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工程”“985工程”终结的障碍与治理路径

政策终结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重要环节,但在实际的操作中,一项公共政策的终结却存在诸多阻碍因素。以"211工程""985工程"为例,分析其难以终结的现状,剖析政策本身的惯性、利益团体的阻碍、社会舆论的压力、终结成本支付等核心因素,提出预先政策宣传、保留合理成分、新旧政策同步、做好政策评估、寻求利益平衡、选择有利时机等治理路径,以推动政策终结顺利实现。     

农村耕地撂荒问题调查分析

基于甘肃省农村耕地撂荒问题,采用问卷调查及走访的方式对白银市头寨镇等4个市31个乡(镇)的400个农户耕地撂荒问题进行调查分析。调查发现: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下降、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是造成耕地撂荒问题主要因素,另外,村干部指导以及耕地人为破坏也影响了耕地的有效使用。为解决农村耕地撂荒问题,需要加强村干部的领导作用和对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确保合理利用耕地,依法强化监管,彻底消除农村耕地撂荒现象。     

政策对发电企业能源决策的影响及最优化模型

论文考虑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和传统化石燃料发电企业组成的电力供应市场,分析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政策、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投入补贴政策、不可再生能源碳排放价格政策的影响,建立了两类电力企业以自身利润最大为目标的决策模型,给出了最优解的表达形式.论文结合我国生物质能源政策,分析得出:提高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投入补贴率是刺激企业增加技术研发投入的有效措施;为优化我国能源结构同时增加社会总发电量,不能将碳排放价格制定过高,而应重点降低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最后,论文引入由消费者剩余、电力部门总收入、补贴或者税收收入转移、环境损害组成的社会福利函数模型,构建了基于社会福利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决策模型,得出我国应加大生物质能源研发投入补贴率、提高碳排放价格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论文的研究工作和得到的结论对相关部门制定有效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新阳光政策”的韩国路径分析

朝核问题一直是东北亚地区围绕的中心点,由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制定、实施及朝鲜对外反馈来看,韩朝关系发展的核心问题仍悬而未决。以地缘政治学为理论框架,通过对影响文在寅政府对朝决策以及政策实施的相关因素进行剖析后可见,文在寅政府对朝"新阳光政策"以坚固的美韩同盟为基础,以对朝制裁施压与对话"双轨"战略为主基调,其政策目标是以和平方式推动韩朝对话并引向美朝对话,最终实现韩朝关系的正常化及半岛无核化并建立永久和平机制,从而保障自身安全及美国战略利益。然而,半岛问题和平解决虽出现契机,但距离突破核心问题尚远,根源在于半岛的"安全阀"并非掌握在韩国手中,"钥匙"分别掌于美朝之手,显然朝核问题的解决并不会始终被韩国主导,而美朝关系围绕着朝核等问题的解决路径坎坷曲折,双方一直处于零和博弈的状态及冷战式思维,核心利益有所冲突且调和困难。此外,要处理好半岛问题除了韩美朝三方协调谈判外,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协调必不可少,更需保持对半岛利益攸关方的克制与管控。     

公众参与科技决策探析

公众参与科技决策有利于提升科技决策的正当性,强化科技政策的公共性,防范科技发展的风险性。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科技决策仍然存在制度保障缺乏、组织化程度低、参与能力薄弱和参与途径较少等问题。推进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要多维并举,一是转变决策模式,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科技决策模式;二是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法律法规;三是依托社会组织,促进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组织化;四是开展教育培训,提高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能力;五是借鉴国外经验,拓展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途径。     

我国绿色建筑的发展——以临泽县七彩宾馆绿色建筑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发展绿色建筑成为了我国向绿色环保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采用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七彩宾馆绿色建筑实例,浅析了当前绿色建筑在我国的发展。     

美国印第安人语言政策演变及其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启示

美国印第安人语言政策经历了从同化到多元的反复过程,印第安语在同化政策作用下日趋衰亡。为了挽救印第安语,美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许多政策。美国印第安人语言政策的制定、修改和完善对我国制定语言政策、开展外语教育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主要发达国家第三代创新政策实践与启示

随着新业态、新模式与互联网+时代的全面来临,创新范式发生了新一轮革新——第三代创新政策孕育而生。美国、欧盟、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在践行第三代创新政策上抢先一步,并各自形成了政策实践特点。本文系统性梳理了若干发达国家的第三代创新政策实践典型案例,以期对我国“十三五”科技规划部署、新一轮的创新政策制定以及区域创新体系顶层设计有所启发。     

对当前中美中日关系的思考

<正>中日美各自的国内激情动能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中都存在的紧张、对立和对抗,不仅给有关各方带来安全上的两难,而且充满了克劳塞维茨式的暴力逻辑。总的来看,这些紧张、对立和对抗中越来越注入了各自国内的激情动能,同时也注入了各自的战略动机。就中国而言,这种国内激情动能来自国家领导层、军队和海洋部门、媒体、人们心中的"积极战略"意识和有关公共教育的效应等许多方面。其背后是我国急剧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有民众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