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问题的思考

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目的是要改变单一的国有股权结构,提高资本充足率,完善银行的治理结构,并提出要创造一定的有利条件来吸引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投资热情,提高国有银行的综合实力。     

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战略科学家的成长轨迹及机制——以应用光学专家王大珩为例

 运用生命历程理论，以光学专家王大珩为对象，研究中国战略科学家的成长轨迹与机制。研究认为，战略科学家的成长是一个长期过程，受制于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个人能动性、时机、重要他人等因素的影响，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是战略科学家成长的基本条件；个人的能动性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个人与社会环境、生命中的重要他人以及重要时机的互动为科学家成长提供机遇和发展支持。     

基于战略认知的初级矿产品：概念、属性与经济关系

 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管理实际和学理认知出发，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初级矿产品的理解，形成了基于重大战略认知下初级矿产品的定义与范围界定，提出了初级矿产品的概念，并从生产和消费环节对初级矿产品进行分类，同时以铁矿石、铁精矿、原油等为例，对初级矿产品、中游矿产品和下游矿产品在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区别和关键节点进行识别。提出了新时期要求下初级矿产品的经济关系。     

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研究综述：现实发展和理论演进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现实发展阶段和理论演进过程两个方面评述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主要研究进展，并基于研究现状和研究不足，提出了未来的研究展望。     

借助中国科学院ARP 管理系统，提升先导科技专项管理水平

本文介绍了ARP 管理系统在中国科学院战略先导性项目管理中的应用。该管理方式在项目信息的收集、分层展示和实时监控等方面具有优越性，从而可以为管理部门提供详细的项目管理信息。借助ARP 管理系统，可提升战略先导项目的管理水平。 该系统对项目研究成果信息的收集方面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基于ISM的PPP模式污水处理项目监管影响因素研究——以南充市嘉陵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项目为例

近几年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在污水处理项目中的应用愈发广泛,监管此类PPP项目成为了其推广过程中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为探究影响PPP模式下污水处理项目的监管问题的系统化因素,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及案例调研提炼了影响此类项目监管问题的10个主要影响因素,并采用解释结构模型(ISM)的建模方法,构建了PPP模式下污水处理项目监管影响因素的层次结构模型,并对该模型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与分析,指出政企双方合同约定不完备,监管内容不清晰;缺乏多方参与的监管体系;法律法规框架体系不完善是影响PPP模式下污水处理项目监管问题的根本因素,为系统化解决PPP模式下污水处理项目的监管问题提供理论依据,使PPP模式下污水处理项目得到更有效监管。     

PPP模式下我国智慧城市项目实施现状与策略研究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广为采用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式。智慧城市依附于传统城市要素,借助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提供智慧产品和服务,是PPP模式推广运用的新领域。在当前政府部门追求PPP项目落地、私营企业积极参与PPP项目的背景下,本文结合财政部智慧城市PPP示范项目实例,从参与主体、建设内容与合作模式等方面对其实施现状进行分析,并就智慧城市PPP项目实施过程的关键问题提出策略建议。本研究从智慧城市PPP示范项目中探讨具体运作方式,以期可以发挥示范项目的引领作用,为我国智慧城市PPP项目提供实践参考。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项目管理研究——以“未来先进核裂变能-ADS 嬗变系统”专项为例

"未来先进核裂变能-ADS嬗变系统"是中国科学院首批启动的A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之一,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和先导性。先导专项涉及的系统多,难度大,挑战难度空前,不可预见的问题非常多,需跨单位合作完成。先导专项的特点决定了其管理工作具有较大的难度,做好先导专项管理工作需以进度管理、技术协调、经费管理工作为重点,信息宣传、合作交流等多方面协同工作。     

光被四表 泽及千秋——战略科学家李四光

 回顾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史，概述了李四光作为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为新中国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分别分析了他身上所体现出的“科学家”“科技帅才”与“战略家”的战略科学家特征，为发掘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提供启示与借鉴。     

战略科学家培育之我见

 厘清了科技发展战略的概念内涵，从重大科技任务目标生成和实现的角度，阐述战略科学家的任务和使命，由此分析了战略科学家必须具备的科学属性、战略属性以及人格特质。强调在特定历史发展时期，科技举国体制是战略科学家用武之地，且战略科学家是国家科技及其人才安全网链的关键少数。分析了战略科学家与科技领导者、专业领军人才的差别，指出培育战略科学家不同于培养科技领导者：“育”“养”之别在于国家要提供一个传统科学家向战略科学家转变的好环境。与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工程应用领域不同，在纯基础研究领域有重大科学贡献的大科学家就是真正的战略科学家。基于上述内涵的理解和观念升华，界定细分了战略科学家的类型，相应提出了在中国现阶段如何培育战略科学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