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东亚数学编史问题

分析东亚民族主义产生的背景与东亚民族主义史学观的历史根源,论述民族主义史学观支配下东亚数学国别史编纂的研究取向及其影响。认为,这些国别史都是从民族本位出发,强调本国数学的独立性与主体性,重视本民族数学的独特性与数学成就上的差别,而轻忽东亚数学的整体性与同质性。以西方数学作为参照标准,较强的辉格史倾向在为民族科学文化先进性进行辩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重视数学史内史研究而忽视外史研究的研究范式也为其所需要。欲消除民族主义数学史观的消极影响,就应该树立“东亚数学一体化”的观点,超越民族,从儒家文化、汉字文化的整体视角来审视东亚数学,并且对东亚数学持连续发展的观点。只有把中国、日本与韩国(还包括越南)数学作为一个整体考察,才有可能全面认识东亚数学思想、数学精神与数学知识体系。     

直觉：技术人工物二重性“难问题”的新方案

技术人工物二重性及其产生的"难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本文尝试将直觉作为解决问题的新方案。首先讨论"经验转向"中"经验"的本真含义,发现其既包括外部经验又包括内部经验,而这种内部经验在技术实践中就表现为直觉。然后,从对"难问题"的历史考察中发现,对于结构-功能之间的本体论标准已经开始转变,这就为直觉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并由此转入直觉如何将技术人工物纳入到实践层面中的讨论,即把直觉作为默会知识来进行研究,通过形成"实践感"在主体与技术人工物之间建立联系,来表明直觉可以作为技术实践的基础。     

布劳威尔数学哲学思想中的后现代萌芽及其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

虽然直觉主义仍然建立在试图消除威胁数学一致性的悖论的努力之上，但布劳威尔对逻辑主义的解构，对数学中非语言存在的强调，以及对数学创造性本质的描绘，均显露出某种超越现代性的思想特质，并对维特根斯坦的数学哲学观点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哥白尼革命"的另一种解读--从数学哲学的角度看

哥白尼革命和数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评介了库恩对哥白尼革命根源和性质的"纯数学解释".由于纯数学是由数学哲学思想决定和规划,所以,理解哥白尼革命有必要开启数学哲学的视野.在伯特思想的启发下,从数学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哥白尼革命的根源以及性质,提出了与库恩有本质不同的观点,为理解近代科学的数学性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哲学专家直觉跨领域差异研究

实验哲学研究发现,受过专业训练的哲学学者对于思想实验的直觉和普通人一样,也会受到诸多与理性判断无关的因素的影响。鉴于直觉在哲学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哲学学者直觉的多样性和敏感性无疑为传统哲学方法论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然而,通过考察以哲学学者作为被试的研究可以发现,哲学学者的专家直觉优势可能存在领域差异:在道德哲学领域,专家直觉的优势不明显;而在另外一些哲学领域,如知识论,专家直觉似乎比大众直觉更为可靠。同时,从反思相关性、认知过程以及领域特征三个角度对此进行分析,能进一步揭示直觉跨领域差异的深层机制。实验哲学研究者应充分认识到这一差异,在考虑专家直觉优越性等问题时,对直觉做出更为细致的划分。     

从《诗经》到《生活的艺术》:中国古、近代休闲思想探析

中国传统文化有看独特而丰富的体闲思想内涵，主要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按照历史的逻辑和文化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从先泰文化、魏晋六朝的隐逸文化、唐宋文化、明清休闲小品文和近代文人闲适文化的休闲思想中，看到休闲的本质。     

“真”是否有本质——基于真理符合论与紧缩论的比较

传统意义上的真之符合论把"真"理解为思想与世界的关系,强调"真"的属性与作用;真之紧缩论则以真的透明性为直觉,涵盖了包括弗雷格紧缩思想、冗余论、代语句理论和极小主义理论在内的几种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思想认为真谓词仅仅起着逻辑句法作用,它的出现不能给语句增添任何实体属性。于是,"真是否有本质"成为符合论与紧缩论争论的焦点,这一争论也成为区分不同真之理论的新标准。     

有限算术知识的结构主义解释

贝纳塞拉夫指出我们在说明数学真理上会面临一个两难困境:我们无法在认为数学真是关于独立于我们的抽象的数学事实的前提下,同时拥有一个关于如何认识到这些事实的合理说明。贝纳塞拉夫向传统的数学知识观点提出了挑战。通过采纳一种数学的结构主义,本文给出了一种认识论说明,表明我们可以拥有算术知识。该说明包含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模式识别表明我们持有的结构概念和物理世界的因果联系,第二部分则试图表明我们如何可以先验地获得关于数的结构的知识。最后,本文论证这一说明至少是一个合理的说明我们能够拥有有限算术知识的解释。     

论萨普对科学理论句法观的误解

通常将萨普的表述作为对科学理论句法观的标准理解,但对比卡尔纳普的原始表述,表明萨普的表述中存在诸多误解:一是认为句法观仅限于以一阶语言来重构科学理论,未指出句法观已将类型论与数学都囊括于其基本演算中;二是未指明"经验定律"就是重构后的科学理论"公理系统"中的"定理";三是对观察子演算及其形式语义的引入,误解了卡尔纳普在句法观中提出的经验语义解释及模型概念的本义。     

建部贤弘的数学认识论--论《大成算经》中的"三要"

“象形”、“满干”和“数”,是日本江户时代数学家建部贤弘在《大成算经》中所讨论的三个范畴 ,也是该书的纲纪 ,谓之“三要”。这些范畴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术数 ,语言晦涩 ,一直为日本数学史界所忽视。文章从中国数学文化传统出发 ,重新解读这些文字 ,提出一些全新的观点。认为在汉字文化圈数学家中 ,建部贤弘在中国象数学文化背景下 ,首次系统地阐述了数学科学的本质 ,讨论了数学研究对象及其存在性问题 ,并已接触到数学变量的讨论 ,同时对实数系给出了一种分类。其“三要”数理观是汉字文化圈数学认识论的突出反映 ,具有数学哲学意义。     

意识的统一性何以可能?

