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侧全球碳排放强度的度量及分解

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提出了需求侧的全球完全碳排放强度度量方法,建立了经济体维度和最终需求类型维度变化的贡献率分解模型,以及包含碳排放系数、中间投入技术结构、增加值系数和最终需求4类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模型,分析了1998-2007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和代表性国家的碳排放强度变化.结果表明:全球完全碳排放重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完全增加值重心在发达国家,完全碳排放强度下降主要贡献仍来自欧盟和北美自贸区.各国消费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均小于出口和投资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并带动了整体完全碳排放强度的下降。碳排放系数仍是促进需求侧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导因素,其他3类因素对不同国别不同类型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影响效果不一,其中在出口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中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国别差异.     

国外最终需求对我国碳排放的诱发效应:基于中间品贸易渠道的考察

考虑到中间品贸易带来的复杂国际分工特征,本文构建全球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考察了1996-2009年各国最终需求通过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对我国碳排放的诱发量和诱发系数,并对整体诱发量变化区分生产端和需求端的五类影响因素变动进行了分时段分国别的结构分解分析.研究发现:国外最终需求通过中间品贸易渠道而间接诱发的中国碳排放越来越大,且欧美和东亚国家最终需求有不同特征的诱发效应.期间,可反映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中间品贸易隐含碳的经济技术效应和国外最终需求结构效应是整个诱发量变动的最大推手.分国别看欧盟和美国的贡献最大,分阶段看入世后各效应变化更为显著.     

金融业“营改增”福利效应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金融业“营改增”是我国当前税制改革中的重要一环. 本文在测算其增值税税负临界点为6.94%的基础上,应用中国动态CGE模型,模拟分析在5%和6%两种增值税税率情景下的福利经济效应,结果显示：“减税”效应对金融业的发展带来了正面影响,加快了资本积累速度,推动了长期的经济增长以及居民福利水平;税收方面,虽然降低我国间接税总收入,但增加了关税、消费税、直接税等税收收入,显现一定的“拉弗效应”;结构层面,促进了要素资源向第三产业集中,积极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