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谈什么是信息哲学与信息哲学的兴起--与弗洛里迪和刘钢先生讨论

信息哲学于20世纪80年代初到中期首先由中国学者提出并系统建立,弗洛里迪先生在20世纪末到2002年所作的相关研究并不具有建立新学科的首创性意义和价值,并且尚未达到已有相关研究的层次和高度。弗洛里迪先生提出的信息哲学研究纲领并不严谨,其中充满了种种具有逻辑矛盾的杂乱思绪和内容的随意拼凑和组合,很多内容都不具有作为“元哲学”或“第一哲学”所应有的一般抽象性,有些内容则干脆是从某些实用信息科学技术学科中直接平移过来的。信息具有一般本体存在论意义的普遍性品格,只有建立在对此普遍性品格进行本质规定基础上的信息哲学研究纲领才能成为为相关研究开辟道路的“一面旗帜”,而弗洛里迪先生的纲领并不具有这一性质。创立信息哲学的关键并不在于玩弄一些概念拼凑或领域罗列的游戏,而在于具体建构出信息哲学与其他哲学、与已有的种种实用信息科学技术相区别的自身独具的观点、理论、体系和方法。     

基于价值选择视域的技术接受模型探析

现有的技术接受模型是基于理性行为理论,将感知的有用性和易用性视为技术接受的两个决定要素,但技术接受作为一种实践,对其的分析应当深入到人的类本质的维度进行分析才能予以充分揭示。因为技术不仅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更是人类本质性的彰显。因此,需要以接受主体即人为基点,从价值选择的视域,对现有技术接受模型的理论源头、决定要素及模型演变的历程等展开进一步的哲学分析,以拓宽并充实关于技术接受的研究。     

西班牙术语研究综述

近十几年来,西班牙术语研究发展十分迅猛,术语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国际合作范围空前扩大,术语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尤其引入注目的是西班牙在术语学的部分领域实现了理论突破,成为20世纪90年代“多元术语学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支。目前,西班牙有关术语和术语学方面的研究活动频繁,研究热情高涨,术语研究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爆炸式发展的阶段,成绩斐然,值得关注。     

西班牙术语研究综述

近十几年来,西班牙术语研究发展十分迅猛,术语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国际合作范围空前扩大,术语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西班牙在术语学的部分领域实现了理论突破,成为20世纪90年代“多元术语学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支。目前,西班牙有关术语和术语学方面的研究活动频繁,研究热情高涨,术语研究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爆炸式发展的阶段,成绩斐然,值得关注。     

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管理的风险控制

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因其导向性和前瞻性、综合性和集成性、高投入和高风险性、组织管理的复杂性等特点,在项目申报、过程管理和结题验收等环节存在诸多风险,如信息不对称风险、时间节点风险、项目过程管理和经费管理风险等。各项目承担单位通过建立风险管理体系,将风险控制纳入到日常科研管理工作中,及时识别风险并控制其发生发展,对完善单位科研管理流程、确保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顺利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免疫学研究主要进展与发展探讨

本文分析了免疫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并结合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部署情况,总结了我国在免疫学研究前沿和临床免疫学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对免疫学研究发展方向、队伍组织和交流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并对我国免疫学研究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从职业伦理到科研诚信——科研不端行为的国外研究动态分析

通过文献考察发现,国外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孕育期的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的科学史记载、萌发期的科学规范与职业伦理探讨、发展期的公共政策与科研诚信分析、成熟与国际化时期寻求综合防范及全球合作等4个阶段,且每一阶段各有其认识论前提、理论视角和方法论特殊性。这既有助于我们系统把握该主题下的历史脉络及其逻辑关联,又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原料和基础。     

意大利术语学研究掠影

近50年来,意大利术语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术语学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国际合作也空前扩大,有关术语和术语学研究方面的活动十分频繁。语料库的建立和术语学字典的出版大大推动了术语标准化的进程,使得意大利术语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突破式发展的阶段。但是,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借鉴。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经费预算管理的问题与分析

经费预算管理是科技经费管理的基础。本文针对影响科技经费预算不合理的几种情况,提出了以研究任务为主导、以实际成本核算为基础、经费预算可控性的编制原则和要求,并结合经费预算在实际中的应用,提出要注意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     

近代以来的汉语术语学研究

近代以来的汉语术语学研究以改革开放为界,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研究术语规范中的实践问题,如术语翻译方法、术语定名要求。第二阶段,汉语术语学研究方向多样化,除了术语规范中的实践问题外,还有术语学基本问题、教育及学科建设问题等。在第二阶段,开始借鉴国外术语学理论,术语学教育起步,专业研究机构出现。     

