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分布演变与扩展因素的相关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利用分形理论，测算出湖北省城市规模分布的分维值，其分维值表明湖北省城市规模趋于均衡分布，但不同地域城市规模分布的均衡程度和演变进程是不一致的．在分析文献的基础上，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得出：湖北省城市规模演变的垂直与水平扩展的主要原因是内外投资水平和城市发展政策两大要素，其中城市发展政策要素对城市规模分布影响更为突出．     

武汉市人口的空间变动与郊区化研究

利用近32年的人口统计资料，对武汉市的人口空间变化和郊区化进程分三个时段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三个时段内武汉市的人口空间变动和郊区化存在着显差别，具体为：（1）从13个区的人口空间增长速度看，在三个时段内各区的人口平均增长速度差异很大；（2）从中心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的地域角度看，人口空间变动有着“中间大，两头较小”、“中间小，两头大”和“中间大，两头也较大”的演变规律；（3）从郊区化历程看，武汉市真正意义的“郊区化”并不明显，但由于过去工业化的引发作用，武汉市的近郊化已经有了一定程度。同时存在较强的人口空间向心聚集力量，导致了武汉市的城市发展有着很大的特殊性，在此分析的基础上，还剖析了武汉市近32年来人口空间变动与郊区化的主要原因；最后，根据武汉市城市规划纲要思想并结合部分发达城市郊区化特征，对武汉市今后5－8年的人口空间变动和郊区化进行了预测。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减贫效应分析

消除贫困是长江经济带面临的主要任务,而城镇化是否有助于减贫关系到政策走向.该文利用长江经济带2000年～2016年面板数据,运用GS2SLS方法对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减贫效应进行实证考察.研究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贫困问题具有空间外溢性,长江下游地区表现为正空间外溢性,而中上游地区表现为负空间外溢性;城镇化与贫困问题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而分区域检验后这一关系更为显著;长江经济带现阶段仅有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湖北省跨越了“倒U”型曲线拐点值,表明贫困问题的解决并非城镇化的必然结果而是其阶段性表现;基础设施效应是城镇化影响贫困问题的主要途径.     

生态安全约束下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动态演变及关联特征分析——以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例

基于景观生态安全理论和引力模型,探讨生态安全约束下的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动态演变及关联特征,不仅能为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优化提供新视角,而且可为促进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以环鄱阳湖城市群为研究区,将景观结构安全指数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相结合来构建生态安全指数,并引入到改进的引力模型中,对研究区空间网络结构动态演变及关联特征进行定量测度与分析.结果表明：1) 2005年-2015年环鄱阳湖城市群整体生态安全度有所降低,部分区域经历了由高生态安全度向低生态安全度的转化,生态风险提升;2) 在不考虑生态安全约束情形下,整个研究期间南昌市区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核心-边缘”结构明显,城市空间网络结构变化呈松散趋势.在生态安全约束下,研究区多中心网络结构特征逐渐凸显,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发育程度逐步走向成熟,向协同方向优化;3) 在不考虑生态安全约束情形下,多数城市关联强度低且处于稳定的均质状态,形成以南昌市区为首位关联城市的单核心特征.在生态安全约束下,城市群空间网络关联整体呈现异速非均衡特征,并形成以南昌市区、九江市区、抚州市区和景德镇市区为首位关联城市的多中心发展模式.可见,结合生态安全指数的引力模型能有效测度生态安全约束下的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动态演变及关联特征,可为环鄱阳湖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湖北省城市化水平影响因素探讨

把湖北省近15年的城市化发展分为两个时期，从人口、社会经济、地理环境等角度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对城市化水平作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湖北省城市化水平总体上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但不同时段影响城市化水平的主要因素是不同的，在1994年以前9年内，工业化是影响城市化水平的主要因素；在1995年后，第三产业和乡镇工业化对城市化水平影响显。     

湖北省城市规模分布及其扩展分析

利用分形理论，测算出湖北城市规模分布的分维数，其分维值表明湖北省城市规模趋于均分布，但不同地域城市规模分布的均匀程度和演变进程是不一致的，在献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得出了湖北省城市规模演变的垂直与水平扩展的主要原因是内外投资水平和城市发展政策两大要素，特别是城市发展政策要素对城市规模分布影响是突出的。     

武汉市主城区湖泊发展的历史演变、问题及保护建议

武汉市江河纵横，湖泊众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分析武汉市湖泊(特别是武汉市主城区湖泊)的历史演变发展中存在的关键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武汉市主城区湖泊的保护对策及其发展建议，以期对类似城市的湖泊水系的保护工作有所借鉴．     

福建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对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子的敏感性分析

应用谢高地等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分析了1995—2005年福建省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所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对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总人口数、GDP和城市化水平3个驱动因子之间的敏感性。研究结果表明：①1995年以来福建省耕地、林地、草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显著减少,而园地、建设用地、水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明显增加,由于前者大于后者,因而导致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不断降低;②福建省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变化对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展3个因素均缺乏敏感性,但相对来说其对人口增长最为敏感,其次为城市扩展,而对经济发展的敏感性最弱;11a来其对总人口、GDP、城市化水平的敏感性程度分别增加了24．45倍、39．67倍和23．67倍。③建设用地和园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对人口增长具有敏感性,而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对城市化水平和GDP的变化均缺乏敏感性,且它们对总人口的敏感性系数要远大于它们对城市化水平和GDP的敏感性系数。表6,参22．     

基于SD 的江苏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情景分析

根据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内涵,在ISM和SD方法的支持下,建立了江苏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动力学模型,并选取五种典型的耦合发展模式进行情景模拟.分析表明:①在不同的模式下,该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结果和情景存在较大差异,五种耦合发展模式都有其显著的比较优势,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发展缺陷;②根据该省的发展特点和区域发展差异并结合城市化发展一般规律,分阶段和分地域的推进人口城市化发展模式和社会城市化发展模式,可以实现该省人口、经济、城市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目的.     

我国经济发展中基于产业结构因素的计量分析

利用各经济部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模型,在参数估计过程中发现了各次产业产出弹性的递归性质,基于这种具体属性需要将模型转化为状态空间形式,动态度量各次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趋势。继而检验了各次产业产出弹性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并使用Granger影响关系模型对经济总量和各次产业波动之间的关系加以诊断。发现第二产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并对第一、第三产业具有显著带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