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自我与虚拟的身体——元宇宙中虚拟化身的具身性研究

在未来的元宇宙时代，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或多个化身在虚拟世界中进行社交、游戏、商业等活动，人类会有两种身体：真实的身体和虚拟的身体。这给传统的心身关系问题带来挑战：人类是否最终会离开身体的“牢笼”，以化身的形式在元宇宙中过上有意义的生活？“缸中之脑”思想实验与幻肢现象的哲学论证和经验数据表明，即使人类最终的归宿是进入虚拟世界，虚拟的身体仍然要以真实的身体为其奠基，两者之间通过技术的具身化和身体的虚拟化过程与意识主体共同生成。一方面，元宇宙技术及其重塑的社会文化、社会空间、社会关系重构了人类的知觉能力，拓展了身体的边界；另一方面，身体以化身作为新形式而走向多元化，使主体在更广阔的情境中呈现自我。     

从世界3到虚拟世界的涌现

借助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人类已经开始创建一个崭新的世界——虚拟世界。如何确定这个世界的本体论地位以及它与物理世界的关系已成为当代哲学的前沿问题之一。本文从认定虚拟世界是对波普尔意义上的世界3的超越着手，提出了一种新的实在论——计算实在论。我们主张，实在的本质是计算，而虚拟实在和物理实在则是计算本质的两种实现方式，因此虚拟世界与物理世界在本体论上具有计算对等性。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进一步论证了虚拟世界的自主性和复杂性，并从它的可理解性反过来为物理世界的可知性作出了新辩护。     

新工具与实验哲学的未来

传统哲学是一种以概念分析为中心的思辨哲学。思辨哲学"思辨"方法的局限导致了"直觉危机"的产生,引发了对"哲学承诺"的寻找和"去经验"的冲动;技术的进步有助哲学家展开经验导向的实证研究:哲学内外多股力量的合流促进了哲学实验的开展和实验哲学的诞生。实验哲学包括"基于实验的实验哲学"和"基于思辨的实验哲学"两类。运用系统的实证方法特别是"直觉探查"的新工具替代"思辨哲学工具三件套",实验哲学做出了"诺布效应"和"自由意志的时间真实性基础"等一系列重要哲学发现。实验手段是思辨方法的重要补充,有助于解决某些思辨哲学难以解决的问题,新工具引发了一场重要的哲学变革,这同时是当代哲学对认知科学挑战的一种回应。     

人工智能消费场景中的女性性别歧视

人类社会正快速步入人工智能时代,人们无时无刻不处于人工智能消费场景中。人工智能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然而,貌似客观中立的人工智能技术并未带来预想的性别平等,反而造成女性性别歧视现象丛生,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与抗议。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是人类社会的镜像,虚拟世界出现问题,病根在人类世界。因此,构建机器伦理,加强行业自律,推进人工智能立法,增强女性在人工智能行业中的话语权,让男女平等观念深入到虚拟世界与机器世界,方是根治人工智能消费场景中女性性别歧视的善治之道。     

技术的社会塑形论的三重批判维度

技术的社会塑形论实现了传统技术哲学的社会学转向,它具有三重批判维度;一、对现象学技术哲学的形而思辨的批判,强调经验描述的重要性;二、对技术决定论的技术自主思想的批判,提出技术的社会建构;三、对传统技术发展观的线性模式的批判,主张技术发展的多向模式。     

从混沌走向共生——关于虚拟世界的本质及其与现实世界之关系的思考

随着以网络技术和虚拟实在技术为基础的虚拟世界被快速地纳入到当代社会的生产体系，消费体系和文化体系之中，如何看待虚拟世界及其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成为人们高度重视的一个基本话题，本文从社会理论分析的角度出发，阐述了虚拟世界的本质及其与同实世界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秉承共生的理想将是克服目前对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关系理解上出现混沌化的一种可能选择。     

大数据技术革命为什么会发生?

