权理论, 通过求解不变产出和可变产出条件下企业最优投资时机和最优投资规模的解析表达式, 比较研究了两种不同条件下同时选择最优投资时机和最优投资规模的决策问题. 研究表明, 不确定性增大了企业的等待价值, 企业将推迟投资, 增大投资规模; 最优投资规模仅与预期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相关, 与反映市场需求的某一个实现值的大小无关; 可变产出条件下, 企业具有更大的投资临界值和更大的投资规模. 不确定性降低了企业产能利用率, 导致了过度投资的存在; 同时, 在可变产出条件下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更低.     

连带责任、财政补贴与农村小额团体贷款

运用机制设计理论,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设计了团体贷款防合谋契约, 研究了政府补贴小额信贷机构和农户对团体贷款防合谋契约的影响. 研究表明: 小额信贷机构为规避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设计团体贷款防合谋契约, 基于该契约, 高效率团队中的农户可获得一定信息租金, 而其它借款团队中的农户仅获得保留效用; 当小额信贷机构在部分村庄的期望收益小于0时, 政府应补贴小额信贷机构以激励其提供团体贷款契约, 补贴额至少需使其获得正的期望收益; 政府为防止农户策略性违约需给予农户财政补贴, 补贴额为还款额超过项目成功收益的部分.     

机构和潜在投资者行为对IPO抑价影响

运用行为金融理论和博弈论,研究了机构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同、异质预期对IPO抑价的影响,并针对有意和无意抑价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当机构投资者和发行人以期望效用最大化为目标时,产生有意抑价的激励;当机构投资者对新股价值评估小于潜在投资者时,产生无意抑价,此时,IPO抑价高于其同质时的IPO抑价;当机构投资者对新股价值评估大于潜在投资者时,可导致IPO抑价为负.因此,消除机构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异质预期,不但降低IPO高抑价,还能防止市场错误定价,从而提高IPO定价效率.     

基于纳什谈判的供应商-销售商联合促销线性合约设计

在供应链联合促销中, 双边道德风险的存在使得供应商和销售商双方都有强烈的"搭便车"激励, 而合理的利益分配对促进合作双方积极投入具有重要作用. 运用纳什谈判解, 构造了供应链联合促销的相互激励模型, 并考察了最优线性合约的存在性. 研究表明: 在合作能产生净剩余的条件下, 存在最优的批发价格使渠道收益达到极大; 尽管谈判能力对最优批发价格没有影响, 但合作收益在双方之间的分配却依赖于各自具有的谈判能力. 研究指出: 各方分得的合作剩余与自身的谈判能力成正比, 与对方的谈判能力成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