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

基于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调查数据,文章构建多维指标体系来测算和分析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以为城市群市民化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研究表明：(1)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总体较低,而一线城市流动人口的综合市民化水平高于二线城市。在经济维度和身份维度,一线城市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高于二线城市;在家庭维度和社会维度,二线城市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高于一线城市。(2)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受多重因素共同影响,出生在1980年后、受过高等教育、来自广东省内、已婚的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高于相应对照组;男性的经济市民化水平高于女性,但家庭市民化水平低于女性;外出时间越长,流动人口的身份市民化水平越高,但社会、家庭市民化水平越低;拥有耕地和宅基地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相对较低。     

山东省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成本测算研究

循序渐进推进农村剩余人口市民化是推进"以民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不可避免的重要部分.把山东省作为研究范围,用分类加总法测算市民化过程中所需的公共成本,选取城镇就业岗位设置成本、基建投入成本、随迁子女教育成本、环保成本、社保成本、公共基本管理费用成本作为测算指标,得出山东省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成本为20. 47万元/人,以此数据为基础提出促进山东省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失地农民市民化程度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

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的进一步加快，失地农民的规模在逐年快速递增，失地农民问题已经成为了事关稳定的大问题。失地农民市民化是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最重要的途径，但是如何客观评价失地农民市民化程度是个急需解决的难题。文章通过抽样调查和专家访谈等方式确定影响失地农民市民化程度的因素并作为具体测评指标，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文化素质、社会保障、民主权利及社会态度等方面构建一个比较全面的测评指标体系，并对具体测评方法进行了选择。     

广东新型城镇化的成本测算及金融支持*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概念,表明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重点内容。认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涵是农民工市民化和农村征地补偿改革,从这两个方面提出测算实现新型城镇化成本的方法。在此基础上,选取东莞、佛山、中山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并测算广东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成本,结果显示,若广东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按10年完成,不考虑经济增长和其他因素,那么每年的财政支出约需要按4.8%的速度增加。     

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实践的观察与思考

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是近期国务院狠抓落实的一项重要工作.自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公布实施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分工方案和今后两年的工作重点,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笔者基于对近期各级政府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实践的观察,概述其主要进展,分析当前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1新型城镇化的主要进展     

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状、挑战与对策——基于农业转移人口流动特征视角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本文通过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状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工资水平、工作条件和社会保障水平等就业方面的市民化水平较低。推进市民化进程面临成本、能力和城市融入方面的障碍,因此应该加快推进就地市民化进程,提高农业转移人口教育和职业培训投入,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进程,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     

新型城镇化下农民市民化的困境与路径选择——以孝感市为例

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人的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有效促进农民市民化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是实现现代化的有力保障,是改善农村现状的必由之路。近几年来,孝感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但城镇化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农民市民化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推进孝感农民市民化进程,必须从合理引导农民就近城镇化,对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解决进城农民户籍、子女教育及老人赡养问题,以及建立公益性农民工维权机制等方面着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社会有强烈的主观诉求，但是其自身的缺陷与现行的制度壁垒阻碍了其市民化的进程。该群体市民化进程缓慢，将对推进现代化进程、构建和谐社会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等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在更新观念、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强教育培训等方面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实现其安居乐业和心理融入的最终目标。     

全球化背景下都市民俗研究对象变迁论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都市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它由原来静态的、平面的市民研究转向“农民-居民-市民”的动态研究，也就是对市民化的全方位考察。其研究对象的变迁具有深厚的现实根基和理论基础。     

基于政府财政支出视角的农民工市民化实证分析

运用VAR脉冲响应函数,实证考量1992—2013年政府财政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动态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城镇固定资产给农民工市民化带来双向冲击,且冲击的正向效应较为显著。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作用逐步减弱。科教文卫支出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较大影响力,短期对农民工市民化有负向冲击效应,但长期看效果显著,正向冲击效应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我国的财政分权度对市民化虽然存在正向冲击,但正向作用并不显著。政府只有明确自身承担的责任,建立财政保障机制和推进制度改革,才能解决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