<正>在进行的大数据技术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具备了如下条件:流行的思想潮流、核心的技术支持、坚实的科学基础、直接的哲学源流。从思想潮流来说,信息社会的提出,第三次浪潮的流行、信息高速公路的推动、虚拟世界的出现为大数据革命奠定了前期的思想基础;从技术前提来说,数字计算机、人工智能、互联网络和云计算等前沿技术为大数据革命奠定了核心的技术基础;从科学基础来说,数理逻辑、离散数学、系统科学和数据科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大数据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从哲学源流来说,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后现代主义和复杂性哲学已经为大数据革命奠定了良好的哲学基础。     

关系性-过程性原则的逻辑必然性

过程哲学的核心观点是将实在看作是相互关系着的过程,这一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关系性-过程性原则。过程哲学作为一种思辨哲学,必须表明自身的逻辑必然性。从思辨哲学的自明原则可以分析出关系性原则的逻辑必然性;从怀疑论的逻辑结构的解析中可阐明过程性原则的逻辑必然性。因此在过程哲学中关系性-过程性原则是重要的基本原则。     

大脑幸福机理与完善论幸福观

人类幸福观的发展历史表明,哲学的完善论幸福观起源于早期的哲学思考,成熟于心理学实验,完善于当代神经科学的研究.心理学研究揭示了幸福的心理机制,神经科学则揭示了幸福的生理机制,这促使我们从根本上认识人性、快乐与幸福的本质.人类大脑的进化本质上是通过认知和习得改变大脑的神经结构并进而改变遗传基因编码；而人类漫长的认知和习得过程,正是理性和德性积累的过程.因此,天性趋乐避苦的人类,其幸福感固然是一种主观感受,也必然是理性和德性的反映,而且这种理性和德性的成分并非完全取决于后天习得,也来自先天的遗传.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幸福机理研究为哲学关于幸福的思辨奠定了科学基础,同时也解决了道德哲学理性思辨的困境.     

人工智能技术异化风险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探析

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刻改变着生产结构和生产关系,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和人类本性亦面临有史以来最大挑战和最深刻瓦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异化逐渐导致人类社会的异化,人类社会全面进入技术人类生活形态。由此带来诸多伦理和法理挑战,可能危及人类生存,甚至终结人类。根据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理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陷入“粗俗唯物主义”窠臼,人与世间万物都被抽象化、可计算化,技术理性超越人类理性,技术开始支配人类,人工智能技术异化趋势愈加明显。这需要法哲学为相关立法提供正确指引,用法律规制和引导人工智能技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运用方式,用法的价值约束引导人性欲望,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向新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迈进。     

科技知识的地方性与全球性——走向后殖民技科学观研究

在关于科技跨文化和跨国家传播的研究中,巴萨拉模型和佩尔森的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全球西方化的实证主义科技观;后殖民科学观,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建构主义,强调地方性科技之间的永久隔阂,走向文化相对主义;当前的后殖民技科学观从全球性与地方性之间相互冲撞的关系视角去关注着全球性与地方性之间各种异质性要素的辩证冲撞与互利发展,这种视角的理论基础实际就是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     

电气化工程的社会影响及其文化意蕴

这里针对两个问题展开讨论，一个是工程的社会影响究竟有多大？从历史发展脉络中我们看到了电气化工程促进了人类社会工业化进程；加快了人类社会城市化发展；改变了人类社会农业生产方式；改善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和家庭生活质量；推动了人类社会全球化变迁；但也对生态环境造成相当程度的破坏。另一个问题是电气化工程的社会影响何以可能？通过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历史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哲学思想，我们看到了在工程中所蕴合的科技理论的逻辑性和经验性；工程运行的实用性和简单性；工程范式的历史性和转换性以度工程实践的建构性和境遇性等文化意蕴。     

波普哲学在中国的早期境遇

在中国学界译介波普哲学的早期历史研究中，存在着大量流传甚广的史实错误和似是而非的说法。本文依据文献证据，发现：第一，波普哲学进入中国始于“文革”之前而不是“文革”之后；第二，波普哲学最初进入中国学界的领域是西方哲学而不是自然辩证法；第三。波普哲学最初在中国被错归入了逻辑实证主义而非批判理性主义；第四，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有波普署名的著作并不是其科学方法论著作，而是他与马库塞合著的《革命还是改良》；第五，波普思想进入中国的进程是从政治哲学到科学哲学而不是相反。     

传播:从身体的界面到界面的身体

技术传播史发展至今,媒介技术一直在霸道地延伸着人类的某些感观功能,然而,以往的延伸无一例外都只是人身体某些感官功能的单向度延伸.虚拟实在技术所显示的以往媒介不曾有过的种种品质,让我们有理由预测,在人类发展至今的传播史上,虚拟实在技术有可能破天荒地对以往因技术对人体器官功能的片面延伸所导致的人类感观失衡担负起补偿责任,人类有可能在赛博空间通过沉浸式面对面交流而找回在场效应.     