"意识的统一性"是当代认知哲学和脑科学中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但不可否认它是理解意识现象的关键。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对割裂脑病人的研究,发现了意识统一性的反例,对意识本质上具有一致性通道的主张产生了质疑。由于大脑模块间的知觉内容不一,且涉及不同模块性的视觉和触觉经验需要不同类型的表征内容,认知科学家赫尔利从副现象论对统一意识观点做了修正,试图通过意识的局部统一性建立物理主义框架下的意识统一性论题。然而,从认知哲学的视角看,无论是统一性论题的反例,还是副现象论的修正,都不足以驳倒意识的统一性论题,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直觉上感觉意识是整体感知世界的,但这种直觉还缺乏确凿的经验证据支持。     

直觉作为证据的合理性与限度

当代分析哲学普遍使用的概念分析、思想实验和反思平衡等论证方法最终都诉诸直觉作为证据。近年来,蓬勃兴起的实验哲学追问并反思直觉的合理性及其限度。在直觉问题上,证据论和取消论是当前最为流行的两种立场。两者虽不乏洞见,但都因过于保守或太过激进而有失偏颇。笔者认为,一种值得提倡的观点是直觉的限定论。这种立场既能捍卫直觉作为证据的合理性,又能提供直觉合法使用的边界。     

科学仪器哲学:基于文献的考察

传统科学哲学脱离科学实践,而后现代科学哲学又陷入相对主义时,近年来兴起的科学仪器哲学则凸显了科学仪器在理解科学并解决科学哲学问题中的价值。本文课题组在收集大量文献后,基本摸清了科学仪器哲学的缘起、思想性质和理论价值。科学仪器哲学在本质上就是从仪器角度来理解科学思想:科学仪器不仅仅是外在的工具,还是科学思想的器物形态;科学思想不仅仅是科学理论及其实践活动,还是科学命题、科学仪器和科学活动的三位一体;科学哲学不仅仅是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还是科学语言与科学器物的统一。     

自然主义视野中的“直觉问题”

对直觉(Intuition)的关注一直是西方哲学的重要维度,传统观点把直觉看作知识的重要基础和评判标准,直觉方法更被看作是哲学特有的优先方法。但是"直觉是什么?直觉是否具有证据意义?以直觉为方法的传统哲学是否合理?"三个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它们构成了当前哲学界尤其是知识论领域直觉探讨的焦点。基于当前自然主义与传统直觉辩护者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论,论文认为传统直觉观点的核心问题是过分解读直觉的可信赖性,而过强的自然主义则威胁到了哲学的自主性和权威性。主张采用一种"最低限度的"自然主义来维系二者之间的张力,从而尝试为哲学提供经验的基础,同时丰富哲学论证的方式。     

作为形式-建构-模型的数学——关于数学研究对象的一个新阐释

探索数学本质新的构成可能性是从结构、模式、形式系统等新的数学思想的产生开始的。由于数学的研究对象是随着数学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演变的,随着数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特征和范式转换,数学被赋予越来越深刻和丰富的内涵和意义。本文用"形式-建构-模型"的观点来发展并扩大关于"模式"和"形式结构"的概念。     

科学的维度及其广义语境解释模型

科学是一个多维度的有机整机，从发生学的视角看，它具有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语言的认知的维度，从语境论的观点看，一种维度就是一种语境,科学是相应的社会语境，历史语境，文化语境，语言语境和认知语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本文运用语境分析方法，分析了科学的维度，并给出了广义语境的解释模型。     

Goedel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

Goedel被看作维也纳学派共同体成员，生前从未发表过批判断逻辑实证主义的文字，但新近出版的《Goedel全集》第三卷中公布的一些资料使我们了解到他与维也纳学派观点的重大分歧。本文对Goedel的三篇手稿，特别是《数学是语言的句法吗？》一文中的观点以及他本人的论证进行分析，指出Goedel虽未提供令他自己满意的对于数学基础中的语言约定论的批判，但却指出了这种理论的内在矛盾，并提供了有力的论证。     

《算经十书》序中数学的起源和功用论

中算家认为数学知识源于生产实践，由“圣人则之”，即庖牺画八卦；为合六爻，作九九；后又有黄帝、隶首等人继续推广和发展，其中刘徽指出“隶首作数，其祥未闻”。数学的功用具有三个分层递进式的认识：（1）用于解决生活和生产实践问题“算在六艺”，而且包括一贯的“观象授时”国家行为；（2）理解世界的途径和研究数学的目的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3）刘徽为数学而数学“以阐世术之美”观点。该阶段的数学思想更多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     

人类对于随机性认识的四个阶段

文章从数学史的角度考查和梳理人们对随机现象漫长曲折的认识过程，结合人类数学知识的发展进程首次将人们对于随机性的认识分为四个阶段，总结各阶段人们的主要观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指出人类对随机性认识螺旋上升、对随机现象数学研究逐步深入的本质根源是随机性与确定性的深刻联系；对确定性和随机性关系的探索既是科学不断进步的原因又随着科学进步而日益深入。     

技术的哲学本质

本文从技术作为人的在世方式出发去把握其哲学本质,分别从存有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去探究.从现象学存有论观点去揭示技术作为人的在世方式的形而上学本质和地位.从认识论层面上表明技术发明实际上也是一种发现的活动.从方法论层面着重探讨技术之作为人的器官的投射.