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民国日报》作家群体的小说改良策略——从《九尾龟》论争说起

文学革命拉开序幕的1917年,上海《民国日报》与《神州日报》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小说《九尾龟》的"隔空笔战",论争双方是民国报人成舍我与《九尾龟》的作者张春帆,论争背后是"小说与社会关系"这一"新小说"核心理论的再次思考与强化,既反映出《民国日报》小说家对清末民初小说发展的回望与反思,也引起了之后《民国日报》小说家对小说改良的讨论与规划,他们的小说改良方略包括现实层面的若干具体操作,也曾寄希望于附设在教育部内的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民国日报》小说家成舍我、叶楚伧、姚鹓雏、胡怀琛等各有小说论著,并且试图从理论层面矫正民初小说界的不良习气,然而在古今、中西的交互冲击之下,他们却难以突破旧文学渊源的束缚,种种努力最终被"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时代强音吞没。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的文化叙事

张承志的早期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以蒙古民歌为叙事线索,高扬"为人民"的创作原则:平民文化叙事中阐述额吉人格养成的内在传统文化、生活因素,以及外在的养子文化因素;草原文化叙事中解读草原由一个简单的自然地域环境扩展成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环境,成为一个文化指向;民俗文化叙事从民歌、下夜、托梦等传承性的民俗现象解析作品人物的人性以及这个民族的生存文化思考。     

长篇小说史诗性的流变——兼论张翎的长篇新作《阵痛》

随着时代的变迁，长篇小说引以为骄傲的史诗性元素逐渐淡化和消解。摈弃了英雄主义价值取向的现代小说家们，审视、质疑、静观历史的潮变，揭示人物内心的冲突、痛苦、绝望……张翎的长篇新作《阵痛》成功地给中国当代文学以启示：在告别宏大历史叙事、告别强而硬的政治激情之后，建立在男权基础上的历史解构之后，小说应以怎样的讲述来开辟新径，来完成影像时代里自身的重新建构。     

知识分子精神的日常消解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和文化属性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今天的知识分子面临着更为复杂、多元的社会现实。李洱、孙瑜等当代作家通过小说叙事对于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普遍化的社会现实：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日常消解，成为现代社会中积郁已久的“文化病”。     

论田雁宁中篇小说的乡土主题

《田雁宁文集》中的十一个中篇小说以优美的文笔生动真切地描绘了上世纪后期大巴山新美的乡土风情。田雁宁中篇小说的一个鲜明特色是小说中的人物大多皆有生活原型,由此织入丰富的艺术想像,塑造出富有大巴山乡土特色的典型形象。其小说颇受沈从文、艾芜等老一辈乡土作家的影响,而又有着贴近当代生活的独特创造,他善于将如诗如画的巴山风物连同爱恨交织的强烈感情透进小说的字里行间和人物塑造之中,堪称当代新美的乡土风情画。     

神秘的三角洲特种兵

正在理想世界里,一个三角洲特种部队的指挥官应该像只变色龙,能随时融入人群之中,既不丑得过分,也不美得出挑,而现在已经成为一名作家的戴顿·弗里就是这样一只变色龙。弗里出过一本自传和几本惊险小说。他最著名的作品那本自传《猎杀本·拉登》,讲述了美军策划托拉博拉战役以杀死"基地组织"首脑本·拉登的来龙去脉。弗里作     

专栏主持人语

在跨文化诗学视野中,东盟华人文学的研讨,是一种跨界研究,具有特殊的美学批评形态,可以酌情采借不同文艺思想资源的理论范式进行创新尝试。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山水相连,唇齿相依,长期以来,彼此跨越边界的活动不绝如缕,因而文化、语言、习俗和族群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混杂形态。在当今全球化万花筒式加速的过程中,跨越国境或边界的人类活动形形色色,文化混杂、族裔混居、异族通婚(混血)等现象空前突出。跨国视野的移民作家"无处为家、处处为家","游走在不     

穿越小说在英美的发展历程

本文就英美穿越小说的发展脉络做了一次系统性的分析和总结,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和特点将其发展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和神话没有脱离的初期、和科技结合的中期以及和多种门类交叉的成熟期,并对每个时期的一些代表作品进行了概述,而且对该时期的穿越小说的鲜明特征也进行了归纳,该文通过对比英美两国的穿越作品,揭示了彼此间的许多共性,并对穿越小说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电影“声画配合”手法在张爱玲小说中的运用

影像与声音的配合是有声电影逼真地再现现实生活的主要手法,分为声画同步与声画对位(不同步)两种。张爱玲将电影声音与画面配合的艺术技巧巧妙地运用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既增强了小说的电影视觉效果,又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手法与叙事手段。     

王安忆小说创作观念中的“真实性”阐释

作为中国当代文坛创作风格最嬗变的作家之一,王安忆从创作伊始就对现实主义保持着极大的热情,沿袭着按照生活本来面貌反映生活的原则,她努力探寻着现实的自然原貌。在回望自己独特人生经历,书写个体生命特有体悟的过程中,她始终将"真实性"作为其小说创作的主要原则,不同于我国古代写实传统中强调的"实录",也不同于"五四"以来政治性观念映射下对生活的客观反映,王安忆崇尚的客观真实更具有西方现实主义所倡导的认识论上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