物理主义：从方法到理论

从近代科学诞生以来,物理主义学说一直和实证主义思潮交织在一起,它们相互渗透、互为表里。在现代科学革命的巨大影响下,物理主义首先作为方法论体系独立开来,并且和逻辑实证主义思潮紧密相关。物理主义方法论在社会科学中的滥觞引发了广泛的科学主义争论。但是,随着当代认知科学的深入发展,物理主义正经历着从方法体系到本体理论的自我转换。而无论如何,科学逻辑是物理主义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核心理念。     

Radical Constructivism in Bi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issue of “objectivism vs constructivism” in two areas,bi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which areintermediate between the natural sciences suchas physics (where objectivism is dominant) andthe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s (whereconstructivism is widespread). The issues inbiology and in cognitive science are intimatelyrelated; in each of these twin areas, the “objectivism vs constructivism” issue isinterestingly and rather evenly balanced; as aresult, this issue engenders two contrastingparadigms, each of which has substantialspecific scientific content. The neo-Darwinianparadigm in biology is closely resonant withthe classical cognitivist paradigm in cognitivescience, and both of them are intrinsicallyobjectivist. The organismic paradigm inbiology,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autopoiesis,is consonant with the paradigm of “enaction” incognitive science; the latter paradigms are bothprofoundly constructivist.In cognitive science, the objectivism vsconstructivism issue is internal to thescientific field itself and reflexivity isinescapable. At this level, strong ontologicalobjectivism is self-contradictory and thereforeuntenable. Radical constructivism isself-coherent; but it also rehabilitatesa weak form of objectivism as a pragmaticallyviable alternative. In conclusion, there is aneven-handed reciprocity between “objectivist”and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s. Finally, thearticle examines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conclusion for fields other than cognitivescience: biology; physics and the naturalsciences; and the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s.     

Systems and Beliefs

Systems thinking provides insights into how ideas interact and change, and constructivism is an example of this type of systemic approach. In the 1970s constructivism emphasised 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al and scientific ideas in children. Recently constructivist ideas are applied much more generally. Here I use this approach to consider beliefs and their role in conflicts and the conditions needed for reconciliation. If we look at Reality in terms of how we construct it as a human cognitive process, we recognise two things. First, that we cannot go beyond our senses and thoughts to what exists independently of us, and second, if we construct what we know we have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This inevitably focuses our thinking on the relation we have with the physical and social world, we are a part of the universe rather than apart from i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ccept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se limits of human knowing together with our interconnectedness provide opportunities to understand conflicting positions. To resolve conflict, people with opposing viewpoints have to be prepared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That is a challenge because our own reality plays a vital role in our lives, for everything from personal survival to social support.     

科学与技术的文化主导权之争及其终结——科学、技术与技科学

20世纪80年代前,人们的共识是:科学在人类文化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从而也主导着技术,其哲学基础是科学实在论。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建构论的出现,技术逐渐取代科学,占据主导地位。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主导权之争实际上是基于不会有答案的实在论与建构论之争。从科学实践的角度,基于辩证的新本体论的技科学,则会消解这种无果之争。     

社会合理性批判的历史逻辑:从物化批判到技术批判

随着现实社会的更迭,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合理性批判的形式也不断革新,社会合理性批判的逻辑从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演变为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又更新为芬伯格的技术批判。尽管批判的对象都是技术,但是批判的策略和改革的策略却根据现实形式不断发生变化,从卢卡奇的阶级革命到马尔库塞爱欲解放和感性解放再到芬伯格的技术政治,这些批判理论都是对社会现实展开批判和改革的尝试。从另一种角度上,通过梳理社会合理性批判的历史逻辑,能够在技术的境域内更加历史地把握社会发展的脉络。     

批判实在论对社会科学方法论贡献探析

本文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三个方面探析了批判实在论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贡献。它把社会实在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分层与超验性、突现性和社会结构的能动转化性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它探讨了“认识谬误”的实质、根源和后果,从知识论、因果关系解释论和科学研究程序等方面阐述一种新的认识论。其方法贡献主要集中在回溯法、水平与垂直因果关系解释法和社会行动转化模型三个方面。它批判了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的两极张力,从五个方面克服它们各自的二分法缺陷。批判实在论方兴未艾,面对学术界的一些质疑,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