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居文化变迁中的“虚无”与“实在”——以丽江古城客栈为例

运用乔治·里茨尔的"实在"与"虚无"理论,以田野调查为基础解析丽江大研古城民居客栈的发展,以透视丽江古城民居文化在旅游发展背景下的变迁。从"虚无地点""虚无人""虚无产品"和"虚无服务"这四个维度分析民居客栈的演化,并从旅游发展的角度解释目的地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     

旅游人类学在中国

旅游业急速发展的现实充当了中国旅游人类学发展最强大的推动力,旅游人类学在国外四十多年的成长也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借鉴。中国旅游人类学在这双重合力的推动下,学术活动频繁、专业刊物搭建平台、基金资助力度加大、学科建设初见成效。在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旅游真实性理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等领域的研究进展显著。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既需要深入发掘人类学本身的理论和方法优势,也还要扎根中国现实。     

珠江三角洲外来企业中的族群与族群关系(下)——以深圳中成文具厂为例

从衡量族群关系的文化、社会交往或基层组织的相互进入、通婚、族群认同、偏见、歧视、资源与权利分析等 7个变量解析了中成文具厂的族群关系及族群关系的主要特征 ,并通过一个典型个案进一步揭示其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     

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研究:阳朔遇龙河案例

景区和社区紧密相连的遇龙河景区处于旅游发展初期,其社区参与前期为自发参与,后期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展的。社区参与迅速发展,多元主体大量介入,政府的管理和规范面临很多困难。由于政府政策实施不到位、对企业管理不善等原因,也使无序的社区参与不能及时遏止。     

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研究——以西双版纳傣族园为例

社区居民是旅游开发的主人 ,是旅游资源的一部分 ,也是最终受益人。因此 ,社区参与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也是社区发展的有效途径。景区和社区一体化的傣族园景区的社区参与比较广泛 ,主要体现为开傣楼、经营傣家乐和成为公司员工三种形式。这种国有企业主导下的社区参与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性等而存在着许多难以协调的利益关系     

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研究——阳朔世外桃源案例

空间上保持距离的世外桃源景区和社区,随着旅游发展的推进,景区和社区的利益关系愈来愈密切。开发之初政府和企业对社区参与重视不够,当社区居民的参与欲望、参与能力逐步成长起来之后,社区参与就成为旅游开发的主导者们所必须面对的问题。社区本身并不是一个整合得很好的利益主体,其利益要求多元分化,处理好与社区的关系将是企业和政府要应对的持久挑战。     

珠江三角洲外来企业中的族群与族群关系(上)——以深圳中成文具厂为例

珠江三角洲外来企业中的族群成分是多元的。在内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各类专业人才流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背景下 ,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对深圳中成文具厂进行个案研究考察 ,分析了该厂的族群构成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族群的认同特征     

华南社区研究的人类学方法论

华南社区研究的人类学方法论●孙九霞／著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５日在中山大学的小礼堂会议室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是由广州市社科联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合办的。会议的主要发起者是广州市社科联的郭凡秘书长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周大鸣副教授。这是这...     

社区参与旅游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正效应

从传统文化保护的视角,解读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对民族发展的积极效应。旅游的适度开发与有效控制,可以削弱旅游的消极影响,扩大积极影响,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社区参与可以强化社区居民的自我意识,增强社区认同感,促进传统文化的延续。研究者应该避免夸大旅游对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避免把自身的价值取向强加在研究对象身上。     

旅游减贫背景下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地治理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以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发展为案例，将旅游减贫视为一种治理途径，分析并回溯遗产地3种旅游减贫计划实施的机制与过程，力图呈现并比较旅游减贫带来的乡村遗产地治理效应。研究表明:第一，旅游减贫是遗产地治理的一种形式，是在治理主体、治理技术、社会响应以及治理过程中生产出并由话语、知识等构成的动态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权力主体之间形成了稳固的结构，多元主体在遗产地治理过程中呈现出双向互动的状态。第二，遗产地治理按照主体的治理理性和遗产旅游产业角色的不同，可分为工具型、对象型和共轭型。第三，遗产地治理呈现文化权力“再中心化”的趋势，政府在场和第三方监督是保证权威治理体系下遗产地治理效能的核心。结合“世界遗产文化”与乡土文化，使用遗产地能够接受的治理技术，能够更好地发挥文化治理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