论人群遗传学研究中的知情同意问题

自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展后，以人群为基础的研究成为遗传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与以往的研究不同，人群遗传学的研究对象既是个人也是群体。这些群体以集体的形式承担研究可能的风险，并分享可能的利益。人群遗传学的研究对基于个人同意的知情同意原则提出了新的问题。本文将结合人群遗传学研究的新进展，指出征求受试人群的群体同意既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也具有伦理的合理性。个人同意与群体同意不存在本质的对立。     

Connotation汉译术语刍议

connotation是语言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对其研究涉及语义学、修辞学、语用学等多个领域,已逐渐成为现代词汇语义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对其汉译术语学界却一直未能达成共识,造成了“色彩义”“附属义”“附加义”“伴随义”“陪义”等混用的局面,有碍于对connotation深入系统的研究。文章结合词汇学、语义学等相关理论,从研究单位、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三个层面对connotation的诸多汉译术语逐一进行梳理和分析,明确各术语之间的差异和共性,以规范术语使用,推进connotation的研究。     

美日基础研究成果转移政策浅析

传统认为基础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发现新现象和新规律以及创造新知识,对基础研究的传统评价主要是看其学术价值。而美国和日本越来越重视基础研究的社会经济价值,基础研究也越来越成为科学技术和产业创新的直接推动力。本文对美国和日本基础研究及成果转移政策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并对我国的基础研究相关政策制定提出了几点建议。     

"公众评议"之于科学研究的功能

近年来,公众对于科学研究领域所存在的不良现象的评议越来越多;作为一种新的评议方式,“公众评议”不仅有利于监督科学研究的“价值”;也有助于澄清科学研究的“事实”;“公众评议”还有益于改进科学研究的“治理机制”。“公众评议”并不具有最终的裁决权,甚至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但是,总体上看,它对于促进转型期科学研究中的“同行评议”等科研评审机制的完善以及增强科学研究领域的“自主性”等都能起到积极的功能。     

关于中国古代玻璃研究的几个问题

化学成分体系的确定是中国古代玻璃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采用外束质子激发X射线荧光（PIXE）、感应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ICP—AES）等技术对中国古代玻璃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并结合国内外其他学者对古代玻璃研究的现有成果，从科技研究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玻璃（主要是东汉以前）研究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指出：应加强对西周到战国时期中国出土的釉砂、玻砂、镶嵌玻璃珠（含陶胎镶嵌玻璃珠），以及伴随古代玻璃同时出土的绿松石等文物的科技研究，并结合对中国古代陶瓷和冶金技术的研究，以进一步探索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     

加强高校基础研究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基于清华百年基础研究的思考

清华大学已走过百年历程,基础研究作为学校科研工作重要部分,百年来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通过对比研究清华大学与国家的基础研究发展状况,深入分析清华大学基础研究发展模式,说明在新的百年起点上,基础研究需坚持已有的支持模式,同时继续鼓励创新,实施人才战略,营造宽松环境,以期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项目网络”：促进协同创新的重要平台——以973计划“心脑血管研究项目网络”为例

近年来，促进国家科技计划项目间的合作与交流，更加充分地发挥科技创新要素的协同作用，一直受到科技界的广泛关注，也是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973计划“心脑血管研究项目网络”的发展背景及主要做法的总结，对发挥“项目网络”的作用，促进协同创新平台建设问题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科研资助机构的开放获取政策——基于国外实践的分析

本文分析了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数据实现开放获取的重要意义,指出推动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数据实现开放获取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在分析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英国研究理事会等国外科研资助机构开放获取政策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科研资助机构制定开放获取政策的几点经验和启示。     

研究范式之争及其对研究工作的启示

鉴于我国研究领域存在的有关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范式上的争论,本文将根据近年西方英语文献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及论述,阐述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特点及各自的优势与缺陷,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探讨范式之争的性质,最后提出范式之争对具体研究工作的启示.     

对负责任创新“反思”维度的再思考

作为负责任创新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反思"研究停留在抽象的、普遍原则的描述阶段,特别是对"reflexivity"与"reflection"的混用,给负责任创新实践中创新主体如何践行"反思"行为带来了困惑。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一个启发式框架。明确反身性反思(reflexivity)与反映性反思(reflection)的不同,突出反身性反思在培养创新者认知风险的不确定性,以及提高反思性治理能力中的作用。同时基于"反思"对情境的敏感性,厘清了独处、产品设计、创新的社会治理、国际间跨文化合作等四种类型的反思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